围绕着这样两大问题：对于2010年的“用工荒”您作何解读？从现实来看，您认为有哪些措施可有效解决目前的“用工荒”难题？四位企业界管理者（以受访先后为序），结合自己所了解的实际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也许可以在对比中了解事实、反思现实。    主持人：对于2010年的“用工荒”，结合您的了解，您作何解读？
    用工荒是谁荒？
    笛清先生：
    前不久，正好一个朋友围绕“用工荒”对沿海地区进行了一次调研，发现珠三角一些大的加工制造企业用人比较多，确实招工难。我个人针对内地的陕西、贵州等地调研也发现，同类型工种对于这些地区务工者的吸引力也确实大幅下降。
    当然，也有不少无良企业养成了大进大出的用工习惯，如珠三角的一些加工企业，因为订单不稳，在订单多时大肆招人，订单减少又大量裁员，金融危机期间掀起裁员潮，金融危机之后订单增加，但他们没有料到人难找了。而且他们乐于大量使用实习生，和一些无良职业院校合作，借此逃避保险支付、裁员赔偿等义务。因此，这种典型商人模式经营的企业基本都遭遇了用工荒。
    就我们企业（国企性质）而言，学历、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流失率并不高，应聘者并不缺。我们每年新增应届大学生占员工总数不足1%，以09年的技术人员招聘为例，我们原计划招聘80人左右，结果收到的简历近4万份，分10个考场安排几千人笔试，后来近600人进入一面，最终录取50多人。
    而学历、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岗位，如话务员、营业员、安装和修理人员等，因为福利待遇等各方面都有保障，所以求职者还是愿意选择我们企业的。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非本地人，很难有归属感，与“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相比较，他们更愿意直接拿到钱，因此人员流动性还是相对较大，约在30%，招工需求还是有。
    张明辉先生：
    早在2005年，我曾工作过的一家家纺企业就遇到过用工荒。因为此前只需在工厂门口贴上招工启事，企业缺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那一年这个办法却不管用，于是我们到公交车上做电视广告、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停上一辆贴有招工信息的面包车、给介绍亲友来厂的工人介绍费，以此想办法吸引人来。2006年之后，用工荒依然是缺车工，而车工的数量直接关系到产量。
    但那时总体形势还没有现在这样严峻，主要还是通过在本地寻找解决工人来源。而且，当时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及现在，以当时所缺的缝纫女工为例，其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有时甚至到晚上12点，所以劳动时间很长。但当时人们还普遍认为外出打工辛苦天经地义，因为加班就有加班费，付出多也是自然的事，打工挣钱总比在家挣钱要多，没有各种福利补贴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
    2010年的用工荒，主要还是缺少普工（操作工），也包括一些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岗位，如质检工、机修工、叉车工、电工。企业采取多种办法试图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前往工人输出较多的地区招工，还是与各地的职业学校、就业局、职介所、劳动力市场联系，效果都并不非常理想，从询问、面试、体检到最终进入岗位，工人数量都有限，而有的学校和职介所接待之初便没有往年积极，称当地有不少工业园的用工缺口都未能解决。
    卞志新先生——对于用工荒这个概念，就我本人而言，注意到的时间是2009年8月份，因为恰逢我们企业的生产步入旺季，在准备为旺季生产储备人员之际，却发现技术层面要求较低的普工没有像往年那样容易招到。而对于很多珠三角的其他企业，因为那里的出口型企业较为密集，且大多在稍后一段时间内突然拿到了很多订单，所以所谓的“用工荒”大概是在此后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发生的。
    从格局看，用工荒在不同企业和区域中的表现会有差异。具体从区域范围来看，长三角用工荒的情况比珠三角要稍好；从企业来讲，用工的淡季和旺季、需求的工人层级高低等因素，会使得用工荒的实际情况差异很大。比如我们深圳和上海两地的工厂，用工荒发生的时间前者比后者早两个月。而技术层级较低的与层级较高的工人相比，因为待遇、雇佣关系等差异，前者流动性要大很多，招工难度自然更大，用工荒其实也是有一些内在规律的，这只是我的一些粗浅认识。
    储静女士：
    2005年我在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做招聘，相比现在缺少技术工人，那时就是缺很普通、很基层一线工人。因此，05年我便对“用工荒”深有体会。当时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招聘宣传，包括在电视、公交车上做广告宣传，以及内部推荐等。招聘中倒是感受到大学生还是很充裕的，而一线技术工人比较难招，尤其是成熟的技术工人。
    和往年不同的是，2010年的“用工荒”存在刚性的人员不足，就是流动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两地的人员流动，往年主要受薪酬影响，哪里的企业薪酬高就前往哪里打工，但2010年的人口流动主要不是两地之间，而是两地之外吸收了不少流动人口。
    用工荒因何荒？
    笛清先生：
    其实，对于用工荒问题，我们几个同行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开始，就曾专门为此组成小组交流过。这个现象背后的因素很复杂，涉及经济（如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如人民币升值）、企业（用人留人、转型升级）等因素。
    现在来看其具体原因，从企业的外部因素看，珠三角很多企业以外贸为主，能获得的市场毛利润已低于3-5%，而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人工成本难以降下来。所以，提高利润和降低人工成本的空间有限，增加工人工资、福利等都难实现。尽管与当地同工种的工资比较会高出几百元，但算上吃住开销、厂区偏僻、工作环境恶劣等因素，吸引力不够，外出务工者一般不愿前往。从企业的内部因素来看，存在缺工的岗位对人员的技术要求普遍很低，主要看中认真负责，也基本无需特别培训就能胜任，所以企业对这类岗位的工人进行培训、加薪等动力不足，留人无力。
    而从员工的角度看，以其中的农民工群体为例，以前企业会因为农民工年龄大了不愿意接受，现在很多企业的一线岗位，则是并不愿意接收25岁以内的年轻人。他们中不少是80后，相对60、70后是农民工第二代。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工作主要是为了挣钱养家，因为肩负对家庭的责任，所以为了更多更快地挣钱，他们可以加班加点甚至连轴转，工作勤奋、舍得吃苦、忍耐力强。与之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责任心、吃苦精神都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加班/倒夜班、流动性大，容易以法律维权为由滋事。这都和他们的成长环境、生活现状相关，有的孩子出来找工作甚至带好了钱足够安置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急于找活，遇到不满意的工作立即走人也常有，为此，企业自然有风险。
    张明辉先生：
    先不考虑大的环境因素，就我观察到的部分企业，用工荒主要是因为工厂搬迁所致。比如，某企业从杭州市区迁至相对偏僻的经济开发区，此地已有不少搬迁而来的市属重点企业，吸纳了不少郊区本地的就业人口，对于居住在杭州市的工人，他们还安排班车接送。相比较之下，该企业对郊区本地和杭州市就业人员的吸引难以突出。此外，该企业自建立以来一直快速发展，所以用工需求也相应增加，加之人员流动，招工需求一直存在。
    为此，该企业前往四川、安徽、陕西等地招工，但也并不圆满，如在安徽某地级市，招到的人并不多。对当地人而言，除浙江企业之外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包括广东和当地二三线城市。有的广东企业甚至提前到大年初四就前来招工，人数足够一车装下便立即送往公司，因为担心报名者改变主意。也有人觉得外出打工月工资不过高出100-200元/月，若算上高于本地的生活成本，还不如留在二三线城市工作。
    所以，现实的社会生活成本上升，淹没了工人薪资的上涨，而企业受产业链层级限制，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无法给出更高的工资。加之这些岗位的劳动环境并不太好，工人不仅自己愿意选择干净体面、工作内容轻松的工作，他们的父母也不希望孩子吃苦，觉得孩子好歹读了职业学校，劳动环境怎么能像自己当年那样恶劣？而工作条件往往受生产产品的限制，比如在电子厂做工，显然比化工厂做工条件要舒适得多，前者夏天有空调，工作时不需要戴劳动防护用品。
    相比往年，总体感受是用工缺口进一步拉大，这要追溯到国家发展西部的政策和投入，以及金融危机后沿海企业订单增加，二者一方面使得出来务工的人员绝对数量减少，一方面使得企业用工的需求数量上升，于是用工缺口拉大。
  卞志新先生：
    珠三角地区的工人来源主要是中国的中南和西南的劳务输出大省，而恰好这些省份因当地ZF应对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比如当地采用的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和就业分流等，加上时间上临近年底而使得外出务工的人数大大下降，务工人员面对因经济回暖、企业订单增加所发出的用工召唤时，他们需要权衡诸多自身条件，如工资、开工期限、租房及往返费用等（在2009年那个时段，很多工作机会是短期的，企业主无法给予任何长期承诺），在比较了个人的投入产出比后，他们多半采取观望态度，希望过了2010年春节后，局势逐渐明朗时，再做决定。
    这些因素的混合发酵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年底用工荒现象雪上加霜。而长三角的上海、江浙等发达城市，劳动力大多来自于邻近的苏北、安徽等地域，在劳动力的供给上稍好于珠三角地区；再则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同一些专家学者所持有的研究观点一样，劳动力工作聚集地区的人文环境、ZF的管理力度（诸如担当性、规范用工、劳动保障甚至城市治安）等因素，加之沿海某些大型企业为解决“用工荒”问题而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将工厂直接建在那些劳动力输出的省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