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侵害公众环境的各类行为主体，都应当按照皮古的传统严肃处理，严格执法，该罚税的罚税，该停产的停产，该吊销营业执照的就应当吊销营业执照，该判刑的就应当判刑，丝毫也不应当心慈手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好我伴的地球村。
【前面说了，当你这么做时，你是否想过：你这样做的根据到底是什么？你的做法是否达到了双方都认可的最佳点？现实中我们不难观察到：政府行为没有不被扭曲的，甚至高度畸形且难以收拾（比如目前令政府非常头痛的“电煤价格”问题）。因此不要动不动就拿起“政府强制”的大棒。】
第四，科斯的理论不利于人权保护。《社会成本问题》中引用的几十个案例，大部分是牵涉到人权保护问题的。如牧者的牛群践踏了耕者麦苗，化工厂的烟尘污染居民的住宅，钢铁厂的污水毒死了农民的水产品，工厂的噪音妨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机场噪音搞得附近的居民无法入睡，等等。理当给侵权者以法律制裁。而《社会成本问题》却变着法子、绕着弯子予以反对。不管科斯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不利于全世界的人权保护事业。
【这又体现了对科斯理论的无知。恰恰相反，它最体现出人性，因为它主张通过当事双方的协商来决定问题，而不是通过某种脱离当事双方利益的机构来解决问题。而最没人性的恰恰是某些政府行为，比如收排污税，污染受害者很难从政府这种税收中获得应得的补偿，但一旦收税，则企业就有权排污了，受害者就不能对企业行为提出反对（反对也无用）。因此这个税实际上反而使受污染者所遭受的危害合法化固定化了。】
(五)《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
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章《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令人奇怪的是，像皮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竟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3］(P118)
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样的论文居然会比皮古的理论更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第一，如果说皮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的话，那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表述方面”更“缺乏明确性”。
皮古的办法不好，那么什么办法好呢?权利界定很重要，那么如果界定权利呢?经济学的方法要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这些，在《社会成本问题》里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这篇有十二万五千字符的《社会成本问题》连什么叫“社会成本”也未做任何解释。既然如此地不明确，就更“不会有明显的错误”了。
《企业的性质》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也很明确，却不能成功，躺在图书馆里几十年而无人问津，后来还是因为《社会成本问题》出了名，才带来了科斯的出名，也才带动了《企业的性质》的出名。如果没有《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至今恐怕也不知道有《企业的性质》这样一篇论文存在。
或许，正如井蛙四郎所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2］(P29)
第二，如果说“不明确的……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也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之一。
《社会成本问题》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话，无论权利怎样界定都没有关系；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就十分重要。”然而，这些被奉为“科斯定理”的名言，其实完全是一段废话。这就像“如果人不需要吃饭的话，农业生产搞不搞都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不吃饭，所以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段话一样，是绝对真理，也是绝对的废话。谁不知道“搞好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呢?难道“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样的常识也是什么定理吗?
【不理解别人的意思就说是废话！这是何等的自大！科斯的权利界定，自有他独特的意义与用处，谁都知道要明晰权利，但用它来达到什么目的，又是各不相同的。科斯的用处，就是拿明晰了的权利去实现交易，那么，别人（李先生等）又准备拿“明晰权利”去干什么呢？】
那么，什么话才不是废话呢?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话才不是废话，即使是说错了，也不是废话。然而，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理论恰恰容易犯错误，所以，也就难以成功。所以，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就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权利，以免犯错误，以免不成功。
第三，“科斯定理”成功的条件。
世界上的废话多如牛毛，为何偏偏是“科斯定理”这样的废话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看来,绝对没有错误的废话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二是要多重复。佛教里面有一句“掩扒尼唛里訇”的话，完全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然而却魅力无穷。原因就是佛祖老在那里神秘地重复它。
“科斯定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除了“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因为它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斯让它在一大推经济案件组成的云山雾海中反复穿插，从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二是有些人老在那里重复它。
第四，科斯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一个历史趋势。
二战前，世界处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政治经济学就很流行。二战以后，世界已经从政治革命的时代向法治时代全面过渡。初步建成了法治的国家法治进一步完善，没有建成法治的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法治。因此，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这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向法律经济学过渡了。《社会成本问题》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能走运流行的原因。
【这种笼统的“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是“正确的废话”！这种“正确的废话”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理论者那里是经常见到的。但是，从这种废话中我们看到“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了吗？它告诉了我们它们如何结合了吗？科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国家行为（包括法律行为）的有限边界，而这些“正确的废话”却常常将国家行为看作是无限无穷的，当事人个人则是可有可无，毫无发言权的，这种沿习几千年传统意识观念的观念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讲来讲去，李先生等某些人仍然将“政府办企业”看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是无效的，也是有害的，任何国家及国家所代表的公众，都不愿意被这种“政府办企业”所拖累。政府办企业未尝不可，但决不能把它升格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格局上面去，政府办企业办得则办，办不得则掉开，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于个人来说最通常的这种常识，难道国家就不明白吗？不要被什么“主义”搞蒙了自己的常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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