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前沿网站

1黄平:前一段时间，我在社会学的会议上说过批评的话，我们对未来不能太乐观。我自己一直是从问题着手，甚至比较悲观。虽然未来并不乐观，但回过头来看前30年，我今天还要再把我说过的一句话重复一下，我不说资源少了等等的限制，这些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超过10亿人口的规模，连续接近30年保持9％以上的GDP 增长，差不多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1亿多人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乱、起义、暴动、革命和战争，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扩张和侵略，把这几大因素加在一块儿，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做到的。”我这句话可能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当然，正像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腐败、银行的坏帐、呆帐、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等等。关于中国下一步的道路怎么走？中央提出，走全面发展的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当然这个“和谐”，第一个讲的是民主法制，第二个讲的是公平正义。 对于未来的中国，大致存在几个制约。第一，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这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虽然走了30年，但直到今天，基础仍然很薄弱，还得再保持30年经济高增长，整个社会才能进入小康。那么，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分析，中国到底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势头？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第三，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等，能否提供一个支持这种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环境，使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社会公正也好，都有一个可测量的前提。第四，外部环境能否支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整个外部环境、包括全球环境，能否为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按我们自个的说法是“和谐发展”）继续提供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更多地是看国内问题，讨论的东西也很实在：贫困、就业、流动人口、住房、养老，等等。但实际上，外部环境对我们很重要。所以，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一员的背景下，考虑中国问题，将考验我们整个的精英阶层（包括媒体精英、经济精英等）和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社会上对整体利益的共识，没有危机意识的提升，今后的挑战会很严峻。虽然存在这五个制约，但总的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比较大，内部自我平衡、自我互补的能力比较强，有回旋的余地。不像一些小的国家，一旦遇到一个大的问题，一下子就会垮掉。 2.刘世定：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走了这么多年，过程中有一些关键的坎，虽然碰到了很多问题，但到今天这些坎已经基本走过去了。比如，经济领域中的产权问题，虽然现在仍然遗留着很多的问题，但我觉得最难过的那段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进一步的变迁中，还有几个基本的关口还没有过，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只要到各地去一看，都在进行非常急速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化，比如东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这样急剧地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化，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没有出现过。上千万人的城市在中国会有很多，甚至上亿人聚集的城市人口带也会出现。这种超大规模的城市社会，究竟会带来什么问题？现在说不好，至少心里没有底。这里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也说不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现在的很多问题由于把它分散在农村，比如贫富差距，因此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但一旦聚集在城市，由于城市的信息传递快，极容易引发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这些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个我们还说不好。类似这样的基本的治理理念和问题还有待出现。第三个问题，也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所谓政府治理结构问题。在政府治理中，实际上有两个基本成本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外部成本，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讲得已经很多，就是一个政策最后会给人们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越是接近于一致赞同的决策，外部成本越低；越是少数人决策，外部成本越高，这是一个递减的曲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似乎是好的。但这里有个决策成本，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决策成本恰恰是递增的，越是接近于一致赞同，需要更多人的参与，那么决策成本相对就会比较高；越是少数人决策，成本会越低。这两者之间怎么权衡？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坎也没有过去：政府治理结构究竟怎么调整，这种调整又要适应上国际上民主化这种大的合法性机制的背景，同时也要适应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这种要求。 第四个问题，是金融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基本上还是以银行组织为主，这些银行又以国家银行为主。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 ，被要求金融开放，因此国外金融资本正在越来越多地进来。但是我们的民族金融资本基本上没有发育，或发育极低。由于金融是控制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国外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既会产生未来经济调控的问题，也会产生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你是压制民族金融资本，国家金融资本和国外资本又形成某种协调，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未来进一步的一些问题，例如社会保障体系，这套体系实际是和金融体系联在一起的，这套制度如何度过？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坎也没有过去。当然，现在已经开始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造，并且上市。我想，在中国，民间的金融资本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这块，或者这块很弱，最后会导致什么后果？总的说，金融这个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走过去。 第五个问题，中国越来越国际化，这就涉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认同。现在我看，人家是满怀狐疑地看着中国人。如果这种认同的走向失去我们的控制，或者说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有很大差别，那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这块也还是说不好。因为我们原来的开放，是把别人放进来；而现在越来越多地是我们“走出去”。这到底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反 3.杨学军：关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关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学者和专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至少社会学界是这样的。值得关注的是，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环境问题等等，强调公正、公平，强调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同步，这已经不仅体现在专家建言和社会舆论上，而且中央政府及一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体现了新的理念；取消农业税，加大基础教育，构建社保体制，政策上也有所反映。问题在于，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比较清晰，社会公正、公平，指的是什么？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回事，是相联系的体系？主要政策是否按照这样的理念，有规划地开始乃至加快调整，秩序正确吗，有阻力吗，阻力在哪里？任何重大战略与政策的调整，都会涉及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原有获利的集团，会有怎样的反应，影响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孙立平兄的《断裂》和《失衡》两本书，在社会学界、甚至社会上有相当影响。我买了，读了，觉得它们对27年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概括总结的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断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失衡。我想，至少国内社会学界反对这种提法的，不多。那么，如何弥补断裂，如何求得平衡，我们的政府要做什么，社会要做什么，政府与社会如何博弈与互动，这正是值得我们这个会议关注的。 4.邱则奇：我要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适应能力问题。我把今天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不同步的现象，叫做“快马拉慢车”。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确发展得非常快：13亿人口的国家，GDP 连续年增长9％，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而且，这些巨大变化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情况下取得的。　　黄平的判断基本上想强调，我们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是一个人类的奇迹。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文的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失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GDP 指数的增长和老百姓基本生活状况改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失衡，这是我们在未来5—10年内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二，是政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东西之间明显的差距，中国经济发展这架快车拉着一个不平衡的车在快速奔跑的时候，差距非常大。东部地区经过乡镇企业改制，老百姓已经基本了解政府做了哪些事情。但在中西部，地方政府还不知道政府的限度在什么地方。 第三，也就是刚才黄平讲到的2亿人的问题。在过去近30年中，差不多有2亿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人口。但是如果我们到珠三角去看一看，就会清楚发现，转移到城市中的这批人基本属于城市中的底层，在城市中属于劳动阶层，而且事实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珠三角地区，这种边缘化的状态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这些人将来成了城市发展的主力军，那又会产生一个“快马拉慢车”的问题。第四，是教育问题。这也是由“快马拉慢车”造成的。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的教育在急剧地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依然非常落后。 5.戴建中：不管怎么样，经济学在这方面远比社会学成熟。所以我同意默顿的一个说法：“现在是哥白尼时代，到不了伽利略时代，更不要说牛顿了”。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黄平兄、世定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未到会的李培林，他们都是多多少少有点经济学背景。总的来说，这一派和国内主流经济学的乐观看法相接近。世定说，我们已经过了几个大坎。这总归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说法，和经济学差不多。而另一派以孙立平为代表。他认为，不是这个坎已经过了，而是这个坎越来越深了。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断裂”。我个人同意立平的话。有人说30年改革，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那我说，计划经济的17年，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点要承认。所以我说，现在产权调整等等都没有关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整，但一旦真正遇到资源或者产能过剩造成的问题，那就真的很难解决了。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樊纲就坚决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要靠廉价劳动力，不能过高地提出对工资的保护。而社会学就说，你就要保唐钧：因为“十一五”规划的出台，所以最近讨论未来5年、10年问题的会特别多，我也参加了几个。包括我在内不少人感觉到，“十一五”规划已经把中国人能够找到的与国际惯例沟通的好词都用上了，而且超出了这个范围。比如，人家还没讲“和谐世界”，我们就已经开始讲了。但真正说到今后5—10年我们会怎么样，我是属于不乐观派。我们是搞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政策的，如果你从所有的社会政策来分析，几乎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起码有80％是在讲这些好词之前制定的，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从开始讲好词到现在，虽然时间还不长但也已经有了一段了，不过这些好词大多停留在文字上还没有真正化为行动，甚至在思想上也不一定真正统一。护这个，你不保护，他已经快到我在会上讲了一句，现在可能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学了经济学，不管是怎么学的，都至少懂得一点。但是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懂社会学的，也许是他们觉得不需要。与此相对，最近几十年，在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却已经有人开始研究社会学问题了，不管它怎么研究，研究得怎样。而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不屑于社会学的。从国内现有的情况看，所有的学科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视角、一个立场，都用很早的古典社会学、或用最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看中国。这样，问题就很大了。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有一种讲法，他们是改革派。社会学界指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是不成功的，但这样的结论不为政府认可，受到温家宝批评。 我再讲讲贫困的问题。其实，通常人们关注的贫困是自己身边的贫困，而并不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后者对一般人是不大明确的东西。从政策上来讲，我们要讲的是个人可比较的差距，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每个人的民生上，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生活在改善，起码是要让绝大多数的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在提高。因为，人们对于都在提高上的贫富差距的拉开，容忍程度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一部分人在拼命增长，另一部分人在往相反的方向走，这样的差距是不可忍受的。所以，我们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我们专家的发言，多数集中在如何改善弱势群体上。这十分自然，我也同意。但如果能反过来考虑一下，似乎能丰富我们思考的力度与深度：强势集团，是谁――跨国公司加买办？垄断资本的中国字头的大公司？部门集团与地方政府官员？它们各自的关系如何？内外税率一致，为何多年来做不到？给打工者加工资，给穷人添福利，为何阻力多多？另外，这些强势集团，与中央政府是什么关系，与国民日常生活是什么关系？等等。如果我们有机会就此研讨，非常期待. 我的举例，当然是所指的，是用来说明中国最近20年的变化的。什么是中国的“钢斧”？很简单，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谁挥舞起来的？他不是传教士，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钢斧，把我们自己过去的一套东西打破。秩序的破坏产生的结果，大家都很明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是在继续挥舞着这个钢斧。这就讲到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安排，其实是一个经济中轴。老丁（丁学良）反对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是有道理的。这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围绕现代化来自杀的文化安排状况。文化垮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我管它叫做“失魂落魄”――就是没有自己的魂。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现象，所有刚才谈到的现象都可以和这一点联系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做社会学这么多年，都有一个感觉：我们现在所有的招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且所有的招数都很乏力。讨论民主也好，讨论善治也好，我的看法是，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胡扯，没什么用，因为落实不到实践层面。实践层面的东西，远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简单。否则的话，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比如“善治”，真能“善治”吗？能做到就好了。你说王道，有王道吗？只有霸道，没有王道。“善治”、“王道”这些在实践层面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根本的东西。在这里我提出，我们应该有一些视野，去思考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理解？要形成我们的秩序，就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孙立平讲的断裂也好、失衡也好，这些都是对的，但都是反映出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面对这样的失衡和断裂，能够有什么可行的措施？这些，需要有一个时间来做分析。 6.周孝正：中国取得的成绩不用说了，关键是代价。中国的代价简单说，就是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双恶化。有个比喻，说中国的龙有三种形式：一个是傻子，一个是起来，一个是腾飞。现在，中国的龙起来了，但只是两条前腿起来：一条前腿是长三角（长江三角洲），一条前腿是珠三角（珠江三角洲），这两个三角洲成了世界物美价廉商品的制造中心。今年我们国家整整超过70％的GDP 是靠外贸来的。相比这下，美国才22%.即使是贸易立国的日本也才15％。中国这条龙，虽然两条前腿起来了，但是龙头抬不起来：我们的东部没起来，北部更没起来，西部还在泥潭里。虽然龙头没起来，但是龙肚子起来了――腐败。 考察中国的现状，深深感到这个国家没有魂。有人把我们国家叫做“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昨天电视台让我评论中国的经济学家，丁学良那还是客气的。我呢，就直说：中国哪有经济学家？中国只有有组织的大规模诈骗集团的重要成员。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说，其实他最反对设立经济学诺贝尔奖，因为他得奖以后，大家都来找他，他就开始胡说了。想当经济学家一定要发誓，不接见媒体。按我说，他就应该响应胡锦涛的“两个务必”，务必要谦虚谨慎。我再强调一下，中国有什么经济学家？全是一群没有逮到的诈骗犯。 我还说是“八民”变“两民”。“八民”是指“草民、小民、吊民、暴民、愚民”，再加上“农民、市民、居民”。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居民身份证居然还没有改过来叫“公民身分证”。中国缺的是公民。什么叫公民？就是自由的、负责任的。什么叫贵族？平常不流汗，到时候得流血，就是对国家负责任的人。还有思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心灵自由。 传统上中国的分裂，是地域分裂。建国后，成了二元社会，紧接着是阶级斗争，阶级分裂。改革开放以后，二元封闭变多元开放，要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好事。现在讲和谐，毛时代讲斗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讲双赢、共赢、还要统筹、和谐，这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还有，现在说的城市化，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动乱之源。你把农民的地收了，他到城里又没有工作，那不就是流民吗？无地、无业、无家、无望这种“四无”的说法是对的。无望了以后那就是恐怖。 7.孙凤：我主要说说总需求问题中人的行为，这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问题。前一段时间看了李强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说到中国社会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结构。我挺有感想的，当前中国这种社会建构和导向，更侧重于白领阶层、中产阶层，强调像情调、典雅、享受、委婉这种消费文化。 8.陶传进：对于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我想做出几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重。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将进一步淡化或混乱。 第一方面，关于生活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生活质量方面。我们国家前20年的趋势大家都知道了。我根据实地调查做的研究数据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个数据，是在做辽宁社会保障调查课题的时候得到的，比较有意思：在过去5年内，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辽宁省城市市民的银行存款减少的人的比例是增加的人的比例的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在减少，而且是穷人在减少。这个数据表明，不单是社会在恶化，而且是社会分化在加剧。 第二个数据，是工资和福利收入，认为变好的和变差的比例大致相当。什么人在变好呢？是那些本来就富有的人，而本来就很糟糕的人在变差，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变好，而且与富人的差距在加大。 第三个数据，是生活质量方面的。这5年内感觉生存压力增加还是减少？80％的人感觉到增加。感觉生活质量变好和变差的大致相当，变差的还稍微多一点。 这里我想讲一个概念――“社会倾销”。一个国家牺牲了生产产品的工人的保障，换取产品的低成本，打到国外去。国外市场感到不公平了，他认为你这个就是倾销，你得给工人提供保障。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全球管理机构”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收入的再分配。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一种思想，但也说明了一种无奈，一个国家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得全球来解决。以往高福利的国家，比如北欧、西欧，大家都感觉到全球竞争的压力，都在被迫降低福利的门坎。另外，倾向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就是国家不承担原来的责任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福利养懒人，低效率。实际上这是个全球化竞争的结果。因为，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比过去20、30年要好的多，为什么过去养得起，现在养不起？那就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 举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世界上有80％的人信宗教，而中国有80％多的人不信。从数量上说，世界上大部分不信宗教的人都集中在中国，中国是个没有信仰的国家。 第二个数据来自艾滋病防治领域。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要借助NGO 的领域，在艾滋病防治NGO 组织总数100个里面，22个是感染者自己的组织，10个是血友病组织，28个同性恋者组织，这三个加起来占了60多个。剩下的，国际组织有一些，半官方政府组织有一些。但真正民间自发的社会公益组织只有一两家。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是极其不正常的。 在我们目前这种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多元社会中，应该是NGO 承担社会主体的功能。现实是，在我们国家是由政府承担，而且把NGO 进入社会价值领域的门坎设得非常高。这样做，导致了两种结果：成本非常高的时候，一种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一种人追求公共利益，哪种人先进入呢？肯定是私益人先进入，因为他要赚钱，所以私立医院、私立学校都是赚钱的，打着非营利的旗号进入就非常简单。在艾滋病领域也是这个原因，为了自己利益的组织就可以进去，像同性恋组织。但是真正为了大家利益的组织往往很难进入。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社会文化社会价值的衰退。 9.沈原：说到今天的主题，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要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了什么份上，从社会学的角度下一个判断，而不是经济学的。要从社会学的角度下一个判断，我比较赞同孙立平讲的。他说了半天，就是利益群体的分化阶段已经结束了――从改革初期分大饼，到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群体分化的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不同的利益集团博弈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里我讲一个文章，是Iric Y.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他提出了一些很著名的观点，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反J 模型”。他说，原来一边是资本家的力量，这是一个纵轴；一边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横轴；中间一条斜线。过去我们的认为是，资本家的力量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加强了，资本家的利益就会受损。但是他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反斜线会勾上去：工人阶级的力量加强了，组织起来了，资本家反而也会受益，这叫做“积极的阶级妥协”。在这个理念之下：一方面加强底层社会力量；另外一方面，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拐点，整个社会将得到利益。 实际上当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社会问题积累到今天，结构转型走到今天，就要求对底层赋权，底层社会要有自己的组织：一，对培育国内市场有好处；二，对防止个人恐怖主义有好处。我觉得，今后5—10年如果能认清这个理儿，可能这个社会尽管还会有些腐烂，但是能减轻一点；经济发展虽然还会碰到问题，但或许还有化解的机会。 10.李强：这次会议的题目是想做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我觉得，当一个国家运作进入到有一个规划机制的时候，就要靠预测。追求金钱、利益驱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但是它造成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利益失衡等社会问题也非常严峻。评价正负两方面，哪个方面更主要一些？在此以前，大家对其评价是积极的正功能强一些。近来，认识有所改变。在十五规划中，语言上有重大的调整，叫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等于是20多年来第一次修正小平的想法，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十一五”规划的提法是“特别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 第一种理论，是老孙讲的“断裂”。要仔细听他说，他只是指出问题。如果真的断了，那会出大问题，中国社会就完了，没救了。因此，仔细读孙立平的文章，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用“断裂”来描述。 第二种理论，是我前一段时间用的倒“丁字形社会”，我也不是瞎说，是注重实证。如果用模型分析，我用了ISCA值来阐述，大部分人在下端，是一个倒“丁”字。因为，有了城乡分野，倒不是一个断裂，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结构。倒“丁”字形的解释无非就是一个描述，告诉大家，中国的社会分化更多的是表现为倒丁字形的结构。 第三种理论，是我和沈原、孙立平合作做的中国中长期社会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的想法。后来，我把这个思想做成一篇专门的论文发表了。当时，这只是一个说法，描述了一个社会有特殊的获益集团，普通的获益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利益绝对受损集团。应该说，后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描述大体上是符合中国社会现状的，所以大家也采用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描述，并不是指出出路，回答怎么办。老孙说，中国社会断了。我倒不是说断了，只说是个倒“丁”字形，这两个社会关系很难交合。四个利益集团的研究着重突出了，国家财富在四个大的社会集团中是怎么重新分布的。 第四个问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果？我在前一段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社会结构紧张”。贫富本身是财富的分布，财富分布本身不一定必然造成社会问题。 那么，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管它叫“公众心理失衡”，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政府还存在很大希望，所以他们来告状，他们并没有形成舆论环境，如果一旦形成了，那就麻烦了。就像“八九风波”，形成了公众舆论上的心理失衡，包括社会上层阶级，教授、学生，都产生了这样的共识。近年来，这种“心理失衡共识”曾经出现过几次。 最后一个问题，是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从中央最近的想法看，它在纠偏，社会学意识就是在说纠偏这件事情。在十六大的表述术语中，一方面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方面又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从“兼顾公平”变成初次分配先考虑优先，再分配的时候把公平提出来。这次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注重公平、逐步实现让社会各阶层在收入分配上有所缓解”，证明中央分配政策的变化是明显的。近来，中央出台的一些重要的具体政策证实了这种调整的倾向。 11.沈原：现在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毛的极端，就是没有落差，没有落差社会没有动力；一个是邓的极端，落差太大容易出乱。所以，要找一个均衡点。所以要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向穷人提供机会，也要从文明权利上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沈原：现在媒体帮倒忙。变成富人，不仅剥夺你的尊严，还侮辱你。那这个社会不是找死吗？） 12.唐钧：打工的人说，这个社会“没有仇贫，哪来的仇富？”）你已经让他穷了，更应该尊重他。特别是不应该侵害他的公民权利。这点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