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9年，在极端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快的GDP增长率，成为深陷金融危机泥潭的世界经济的少有亮色之一。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在去年成功实现“V型”反弹，但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8.7%的GDP增长率中，来自最终消费的贡献是4.6%，而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是8%，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是-3.9%。如果和2000年以来的平均数据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撑。    正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担忧，一段时期以来，中央高层在多种场合表态当前宏观经济决策的中心任务是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引发的担忧是，结构性调整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新的波动。
    虽然在经济理论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属于长期性命题，但在短期，中国现实经济确实存在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问题，尤其是对一些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大的地区，这方面的冲突可能会更为明显。但必须意识到保增长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就业、保社会稳定，这也是熨平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应有之意。而且，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干预程度的加深，未来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百姓，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短期的“保增长”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这恰恰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性任务。
    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促消费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经济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会很多，试图在短期内全面出击并不现实，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构建要找准突破口。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在各种结构性矛盾中，促进消费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对此，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虽然从经济增长本身看，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支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四驾马车”，都是推动GDP增长的基本力量，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从长期经济稳定增长角度看，消费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新中国建国60年的社会总需求结构变量的分析，我们容易发现，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消费需求的波动性都远小于投资的波动性。
    第二，消费是居民福利提高的前提。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不断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居民福利当然和居民的实际消费量直接相关，投资的增长尽管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带来居民消费的上升，相反投资的过快增长却可能引起居民消费的负增长，即出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
    第三，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演变结构特征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服务产品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不断加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6%。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美国经济增长也在逐渐变“轻”，对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小。显然，如果在促进消费总量提高的同时，能够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将起到积极作用。
    促消费的基本路径
    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地刷新着历史最低纪录，2008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48.6%，大大低于OECD国家的74.4%的平均水平（2007年）。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当然有很多方法，但说到底无非是增加居民收入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两大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大量的研究表明，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永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的消费倾向通常很低。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工薪收入显然更为稳定，因而，提高劳动者报酬应该是促进消费增加的必由之路。在对中国省际间的劳动者报酬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两者呈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7年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6.而现实情况是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劳动者报酬率过低正是导致中国目前各种严重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规范企业的用工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议价能力，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水平，通过工资溢出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率的比重。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这要求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
    第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通过庇古效应、托宾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促进作用。但就消费需求而言，资产市场的发展并不必然是正面促进效应，资产市场的泡沫化甚至会限制居民消费增加。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加入商品房购买支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较为稳定，也即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原因主要是随着资产市场的繁荣，住宅购买等投资性支出在居民家庭购买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相对压缩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因而，刺激居民消费增加，除了增加工资性收入之外，资产市场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应当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发展低碳型消费
    中国是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加入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尽管这体现了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但因为目前的产业价值链模式消耗了大量资源和环境，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的数据，2008年底，中国的石油储产比只有11.1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2年）、天然气储产比只有32.3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0.4年）、煤炭储产比只有41年（世界平均水平为122年）。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看，推进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照搬既往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已经很小。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要加快生产和需求结构的转型，因为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重化工业过程已经接近尾声，把太多的资源用于缺乏前瞻性和不合理的公共基建项目上，会造成宝贵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却大大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制造业部门发展比较快，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这种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当然会导致面向高收入居民的有效供给不足。
    居民消费的商品结构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不断升级，在生存需求的消费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享受型和发展型需求会迅速提高。而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仅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而且往往属于饱和性商品，在消费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家庭对其需求将会变得比较稳定。中国目前的消费市场不仅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上还同时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服务产品发展严重滞后，这也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先富起来的高收入居民的享受型和发展性消费需求无法在国内消费市场得到满足，这部分需求自然可能转向住房、股票等资产市场，这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而且由此引起的经济虚拟化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风险。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经济发展必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超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必然选择，而提高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发展比重、推进以服务商品为主的低碳型消费结构升级、降低居民消费的资源和环境依赖水平，不仅能够保障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且也会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付文林 来源：《西部论丛》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