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R国际协约包括两个主要的维度：IP的国民待遇及IPR保护的一致性。IPR的国民待遇是指国外企业不应受到比国内企业更差的（IP）待遇。这能否实施，与是否存在国际互惠关系紧密，在1880s，国民待遇并不要求国际互惠，但这会存在明显的搭便车行为，而一旦要求国际互惠，这些搭便车行为会减少，并增大国际间的IPR国民待遇的实施。而IPR的统一化明确了IPR保护的标的物及保护的（最低）期限。它使IPR的国民待遇更加充实。

而我们要讨论IPR保护是否过强或过弱，取决于对比的对象，即benchmark。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IPR是进行研发的制度基础，这在Nordhaus(1969)中得到了代表性地刻画；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支持的研发可以作为IPR的一种有效替代，从理论上它可以减少IPR所带来的所有权定价（垄断价格），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而这种“新”的观点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作者提前给出了文章的主要结论：

各国独立的IPR政策会带来两个问题：基于国民待遇上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对于IPR保护的非统一性；存在国民待遇的情况下，一国会存在过多IPR保护而过少的公共支持的研发，因为后者不能回收跨国间的技术外溢；国际统一的IPR保护会大大加强IPR保护，甚至出现IPR的过度保护，即使在不存在利益集团寻租的情形下；给定研发能力，小国家在严格的TRIPs中受益更多；给定一国的市场大小，研发能力较强的国家从严格的IPR中受益更多。

作者认为他与现有文献的分野在于他更注重公共支持的研发，这在数据与理论上均可以得到支持。从理论上来看，它更全面地考察了研发的激励（属于新的经济理论）；从数据上，OECD(2002)的报道表明，2000年，欧盟只有56%的研发资金来源于工业部门，美国有68%的研发资金来源于工业部门，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支持的研发投入占主导地位，如拉丁美洲，以1996年为例，工业投资研发占总体研发比例，巴西为40%，阿根廷为28％，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不到20％（国家科学基金会，2000年）。

与竞争政策文献相一致，相对于对内企业合谋，一国政府对于对外产业的合谋管理相对松散，因为这种合谋的成本（如更高的价格）由国外消费者负担，而利润会汇回国内，增加社会福利。这就增加了跨国间的技术外溢，以及搭便车行为（Guzman,1998,2001)。同时，IPR国际协议与国际间的关税协定具有相同的前提，如关税协定也原于一国政府对于国内福利的保护，所设定的关税水平给它国带来的负的外部性，而协定可以减弱这种外部性。作者为了集中讨论TRIPs协定，想暂时把TRIPs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忽略，以把TRIPs协定与关税协定的效用分离出来，但作者可以论证，TRIPS可以弱化关税协定的影响，从而解释了一些小国具有内在的激励加入TRIPS协定。

另外一部分相关文献是讨论南北问题。实际为Nordhaus(1969)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拓展。如Grossman and Lai(2001)进入了IPR保护的结构分析，认为IPR保护的（最优）期限，但没有引入公共支持的研发，但他们得到的结论与该文章类似，即小国及研发能力强的大国更具有加入IPR协定的激励；Aoki and Prusa(1993)讨论了对于潜在（IPR）侵权的非对称实施的有效性与相应的利润水平。

IP协议历史
最早的大规模的IP协议源于1883年的巴黎公约，主要针对专利及其它工业产权，1886年的柏林公约，主要涉及文学与艺术作品的产权保护，这些公约经过了一系列的修订，但由于其发起地位，且有大量的国家（100多个）参与，影响较大。该两个公约均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且柏林公约已经开始了保护统一化趋势，但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上。可以发现，国民待遇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合约执行国的互惠政策支持。这可以防止合约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

但这两个公约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两者的执行力度太弱，其现代执行模式，如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的执行力度也不够，推行力度最大的应属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RIPS)，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下进行，能够进行相对有力的推广（Samuelson,1999）。国民待遇并没有深入到保护的层次，而一些国际合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向IPR保护的统一性做了一定的规定，但影响力不如1994年签署的TRIPS，其对一些专利产品，如微生物、药品、数据库等做了最低保护水平的规定，并配套有相关的具有执行力度的措施。可以从美国对IPR政策的变动看TRIPS背后的利益冲突。美国在1789宪法中将地方的IPR保护权收归联邦政府，但直到1989年才加入柏林公约，很大原因在于柏林公约的一些条款与当时的美国利益相冲突。而加入公约时的美国已经拥有大量的版权作品，不仅如此，美国还极力地呼吁IPR保护的统一化，可以看出，TRIPS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利益集团的影响。

提供国民待遇的国别激励
下面可以进入模型讨论了。把模型的基本框架，以及关键因素进入模型的机制弄清楚，这样大方向就不会错了。假定有两国a，w。主要关注a国，可以将w理解为其它国家（一种将多维转化为二维的好方式）。令 为单位研发在竞争供给时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 为单位研发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与社会无谓损失，依据定义有 ，如果IPR增强，m会减小、 会增大。

假定可以通过私人进行研发与公共部门支持进行研发，x为研发成本（刻画IPR保护的标的物），相应的成本为x与kx，其中k>1,即公共部门的研发资金具有更低的效率。可以一些理论与实证证据来支持这一设定，如公共部门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找到有效的研发企业，且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共资金的筹集存在效率扭曲因子；但它的优点在于研发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垄断定价。因而，选择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一个基本的权衡，即研发效率与垄断定价。

下面可以讨论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弱的IPR保护（可以进入弱的结构）使研发者不能回收其技术可能带来的外溢，这种正的外部性存在使研发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而在成员国互惠武装下的国民待遇，可以使研发产品内部化一部分的技术外溢，企业进行研发的阀值（约束）变小，私人研发与公共研发的阀值分别为 ， 。

假定一国可以选择自己的IPR政策，这里主要讨论两个方面：是否给予国外企业IP国民待遇（是否加入国际IP协定）；对IPR保护的严格程度（如保护的长度、范围、免责条款、对新研发成果的明显性的要求等），作者主要讨论IPR保护的对象。

由于给予国外企业（IPR）国民待遇，会面临着相应的垄断高价，存在一个基本的权衡，作者想要论证，国民待遇的提供，需要有互惠条款的支持。如果a向w提供单方面的国民待遇，其国内消费者会遭受无谓损失，这种损失需要更多的来自w国的新的技术引入，而这种情形，只有当国内市场较大时，才能达到。而对于小国，一般不会提供单方面的互惠条款。如Moser(2003)刻画了一些小国如瑞士、丹麦在1990s通过弱的IPR保护来壮大工业技术。而当互惠条款存在时，小国家更愿意在互惠条件下提供国民待遇，因为它们的研发产品可以进入国外市场，攫取更多的利润，尽管它国的研发产品进入也会使利润外流，但规模相对较小。

但具有激励相容的互惠的国民待遇提供，需要一些切实的合作收益来平衡。它不能由利润来表示，因为将两国作为一个福利总体，利润是一个零和统计量，关键是这种联合可以促进更多的研发，来克服这种国际间（基于IPR）的垄断价格传递（在合作解中，一定要存在合作收益的空间）。

全球最优的参数空间
经过以上的论证，作者将国际互惠下的IPR国民待遇作为一既定的前提（可以看出，应该如何写论文，以及如何将论文写长，令人信服）。全球最优的IPR保护作为一对照物（recollect在唯一的光照中寻找丢失的事物，尽管方向并不一定正确）。作者想要讨论TRIPs下的统一的IPR保护是否能增进全球福利，这种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对保护标的构成以及保护期限。作者主要讨论保护的标的物的确定，尽管TRIPs对于不同的标的物具有唯一的保护水平。

现在可以定义效率的含义，作者将其理解为IPR安排可以达到最大的消费者剩余，一些明显的质疑，如它忽视了企业的利润，而企业间利润的差异往往会影响该合约是否可以达成，但作者回应这个质疑，即假定合作过程中进行单方支付（side payment）可以支撑这种合作，但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机制，很值得怀疑。

但IPR的单一性（“one size fits all”）存在一定问题，如对于些研发成本，某一大的市场，如美国、欧盟、日本，就可以为研发者收回研发成本，此时，对IP进行国际保护会造成社会无谓损失。一种纠正措施是引入单方面的IPR保护，但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均衡，实行IPR保护的消费者支付了所有权权价格，而其它国家享受到这种技术外溢，因而，是一个不能持续的均衡。下表中给出了全球最优的研发结构，但注意，它与国别决策是存在冲突的，因为全球福利与国别福利函数是不一致的。

这里先假定两国的研发能力给定，考察市场因素对均衡的影响。衡量市场大小的参数为 ，当两国市场相等时，  的假定不失一般性，即相对于外部市场，a国的市场较小，于是有 ，单边有效（effective）的条件是 ，而双边有效的条件是 .而单边有效率（efficient）的条件是：满足有效；非对称市场，且对w进行保护是无效的（不理解这个条件？意味着只需要在市场a中进行保护？）

即垄断定价损失要小于公共研发的成本溢价（对溢价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对双边有效率的定义为：满足有效性；两国市场实行单边IPR均不是有效的； ，即垄断福利损失小于公共研发所具有的成本溢价。如果该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公共研发会占优于私人研发。由此可以看到，所谓的单边有效或双边有效，是指IPR形式占优于公共研发。可能在某些参数空间下，公共支持的研发可以得到社会最优，但在现实中该均均衡不能存在，此时的IPR安排只能称为次优（次优是在最优框架下引入一些噪音）。

现在可以引入公共研发。作者假定当单边及双边IP保护非有效（effective）时，公共研发可以进入，表明了政府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其进入的技术前提是 ，该式有两层含义，研发成果不会进行垄断定价；政府忽视研发成果的国际外溢。而单边的，或双边的IPR是次优的，相关的条件的调整只需要IPR被公共研发占优。

从以上表达式可以推断，成本较低的研发只需进行单方IPR保护即可，且在小国家进行。而成本较高的研发需要双边IPR保护。表格1，2中用到了两个假设，即 ， ，这两个假定将参数设定在有意义的区域，即满足研发的参与约束。
在作者的设定下，有三种研发更需要采取公共研发的形式：较低的研发成本，它会削弱私人研发的成本优势；成本较高的研发，且该成本不能通过市场（即使是多国市场）回收；成本不能通过一个市场回收，且存在大的社会无谓损失。下图给出了基于x调整的各种政策选择区间。

但在以上Benchmark分析中忽视了两个问题：各国政府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它只会考虑本国的福利水平，从而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性：公共支持的研发不会出现；各国均不愿提供单方面的IPR保护。

国别间IPR保护
这里是从每个国家的福利函数出发，考察内生的研发方式或研发成果保护方式，另一种说法是考察上文中相关安排方式的可执行性。直觉上，以上安排方式面临着至少三方面的困难：如果一国政府主要关心国内的福利，单方的IPR不可执行；其次，公共研发在一定参数空间是有效的，但它不能回收技术的外溢（至少在作者的假设中是如此），与一国政府的福利函数不相容；双边合约可以将技术外溢部分内部化，但存在协调问题（coordinate）,存在多重均衡，或具有IPR保护，或没有IPR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