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回归小城

　　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闭关创作，或者享受生活；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

　　两个月前，28岁的倪静(化名)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供房也太累。”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

　　节奏慢，离父母近，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家乡在浙江台州，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

　　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回自贡后，有什么好的工作呢？“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习惯中，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多数过得不幸福。

　　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4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

　　“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王志纲举例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就是去东京，东京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

　　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立足不容易。一个人在大城市可能算不了什么，在中小城市就是一条龙了，还是作为人才引进。”王志纲举例说，他以前在广州工作的一些下属，后来到陕西发展，开始在西安，再到延安、汉中、榆林这些二三线城市，发展得相当不错。“如果他们到了北上广，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这叫深度竞争，优胜劣汰。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家庭比较稳固，他们在大城市比较自卑，但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算是人才，老丈人以他们为荣。他们发展的空间可能不如北上广，但在一线城市有很多弊端，什么压力、精神、健康、夫妻感情啊，种种问题都出现了。”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王志纲说，像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镇，就跟广州的祈福新村(广州一个有10万左右人口的社区)这么大，但聚集了上万的金融人才，他们就在酒吧里聊天、工作，既免去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之忧，又不影响工作。另一个例子是伦敦，“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王志纲说，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

　　小城的局限

　　“北京与自贡肯定有很大不同和差距，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倪静说。比如自贡没有好的书店，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买，不过就没办法要看演出了。另外，小城市人际关系紧密，这增进了亲密感，但也会减少一些个人隐私，“大城市里，一个姑娘30岁没出嫁没人管你，在自贡这种地方就是天大的事了。”

　　余世存在肯定年轻人应该有勇气去小地方发展的同时，也承认当前小城市在就业机会、公共设施、政府服务、官员素质、文化环境、法制、市场健全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造成中小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中小城市无法吸引年轻人。“地方越来越空洞化，留不住人才。”他说，“二三线城市只是创业(包括文化人创造产品)、休闲的地方(包括养老)，年轻人需要都市生活的洗礼、培训，都市化和现代性过程是必由之路。”

　　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欧美国家基本上在七八十年前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目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基本消失。”王志纲说。在他看来，这是欧美中小城市、乡村有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像瑞士人非常喜欢住在乡村，不愿往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跑，根本不像中国，凡是有点知识文化的都想到北京、上海、广州。很多年轻人也住在乡村，从小生活在镇上，小学中学，读技校，大学都不上，要么当滑雪教练，要么做滑具店的管理员，或为游客提供其他服务。“我问过那边二三十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出过欧洲，过得很愉快，美国许多小城也是这样，很多青年一辈子都呆在家乡。”
　　在王志纲看来，宜业与宜居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城市工作机会不多，它终究也会不“宜居”。

　　“在美国，人们不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大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教育水平、医疗保障、工作机会、公共服务都相差无几，不像中国两者间的差别那么大。”曾在夏威夷大学求学两年的高嵩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的中学，在夏威夷这样一个海外小州中，却是全美最好的中学之一，很能说明问题。

　　在选择城市发展方面，高嵩把自己的经历称为“报复性消费”。33岁那年，也就是2003年前，他基本上没离开过贵阳，他在贵阳出生、成长、小学、中学、大学，还工作了12年……在贵阳当地媒体是风云人物，生活优渥。但接下来7年，他居住的城市分别经历了上海、檀香山、广州、北京……经历出国留学和几次变换工作，高嵩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又回到了贵阳，但有很大一块业务在北京，时常往北京跑。他坦言在精神上更亲近北京，朋友也多在北京，不过交通与网络的便利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使得在哪个城市生活已不那么重要。“唯一不同可能是我与朋友面对面的机会少了。但实际上，你在同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也没想象的那么多。”

　　两个城市当然有很大差别。贵阳城市小，节奏慢，更宜居一些。但在高嵩眼中，贵阳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染上了大城市的毛病，人口越来越多，汽车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

　　一部分人离开了，更多的人也许会进来。有论者认为，尽管未来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有时候，终究无处可逃。
转自：http://money.sohu.com/20100604/n2725497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