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11月份，高校大中专毕业生就开始为找工作而忙碌。数百万计的毕业生纷纷到就业市场向自己喜爱的行业投递简历，希望能够谋求一份适合的工作。公务员考试则是火爆的就业市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追逐一个职位。且不说考试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就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架势就够让人惊叹不已。我身边的一个优秀的朋友就是公务员考试的一员，他在毕业之际就已做好进入公务员行列的准备。由于考试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且参加考试的人员的素质都不低，不少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学生，他在中间那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份才考了一个重庆的公务员。我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虽然没有考个国家公务员，但是能考上省级的公务员也还是很满意的。
我为我朋友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感动，为他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而高兴。轰轰烈烈的公务员考试引起我的思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公务员，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会选择竞争如此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呢？
前一阵子，电视新闻记者对即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学生进行采访，问为什么要参加公务员的考试？受访者的回答包括：“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有好的发展前途”，“为人民服务”……。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可以看出，公务员是当前就业市场中的香饽饽，这种近乎无限的市场需求就是很好的证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让那些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以政治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句话，美国的“一流的人才在商界、二流的人才在高校、三流的人才在政界”（我忘了出处）。我觉得很有道理。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商界巨子不仅创造了个人财富的神话，同时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冠以一流人才几乎没有任何争议。高校也是卧虎藏龙之地，大师们用自己的智慧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他们的发明和发现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及现实世界。作为学经济学的，我们也谨记凯恩斯的名言并深以为然，即“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不管他的想法正确与否，总比一般所认为的作用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们，而很少是别人”。也许去争论政治家是否成为经济学家或哲学家的思想奴隶容易引起误会，但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也许是对的，他说道“大多数成绩为C，也能够当总统”。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笑话归笑话，其中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边际收益等于劳动的边际贡献，从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反映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或付出的贡献。在美国商界的收入是最高的，美国的华尔街为世界培养出大量的百万富翁。我们就以美国财长保尔森为例，他在进入仕途前是高盛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就任高盛总裁时最高年薪达到3800多万美元，拥有高盛价值3.5亿的股票。当他出任美国财长后，最大不同就是他的收入，从原先的数千万美元的年收入跌落到年薪只有20万美元。中间没有其他的隐性收入，否则保尔森别说政治前途了，可能连混饭的饭碗都保不住。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事业心和小布什的“三顾茅庐”，理性的保尔森才不会去当这个看似体面的政治家职务。而保尔森的上司小布什的收入也不怎么样，总统年收入也就是40万美元。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美国总统的收入也只是商界巨子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因此，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一流的人才自然喜欢去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商界工作了。
我们再看看高校教授的收入到底怎么样？我查了网上的资料，2005年四十所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平均工资在17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这比起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工资是差了点，但与美国财长的收入差不了多少。由于在高校工作有3个月的假期，教授的工资不是一年的收入所得，而是9个月的收入所得。另外，这份收入不包括教授利用平日20%的时间做咨询所挣的外快，以及教授的终生制、研究自由和周游列国所产生的效用。虽然美国总统除了工资外还可以报销许多费用，但是美国总统不是终身制。更要命的是，美国总统四年内只能有一个人担任，而获得高校教授职称的机会则远大于就任总统的概率。从这个角度上看，高校教授的效用还是比当政治家来的高，理性人进行就业排序时自然将高校置于政治之前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而为枳”。毕竟国情不同，美国的人才流向结构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许多毕业生首先希望获得稳定并且有钱途的工作，公务员自然是首选目标；其次就是寻找没有多少“钱途”但是稳定的职务，高校是一个代表；最后没有选择余地了，才去“钱途”茫茫又不够稳定的企业。结合我国目前人才就业意向，我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一流人才去政界，二流人才在高校，三流人才在商界”。中国的情况正好与美国相反，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变得不理性了，而是两国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公务员是集钱途与稳定于一体，所带来的效用是最高的。第一、在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下公务员是如果没有出现大的过失，政府官员最差的状况就是保持原来的职务或者与原来职务持平的职务。相反，工作干的好或者能够讨上司喜欢，政治晋升的空间将会更大。这是不会赔本的生意。第二、目前政府官员的收入具有多元化且不易于监督的特点。官员可以利用职权获得隐性收入，而不容易被法律所制约。即使隐性收入数额很大，被告发后可能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犯错误的“事后成本”低。第三、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让老百姓对官员具有畏惧感，这在一个侧面上能够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和自豪感。同时，当官还能够“光耀门楣”，家里也是门庭若市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是给家里人带来正外部性。既然公务员具有成本（或风险）低、收益高、效用大的特点，人们为考公务员而挤破了脑袋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毕业生就业的其他两个领域——高校和企业。我们先看一下高校，高校的特点是拥有旱涝保收的死工资，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额外收入，除非是著名教授可以经常受邀到各地“走穴”以赚取外快。高校的工资与其它行业比较起来也不算差，中等水平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老师体面的生活。高校与众不同不同之处还在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闲暇的功夫较多。工作稳定也是高校一个特点，虽然国内高校实行聘任制，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出现因为拒绝续聘而赶老师走人的现象。再看看市场中的企业，员工的工作压力一般很大，付出很多不一定能得到相应的报酬。理由有二，其一市场本身有风险，颗粒无收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其二以企业的死工资为生的员工可能遇到拒付或缓付工资的黑心老板。在企业不但工作不稳定而且收入也不能得到保障，可算是“下下之选”。比较来比较去，到企业工作的确不是最优的选择，只有实在没处去的三流人才才会不得已屈就了。
解释了目前我国一流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之后，我们就会发问：对于个人而言理性的就业选择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件好事吗？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得到优化利用了吗？很显然，这是一种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人力资源出现了不合理配置。优秀的人才应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给社会作最大的贡献。犹如李开复所谓的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就是“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化”，这就是我们的影响力或价值。一流的人才应该为自己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不论这是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结果）。只有市场繁荣、企业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才会增加，社会才能进步。反过来，当前我国一流人才可能怀着扭曲的价值观将政界作为人生的殿堂，他们可能不但不会成为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反而成为现有体制下阻碍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受益者。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一流人才真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了。
造成人力资源低效率配置的原因不全是我国人才市场不合理、不完善，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反，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户籍制度藩篱的拔除，社会保障体系的日趋完善，中国的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应该说，人才流动上不存在明显地被外在力量所误导，毕业生基本上都拥有自主择业权和多样的选择空间。毕业生之所以优先选择公务员作为自己的就业取向，恰恰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结果。在现有体制下公务员是成本收益之差（净收益）最大的行业，在这种激励机制下许多一流人才投身考公务员大军，而无心从事科学研究和开拓市场的冒险行为。
由于我没有一流人才的酒量、三流人才的胆量，只能将高校作为栖身之所。作为旁观者，我担忧“考公务员热”继续升温并蔓延到校园的每个角落。这让我联想起了“李约瑟之谜”，即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到了近代却落后于外部世界。虽然李约瑟没有对中国之谜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也肯定了“中国人的头脑中并没有先天不足的东西会阻碍一个严谨、准确、逻辑化的知识体系的建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同样可以创造与伽利略、哈维、波义耳一样的成就。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就是没有发生在中国呢？林毅夫认为科举制度的激励机制吸引中国的优秀人才诵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兴趣和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我将林毅夫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与当前毕业生的就业取向相提并论，也许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但是“考公务员热”的确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不良信号。
总之，我们希望一流人才能够发挥自身最大的潜力，创造一流的业绩，为自己创造财富神话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