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证明有限的财政资金并未花在刀刃儿上，在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增加的大背景下，应首先保证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迫在眉睫。今天吃紧的地方财政是前几年政府们紧吃乱花的必然结果，就算有座金山银山也难以承受蛀虫的蚕食。与其损公肥私莫不如趁着经济还不算太糟糕的当下直接把国有资产变现，用以补充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及代替低收入群体缴存部分五险一金以增加其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

政府本应是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而非滥用行政权利强势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为政府部门敛财与民争利的寡头机器。在经济领域政府应该学会无为而治，减少宏观干预，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尽快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历届政府高层信奉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宏观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可以挽救市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造就了如今的大政府小市场。但凯恩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将政府假定为理性的完美无缺陷的，事实上世间并不存在完美的事物，包括政府；他将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解释为动物精神，但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一定是绝对理性的？诸如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了稳增长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就是政府典型的动物精神的表现。大批未经科学论证的投资项目由政府官员在办公室拍脑袋通过，造就了今天的大量过剩产能和烂尾工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一样尽显长官意志，由此引发的政策后遗症需要多年才能得以复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天都存在着与14亿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面前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渺小的，一个自由的市场如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一样有其自身的荣枯规律，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工具逆周期操作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宽松无助于解决经济增速放缓，过度的使用货币工具反而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出现诸如局部资产泡沫，滞胀现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延迟经济回暖周期的到来；市场永远都是对的，在市场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学会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过去数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 透支了社会和环境 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政府部门占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逐年猛增，由1995年的不足10%上升至今年的35% ；过高的政府收入令个人及企业收入比重下降 ，导致个人消费能力不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收入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亦加剧了贫富差距；迫于经济下行压力，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积极的税收补贴政策及超发货币的形式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消费的主要群体是中产阶层，政府的税收优惠多数都给了企业主，这部分补贴资金对于物质需求早已饱和的超高收入群体的企业主来说，增加的几百万税收优惠只是为他们的银行存款增加几个数字，故现有税收补贴政策只会增加储蓄率无法刺激消费需求；央行投放的货币越多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财富缩水得就就越多，其消费能力就会越弱；故应考虑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支出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另试图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狂印钞票的方式化解债务风险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超发货币只是一种价值的转移，减少债权人的价值部分转移给了债务人，最终欠钱的人实际应偿还的价值减少了；由此可证超发货币化解不了债务风险，只是稀释转移了风险，最终或许会避免大面积的违约风险，但却由全体民众为债务人埋单。

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太多会削弱市场作用，破坏市场竞争环境 ，扭曲市场价格，助长资产泡沫形成，令市场失去活力。过多的介入经济活动也会产生更多的权利寻租空间，部门利益最终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个人利益。且诸多实例亦证明国有企业在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处于弱势的私有企业相比却是低效的；让不懂经营的政客来管理企业是主因，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应该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由多个市场数以亿计的人类形成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的运行效率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财富分配等社会体制有着密切关联，低效的社会制度亦决定了经济的低效。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的思想是迥异多变和不可控的，世间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统一人类思想的理论学说，故我们的政府难以通过宏观的调控手段掌控经济的运行轨迹，只能通过不断优化社会制度提高社会效率的方式来提升经济效率，推动对影响社会效率较大的诸如司法，行政，财富分配制度，市场制度等领域改革。

加快各领域的修法立法，作为在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法治国家，应摒弃人治大于法治的传统官本位思想，即行政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公职人员不能利用法律达成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对此应该立法明确限制公职人员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公正，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应入刑严惩。

我国的法律漏洞较多亟待完善，各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不够严谨，经常会出现“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裁定”或“******等”“处以***以下罚款”一类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多数司法案件量刑跨度也太大，最终的判决全凭法官个人的心情，这就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很难保证司法公正。法不严则不治，对于一些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如强奸，抢劫，涉黑，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操纵股票市场等违法行为应提高量刑标准，否则现行的法律很难对犯罪分子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制定新闻法，媒体作为民众获得信息和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其合法的采访权和合法的信息发布权理应得到保护，除涉及国家机密外不管是企业，或公职人员都不可以拒绝媒体的采访请求，对于辱骂恐吓殴打记者的行为都应从重入刑；媒体也应做到实事求是，发布的每条信息都做到有据可依。近年政府对社会言论的管控相对宽松，导致一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吸引读者，在发布信息时经常使用具有耸动性标题或词汇，对未经证实的信息使用据传，或许，可能等臆测性词汇，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很容易误导舆论，蝴蝶效应放大了社会恐慌；故急需建立一套严厉有效的约束机制，在立法时应明确禁止上述行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于违反新闻法的相关责任人应予重罚，情节严重者应入刑，相关责任单位也要重罚，以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个体的财富也都是靠自己辛勤努力得来的 ，不要动辄就搞私有产权国有化；打土豪分田地的事儿不应该再发生在21世纪文明的中国。近几年大批的富豪移民潮和资产转移潮正是因为富裕阶层对于国内私有产权保护的一种不信任的表现。

厘清政府各部门权责，办事群众遇踢皮球的情况可直接向纪委举报，以此杜绝懒政行为。改革公务员职级晋升评定制度，基层公务员由每一个办事群众根据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进行评价，每年职级晋升时根据群众满意度和效率的加权数值决定是否晋升。每两年对所属部门副科级干部根据其个人业务能力及组织能力进行内部投票，得票数最高者向社会公示后晋升。副处级以上干部经前述方式确定后，通过人大投票决定是否晋升；不能以个别领导个人好恶决定职级晋升。同时建立末尾淘汰机制，办事效率低下，并频繁被办事群众投诉的公职人员应予以辞退，公平的职级晋升制度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好的为社会服务，亦可淘汰那些整天人浮于事尸位素餐之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质量，从而达到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