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动态的视角，从理论上构建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两者的关系模型，指出当模型的前提和假设均成立时，运行的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反之且不加修正就会产生抵触，扩大城乡差异。当前中国国情与模型理想化运行的前提和假设尚存在差距，表现在政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上。建议强化以促进效率与公平为目标的政府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并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以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　　关键词：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动态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国情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从世界城市化进程和经验来看，对农村进行改革以建设新型农村，是所有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1]。因此，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推进都应该统一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然而当前学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争论。温铁军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剥夺的对象只能是农民。因此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相反持续快速的城市化不利于新农村建设[2]。于建嵘、老田、邱建生、王德强等也持类似观点。与此相对的是，蔡继明指出过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容易使现行的导致城乡隔绝和二元社会形成的……制度进一步凝固化，使8亿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从而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林燕、张忠根利用托达罗模型通过对预期收益的分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现有制度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新农村建设会延缓剩余劳动力转移，令城市化的推进更不稳固[3]。
　　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都指出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并不是一对矛盾体，相反他们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谢扬、茅于轼、华生等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许经勇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无形城市化，因而必须与有形城市化互为补充，两者相辅相成[4]。顾文选认为新农村建设将对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产生反推动力，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5]。另一部分学者从城乡统筹入手提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城市化进程带动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可以说，中国国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矛盾论“（突出两者之间的对立）还是“统一论“（突出两者之间的互动）都是在一项或多项静止的假设和前提下进行的。实际上，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变化的关系，这种变化是以其中的某些假设或前提的变化而变动的。也就是说，在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型，当这个模型的理想前提和假设均成立时，模型运行的结果就是城乡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好的实际例证；当这些前提和假设不存在或者存在缺陷而不加修正，那么模型运行的结果自然是城乡差异的拉大，甚至会导致城乡对立的出现，拉美现代化陷阱则是这一模型在实际中运行的另一种结果。基于此，笔者拟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城乡关系的理论模型。再分析该模型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假设和前提，并结合中国当前城市化战略的特点和正在进行的新农村战略的实践和趋势来探讨该模型最后可能的运行结果。
　　一、模型的理论构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表明既要求发展生产力，又要求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既要求加快经济发展，又要求加快社会发展；既要求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求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6]。并且强调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在实践中无论怎样操作，新农村战略的核心仍是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那么，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城乡关系在新时期的综合体现。分析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分析新时期的城乡关系。
　　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演变的描述中，最经典且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虽然，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均内含缺陷，但他们分别从农村农业和城市现代工业两个方面提供了提高城市化水平的理性选择。并且，他们对于一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也得到了国际发展经验的支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双赢，以致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虽然具体到中国还受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以此而带来的资源限制，但是，除此之外世界上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跳过此过程而实现国家现代化。所以，新型城乡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有必要在借鉴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思想的基础上，经过适当修正以反映中国当前城乡关系的实际。
　　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以以下的条件和假设为基础的：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可以将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传统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但鉴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市场之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起到重要作用。所以，除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还应设置另外两个资源配置机构———市场与政府。假设政府是廉洁、高效和公正的，其对资源的配置以统筹与平衡为目标。政府可以随时取代市场决策。第二，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增长除了内生增长机制外，还要靠各要素在两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土地和技术。其中，要素的流动不受城市与农村的产业模式、制度模式的任何限制。第三，政府已经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反哺农业的条件。
　　于是可以形成要素流动的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两部门要素流动

　　该模型运行的理想状态是：
　　（一）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以促进农村发展
　　首先，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汲取工业与服务业剩余，投入农业领域以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刘易斯和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业部门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改变农业落后的基本途径一是农业部门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以改造传统农业，在新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配备产业发展的新优势。二是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因此，政府投入应该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科学技术投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还应为农业提供价格保护政策。
　　其次，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一方面城市现代部门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产业互动促进农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其实质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7]。这种内在的联系包括：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注入新要素①以促进农业工业化；工业化将产业链向农业延伸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增加对农产品需求以促进农业市场化。工业化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促进农业规模化。
　　通过政府与市场这两大资源配置机构，一是直接向农业部门注入发展所需各项要素；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完善了农业发展的新优势（见图2）。其结果是农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提供活力，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乡村风貌、乡村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与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就是新农村的建设过程。　　

图2 现代部门支持传统部门的路径

　　（二）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以推进城市化
　　反过来，农业的健康发展又会更好的发挥他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生活资料；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提供生产资料。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新时期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作用，已经由农业与工业分立状况下的实现转变为农业产业一体化形式下的实现。农业产业化体现为不断延伸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和不断扩大的为农业和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其对城市化发展的推动转变为对农村内城镇成长和已有城市发展的推动，即从农村城镇和城市两个方面影响着城市化进程[8]。
　　同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又可以为工业部门注入相关要素和优化发展的条件以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和提高城市化质量。首先，农村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等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因现代农业的发展而扩大；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对轻工业品和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农村市场的扩容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其次，提供更高素质的待转移劳动力：不仅仅包括更高技能的劳动者，也包括具备良好素养的劳动者。
　　这样，工业因农业的发展而发展，城市因农村的繁荣而繁荣。城乡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不断循环。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新的要素装备农业生产，农业现代化完全实现。
　　二、实践检验
　　依靠以上的假设和前提，通过一种简化了的城乡关系模型，完全有理由认定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仍存在一系列阻碍这种互动关系的因素。
　　（一）政府行为难以做到完全的公正、高效与廉洁
　　公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为遏制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在过去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中，工业与城市受益日多，而农村相对被忽视。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这种差距表现在收入上已经达到3.31：1，绝对收入差距突破10000元，凸显城乡统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然而，固有的“二元思维“②由于维护城市既得利益的需要以及传统的政绩考核机制的制约，短期内仍无法得以扭转。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政府对农投资很难获得超出非农产业投资的预期，再加上地方政府受到有限资源的约束，为了达到GDP对政绩考核的硬要求，在权衡“工“与“农“之间，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前者，致使新农村建设容易流于形式。
效率：这里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影响的效率水平。关于支农资金的效率问题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虽然通过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财政支农支出的整体效率较低，而且呈不断下降趋势[9]。关于政府财政支农效率低下的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一是财政支农政策与财政支农投入缺乏体制上和制度性的保障。二是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事业费用以及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过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财政支农资金中70%左右用在了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三是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如审计署在审计中发现河南、甘肃等10省区市应于2007年底完成的86个财政支农项目中，有32个未达到设计要求和预期目标，占抽查项目总数的37%，致使已到位的8.24亿元支农资金未能充分发挥效益[10]。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上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而带来的政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支农资金低效率的原因之一。
　　廉洁：在新农村建设中贪污、挪用支农资金的案件屡有发生。根据国家审计署2009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披露，河南、甘肃等10省区市财政和有关主管部门违规使用资金达26.93亿元，其中，竟有5837.4万元用于建房买车。从地方上看，仅河北省2003年至2008年间就查处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615件2115人，占6年来全省立案总数的21%。2009年前4个月，立案查处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68件136人，占河北省反贪污部门立案总数的32.7%。尽管监管部门着力查处，加大监管力度，但支农资金的多头管理所造成的监管职能缺位的现实仍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这仍为挪用与贪污支农资金等不法行为提供了可能。
　　（二）财政支农资金的有限性
　　1.财政收入有限。财政收入占一国GDP的比重一般可用来衡量一国财政的丰盈水平。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刚刚突破20%，此前仅维持在10%-20%的水平，见表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全部5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40.6%，21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3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9%。这表明，当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1]。

　　表1 1999-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

　　2.财政支农资金有限。近年来，国家财政各项支农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加。但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如图3所示，除仅有的几个年份里上摸10%，其他均维持在7%-8%，2005年更是降低到7%左右。

图3 1990至2005年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中，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仅为8%，而且支农支出增长速度慢，比例很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到1%。地方财政成为了支农支出的主体。这种情况势必造成地方投资差距的扩大：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常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水平也比较高；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政府财政的局限，对农投入极其有限。甚至为数众多的中西部地方政府处于“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的境地，不可能保证必要的支农开支。

　　（三）市场机制难以保证新农村发展所需的信贷支持

　　财政资金支农难以满足农村、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故来自金融系统的信贷支持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自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金在两部门之间呈现单边流动的特征。一是涉农基层金融机构的撤退：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了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二是农村储蓄资金流失严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的数据计算，1994年至2003年间，仅通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从农村流出的资金就超过8000亿元。2007年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四类机构在县域吸收的储蓄存款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以上，当年全部涉农贷款大约在5万亿元左右。按此估算，农村资金外流大约在7万亿元左右。由此造成农村信贷资金的巨大缺口：中国农村目前有1.2亿农民有贷款需求，每年资金缺口约为1万亿元人民币，现在能满足的只有50%－60%，农村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仅50%⑤。
　　针对此现象，温铁军的研究指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12]。具体考量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担保能力不足。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二是交易成本过高。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其监管成本高，利润低。而商业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在小农经济尚未能够得到根本改观之前，市场机制自发调控信贷资源在农业领域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四）城市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与意愿不足
　　无论是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还是依据刘易斯、托达罗等的经典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都被证明是城乡互动的关键与核心。中国城乡关系的和谐，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均离不开这条主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在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和意愿上存在不足。首先，城市未能提供公平的制度作为保障。虽然饱受诟病，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维护城市利益的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这些制度从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各方面人为造成城乡居民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使他们难以在城市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造成内心的伤害。其次，城市缺乏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机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前提，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田成平提供的数据，近几年城镇需要就业人数每年将保持2400万人以上。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仅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可以说城市就业形势十分紧张！最后，城市缺乏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定居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源于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和特征。老田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有两个特征：一是产业增加值率低；二是产业分布向加工装配的末端集中。这种被“边缘化“的趋势使中国的工业企业出现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并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张；二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三是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于是待转移劳动力不能不放弃家庭整体迁徙决策而理性的选择了个人迁徙。而家庭迁徙却是农村土地集中经营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替代“条件⑥。于是，留守的妇女、老人这些“半“劳力继续参与了农业生产过程，而非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以，农村空心化实质并非农村的凋零，而是城市化不利之结果。
　　综上所述，城乡之间确实有让两者良性运转的机制存在，这种良性的城乡关系是构成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然而，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而言，城乡互动所赖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存在缺陷。从短期来看，这些缺陷仍难以得到根本性逆转。因此，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期仍难以显现，两者之间往往矛盾大于互动。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以及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上。从长期来看，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以及新农村战略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的效应的逐步显现，上述缺陷将会得以修正和弥补，从而使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逐步显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实现相互支持与相互促进。
　　因而笔者建议：首先应继续强化政府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构建两者互动关系的关键点。其次，尽快改革具备显著二元特征的各项制度，促进公平公正，推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第三，按照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政策原则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制，同时积极探索构建农村合作组织的有效模式，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第四，改善财政支农结构，重点投入高回报率项目，包括：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改进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水和耕地等农业基本资源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保障体系的投入以提高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最后，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增强城市凝聚力与辐射力，实现向新型城市化模式的转变。
    注释：
    ①新要素主要是指由农用机械工业、农艺工业和农用化学工业提供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良种、饲料、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
    ②二元思维是指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所造成的思维定式。其结果巩固了二元结构，而二元结构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二元思维。
    ③“要素替代”条件指的是剩余劳动力在退出农业领域后，由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代替退出的劳动力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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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计署办公厅。2009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EB/OL].[2009-05-20].http://www.audit.gov.cn/n1057/n1072/n1282/1820735.html.
　　[11]李雁争。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国际水平[N].上海证券报，2009-05-07（007）。
　　[12]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J].读书，2004（5）：106-110.
　　（作者简介：胡沐（1978-），男，汉族，安徽芜湖人，芜湖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讲师。倪合金（1957-），男，汉族，安徽马鞍山人，马鞍山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副教授。）

作者：安徽芜湖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 胡沐安 徽鞍山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 倪合金 来源：《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