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比起日本“政治分配”的财富分配模式，通过资产市场上的身份商品（positional goods）更能掏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从中国情况看，就和真实投资间的紧密程度而言，房地产泡沫和真实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由2003年初起的第一个7年（通常认为房地产的投资周期平均是7年）期间的推动作用，逐渐转为之后的抑制作用——地产从实体经济领域吸纳各种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损害了全社会的实业经营氛围和创新精神，激发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投机意识，增加了实体部门的商务成本，以致产业转型中商业倾向滑向“租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伤害，是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破坏，是从根子上的破坏，表面上还起着维护经济平稳发展、防止宏观风险暴露的作用。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的这种作用转变，根源就在于房地产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成为中国社会事实上的最主要财富分配场所。财富创造仍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营领域，但财富分配已转向房地产，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房地产成为居民最重要投资场所，房地产投资行为决定了个人财富差异。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最主要渠道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社会阶层固化，这种财富分配特征是存量分配，且更缺少经济激励效应。如果说资本市场中股市对财富的分配作用，还对创新和经济增长动力激发、风险管理等有持续存在的正面作用，那么房地产对经济拉动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已完全为其负面作用所超越。

在房地产成为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改善，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是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从经济适配的角度，转型需要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应，因为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重新整合配置的过程。房地产成为财富主分配渠道，不仅不和财富创造渠道匹配，更为重要的是，它的阶层固化结果还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这方面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高房价和高房租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大学生在城市落户的吸引力（人口积聚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拆迁暴富户和先期房产投资者将棋牌室作为上班场所打发时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价值提升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相关资产价值提升也有利于提高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放任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却因其损害经济内生动力和对劳动力市场效率，需要加以限制。从现有成功的海外经济体经验看，有两种限制房地产财富分配作用的有效模式可供参考。其一，德国、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低商业化模式，这类国家的具体做法虽不尽相同，但相通点都是房地产的非投资化，强调房地产的本源功能（即居住）。其二是针对房地产财产征收物业税的国家，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均如是。征收物业税，不仅能减少房地产的闲置，而且可以让住房的居住功能和当期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匹配；最有支付能力意味着这部分群体是当期的财富创造者，如高收入人群，而房产投机者的当期支付能力却有限。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在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财富分配主渠道转向房地产的结果。房地产泡沫阻碍了人口流动，不利于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房地产财富分配财富主渠道不仅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也因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伤害，而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社会收入结构的合理化，需要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而要改进劳动力市场，首先需要限制房地产的财富分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