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房产泡沫背后的贫富差距和劳动力市场效率

Andrew-Mr.luo

697

收藏 2020-06-08

房地产泡沫阻碍了人口流动。房地产作为财富分配主渠道，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伤害劳动力市场效率，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

文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胡月晓
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言，控制贫富差距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贫富差距过大，不但增加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而且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有重大影响。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控制贫富差距是比消除绝对贫困（即脱贫），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从实践看，脱贫重在“帮扶”，是一种基于社会公平的要素再配置行为，政治性倾向更浓；而社会贫富差距控制，是要实现经济“效率”，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再上台阶！在收入和财富的边际递减效应下，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带来总需求增长的不足，当贫富差距和财富阶层固化后，一国经济就会陷入持续的低迷境地。贫富差距被认为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日本失去三十年的重要社会基础。
由于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等的不同，贫富差距在哪个区间才是合适的、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各经济社会间并无一致标准。但无论是市场，还是经济学家等研究者，对此都能“意会”！“二战”之后，全球经济都经历了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城市经济成为主要经济空间布局形态，贫富差距也由收入差距转向了财富差距。因此，贫富差距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因收入差距而成的财富差距；收入和财富不一致而带来的财富差距。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分配不公，收入、创造财富的阶层，并没有获得应得的财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对经济创造力损害加大的重要原因。因收入带来的财富增长(市场经济中收入高意味着能力强，以及社会的认可)，会因财富显而易见的创造性（即使是你上代人创造而遗传给你的），对社会其它团体也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即社会对这种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容忍性，比如中国人过去常言“勤劳致富”，这种富较少受到敌视，富可敌国比尔盖茨相信西人也会认为其财富是应该的。但是，一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如果普遍地不按创造贡献进行分配，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主流，甚至引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那么该经济体后续增长动力必定渐失。比如，对于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日本自己的研究（如池田信夫，2009）就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富由制造业创造，分配却由“政治分配”，拥有年功序列身份的一代人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实际上，比起日本“政治分配”的财富分配模式，通过资产市场上的身份商品（positional goods）更能掏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从中国情况看，就和真实投资间的紧密程度而言，房地产泡沫和真实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由2003年初起的第一个7年（通常认为房地产的投资周期平均是7年）期间的推动作用，逐渐转为之后的抑制作用——地产从实体经济领域吸纳各种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损害了全社会的实业经营氛围和创新精神，激发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投机意识，增加了实体部门的商务成本，以致产业转型中商业倾向滑向“租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伤害，是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破坏，是从根子上的破坏，表面上还起着维护经济平稳发展、防止宏观风险暴露的作用。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的这种作用转变，根源就在于房地产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成为中国社会事实上的最主要财富分配场所。财富创造仍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营领域，但财富分配已转向房地产，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房地产成为居民最重要投资场所，房地产投资行为决定了个人财富差异。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最主要渠道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社会阶层固化，这种财富分配特征是存量分配，且更缺少经济激励效应。如果说资本市场中股市对财富的分配作用，还对创新和经济增长动力激发、风险管理等有持续存在的正面作用，那么房地产对经济拉动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已完全为其负面作用所超越。
在房地产成为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改善，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是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从经济适配的角度，转型需要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应，因为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重新整合配置的过程。房地产成为财富主分配渠道，不仅不和财富创造渠道匹配，更为重要的是，它的阶层固化结果还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这方面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高房价和高房租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大学生在城市落户的吸引力（人口积聚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拆迁暴富户和先期房产投资者将棋牌室作为上班场所打发时间。

扫码加我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全部回复

Andrew-Mr.luo

2020-6-8 20:47:00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价值提升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相关资产价值提升也有利于提高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放任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却因其损害经济内生动力和对劳动力市场效率，需要加以限制。从现有成功的海外经济体经验看，有两种限制房地产财富分配作用的有效模式可供参考。其一，德国、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低商业化模式，这类国家的具体做法虽不尽相同，但相通点都是房地产的非投资化，强调房地产的本源功能（即居住）。其二是针对房地产财产征收物业税的国家，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均如是。征收物业税，不仅能减少房地产的闲置，而且可以让住房的居住功能和当期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匹配；最有支付能力意味着这部分群体是当期的财富创造者，如高收入人群，而房产投机者的当期支付能力却有限。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在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财富分配主渠道转向房地产的结果。房地产泡沫阻碍了人口流动，不利于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房地产财富分配财富主渠道不仅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也因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伤害，而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社会收入结构的合理化，需要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而要改进劳动力市场，首先需要限制房地产的财富分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