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者发现IPR所带来的另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扭曲，即对进入者的抑制及对研发的抑制。作者不大同意Schumpeter的动态效率理论，即允许研发者获得垄断利润，这种丰厚的利润会促使后进企业进行研发，获得垄断利润，并进入下一轮的垄断利润之争，进行不断地创造性毁灭（“dynamic efficiency” via “creative destruction”）。
这会增加IPR纠纷，如Lanjouw and Lerner调查了252起专利纠纷案，发现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ve relief）是专利案件中的掠夺性武器。因而，有大量的专利是用来防御专利案件的，这与冷战时各国希冀拥有核武器来威慑对方，但与这里不同的是，这种防御的原因是基于政府设定的IPR制度。
1980年6月16日在Diamond vs Chakrabarty的案例中，高等法院对合成产品（engineered or engineerable products of nature）提供了专利保护；1985年，美国专利局决定通过实用专利对有性繁殖种子 ，植物，及组织培养进行保护（sexually propagated seeds, plants, and cultured tissue could be protected by utility patents）。
这些政策变动为IPR影响效果提供了自然实验。Bessen and Hunt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计量研究，发现三个有意思的结论：专利立法的改变增加了专利支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专利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但专利数量增加与研发能力增加、生产率提高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第二个结论是比较有意思的，即在1980s，专利与研发是互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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