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消费来看，汽车（-30.5%）、餐饮（-41.9%）和金银珠宝类（-37.7%）等受到的冲击最大，但食品饮料类的消费却出现上升，这表明在疫情之下，可选消费更加脆弱，这也符合普遍的生活习惯。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期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可选消费行业来判断疫情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消失。

第三，3月当月工业增加值的表现（-1.1%）明显好于市场预期，像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行业甚至持续出现正增长，这也与外贸、发电量等数据互相印证，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多数分析师没有预料到的。固然我们可以认为很多订单是积压的，但制造业的抗压能力却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的制造业，将成为保增长的主力军。

第四，财政政策已经显得十分积极，ZF债券的发行量在第一季度几乎是全年同期的三倍，但财政政策不足够对冲疫情冲击。这似乎也表明，市场对于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和有效程度，需要作出相对审慎的判断。
首先，制造业、基建投资以及房地产行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着力点，相关政策也会向这些领域倾斜，即使在“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房地产行业也会得到来自地方ZF的支持。

第二，在外需出现较为明显下滑的第二和第三季度，如何尽量增加出口将是一个必答题。多元化出口目的地，增加对东盟、东亚以及中亚的出口，缩短产业链和供应链，会是未来各国的必然选择。

第三，如何扶持受到疫情冲击的相关服务业，这是一个政策难点。保持社交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常态，这也意味着存在着“接触”的服务业，可能面临着业态的重大改变。ZF固然可以通过各种消费券、旅游券等形式鼓励相关消费，但刺激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只会拉长部分行业的退出时间。但从一个更加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在一两年之内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部分产业必然要选择新的形态突破，这事实上也将淘汰一些行业和产业。

第四，如何帮扶民营和小型企业，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从疫情的实际冲击来看，的确这类企业是最脆弱的。当然，这类企业的优势可能是能够较快地调整自己的方向，因此财政政策上应该采取一定的纾困模式，但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这类企业如何通过转型调整来增强企业的造血功能。

相对条理化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疫情对于经济的实际影响，相关的政策考量大致也在决策者心中。同时，要避免一场经济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这是因为逆周期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大概率会在未来带来新的杠杆和坏账问题，尽管在目前的状况下，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一方面要理性考虑刺激的力度和方向，另一方面则要尽快地实现经济的自我良性运转。在经济增长（就业）、金融风险以及长期不确定中这三者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是相对理性的政策努力方向。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刺激的力度可能远低于最激进的10万亿元的规模，笔者认为实际的额外刺激规模大约在3万亿左右，这其中大约包括1-1.5万亿的特别国债，1.5万亿元的多增的地方专项债券，以及额外的8000亿元的额外财政赤字，需要指出的是，减税降费虽然规模达到1.6万亿元，但其并不是额外刺激，因为去年的减税降费规模达到了2万亿元，同比今年的调降规模实际还少了4000亿元。同时，考虑对部分消费行业和中小企业的纾困需求，无论是“新基建”还是“旧基建”，在整体刺激计划中的占比将很难超过三成。
因此，在一个相对现实的框架下来考虑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和应对的政策取向，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想法，第一，经济增长率大概率会进入新的下行期，但制造业的地位会提升；第二，整体经济政策会更加“后移“，大规模的基建不会是长期现象，同时，新基建是否能带来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增加（因为大量的投资可能是技术和人才），也仍然需要观察；第三，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更加转向信息化和区域化，在亚洲区域内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链条，可能更加现实和经济。

疫情和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图景，其影响也将是长期的，如果说很多人认为贸易本身的“不可熔断”性会最终导致贸易战的破产，但疫情带来的物理和心理距离的拉远，则似乎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世界不会没有货物贸易，但人员的接触和流动的必然减少并成为一个“新常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选择。如果我们无法描绘这样的未来场景，那么在短期政策中就要保证更大的存量和灵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