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而且碰到的频率多得令人发指。场景如下：如2者进行辩论。辩着辩着就不知所云了，既模糊觉得对方那里出错了，又说不错到底错在那里，最后为了面子或者恼羞成怒就开始人身攻击了。又如2者一问一答，那简直是鸡同鸭讲，问的和答的基本是风牛马不相及。

　　反过来看西方影视中人物对话。几乎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是不争论的，人家的争论之激烈于中国人的辩论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但是情绪的激动并不会影响争论主题的偏移，尽管观点对立，但彼此为自己论点寻找的论据是完全为自己的论点服务的。更可贵的是自己的逻辑思路能够让对方也看得清楚，这致使彼此不会认为对方是在恶意无理取闹。因此争论的结果大多不会互相人身攻击。
在这里我先列举几个例子用以抛砖引玉：
　　
　　1 你自己都有缺点，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这话被大家经常拿来作为反击的武器。但我觉得这句话好像逻辑性很强，其实是荒谬的。我是近视眼，就没有资格指正学生错误的读写习惯了吗？我患了感冒病，就没有资格给别的感冒患者开处方了吗? 我是文盲没读过书，就没有资格要求孩子读书了吗？。
　　
　　2 别人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世界上没有两张叶子是完全一样的，也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人的相貌、智力、遗传、经验是各不相同的，人的机遇也不均等，那么人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别。甲能做到的事情，乙不一定能做得到。爱因斯坦能够做到的事，你和我就做不到。孔子成为大教育家，影响中国几千年......不要说你和我做不到，就是他的父亲、儿子都做不到。

吾丁
1．两个群体的文化性格对比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开始，整个欧洲的哲学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庞大体系。以后的欧洲哲学的各大流派，以及名闻遐迩的一代代的哲学家们，都是按照这个风格来追求学问的。我们现在去看欧洲的古典哲学，就会发现他们所醉心所热衷，倾其一生所钻研的，都是中国人看起来“没有用”的虚空的概念和空洞的逻辑，完全不给研究者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和利益。哲学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追求“终极真理”，为了这个目的，各大流派的哲学家们，虽然各持己见，但是总体来看，整个学术研究的风格完全是脱离实际利益和好处，单纯地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和流派都是一样的。什么是“是”，什么是“是什么”，什么是“存在”，“存在物”与“存在本身”的区别，什么是“普遍原则”等等这些概念，从亚利斯多德开始，到近代的尼采，托斯妥耶夫斯基，每个人的思考都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从形而上学占据主导地位到近代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进而提出针锋相对的“个体的生存困境”，“生存的绝望”，加上对“上帝即善”的反思，回响着舍斯托夫对古代贤哲的质问和批判；而对于“存在”的思索，则贯穿了从亚里斯多德到海德格尔的2000年间的历史跨越。

这种超然自在的，以思考为乐趣，以思辨为最终目的的学术风格，是欧美人文研究者的基本性格。从西欧的intellectual到东欧的 intelligentsia,都属于这样一个精神贵族的世界。这是一个与远东古老神秘文化完全异质的阶层。从衣食无忧风流倜傥的罗素，到贫困潦倒矢志不渝的史宾格勒；从听到“普遍规律”就要脱帽敬礼的康德，到对形而上学毫不留情深刻批判的尼采和舍斯托夫，每个哲学家都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还有他们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家境殷实，父亲是大企业家，是维也纳富甲一方的望族。但是醉心于哲学思考的维特根斯坦，对于父亲的遗产完全没有兴趣，分文不取，一生过着清贫的单身生活，甚至连外出开会的路费都没有，还要请罗素变卖他在剑桥的家具来筹措路费。他给自己的得意门生的毕业赠言竟然是：去找个体力劳动的工作！那里才能体会真正的人生。而才华横溢的维特根斯坦本人，除了在剑桥教哲学以外，当过煤矿工人，小学教师，战地护士，还曾做过设计师，每一样工作他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那高迈强健自由自在的灵魂里，没有功利，没有实用主义，没有现实利益和好处。他是“知行合一”人生准则的最高典范。

面对这样的真正的哲人，我无法不肃然起敬。偶尔拜读他们的著作，虽然很晦涩难懂，边读边思考，有时还要反复地读好几遍，往往读了半天才读了两页，但是这样的阅读往往是令人甘之如饴的深度精神享受。

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衣食无忧的美好岁月，后来慢慢地变成穷山恶水与刁民的世界，就再也没有哲学思辨出现了。在那段美好岁月里，出现过老子，这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杰出的intellectual,道德经是一部充满了思辨乐趣的著作，现在读起来仍然能令人感到先人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说，老子是最接近欧洲 intellectual的一个同类。近代的中国，能够持守独立自由之精神，超然忘我于自由世界的，大概只有蔡元培陈寅恪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学者而已。

可惜的是，老子的道家系统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辨的乐趣，在老子以后嘎然而止，成为文化史上的绝响。孔子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论语里并不包含思辨的成分。论语通篇都是孔子的教导，他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良民，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处理人生的各种关系，用我所喜爱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说，“就是人际关系那一套东西”。孔子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不是思辨者。论语里没有思辨的乐趣，只有一些人生的经验和教导，供人学习和参考。

儒学不是以启迪的方式开启人的智慧，也不主张独立思考。他教导你如何去做，你只要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一方面他们循规蹈矩唯贤是尊；另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匍匐于先贤和权力的脚下，逐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超然的思辨能力，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就慢慢地成为了与”intellectual”截然不同的两种群体。

慢慢地，中国人就发展成为整体性“思辨能力缺乏症”，不讲究明确的概念，不讲究严密的逻辑，不讲究以理性为基准的推理，因而他们没有是非，不辩对错，没有原因和结论，一切皆以实用性和功利性为出发点进行思维。

2．普遍性思辨缺乏的现实例证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里。比如，法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到和灿烂之处，但那不是我的文化。我的生活里也没有法国人的因素。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或者在虚幻的网络上经常能碰到的，能接触的，能交锋的，基本都是同种文化的人。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和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文化的特征。

据说鲁迅先生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支那人的性格》翻译出版。他有一个遗愿，大意就是说“很想看到有人把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性格》翻译出来”。可见这本书对支那人的分析定有独到之处。后来有人翻译了，书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维与西洋人不同之处。作者举例说：“你若问一个中国厨子，你做面包为什么不放点盐呢？中国人往往回答你：是的先生，我们做面包不放盐”。作者在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以后总结道：中国人不会按照理性去推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问题的答案和事情的原因，他们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

前几年我在某网络上看到过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发表的高论，面对众人对大跃进的批判，她说她感谢大跃进。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她爸爸是北京军区的一位官阶很高的军官，大跃进年代她们家一点儿也没有受影响，别人家都没有吃的，她们家什么都有，甚至有罕见的奶糖和其他奢侈品，因此她说，她感激大跃进。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因果关系脱节”的思考例证，很多网友气愤冲天，对她破口大骂。我只想说，很显然，这位伟大的中国女士把因果关系完全搞错了。她应该感谢的是她爸爸，确切地说，她要感谢她爸爸的官阶和特权，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皆来自于特权，而不是来自于大跃进。换句话说，有没有大跃进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她爸爸是高级官员，她任何时候都能吃到奶糖和饼干。

还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习惯，就是无法按照一贯性的思维去思考，不断地转换话题，直到把问题搞得面目全非。我所喜爱的作家鲍尔吉原野，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很形象地描述了他在商店里遇到的这类尴尬。他本来想买山西产的蜜枣，问了商店里的女服务员，答曰“只有陕西蜜枣”。曰：“我要买山西蜜枣，陕西的我就不买了”，刚要走，女服务员不满地发起牢骚：“山西不就是陕西么！不就差了一个字么！就你那么矫情！”作者回过身来想说明山西和陕西不一样，如同贵州不是苏州，但是服务员已经将话题转换了：“显得你有学问是不是？不就是个知识分子么，你有啥了不起啊？你说，你有啥了不起？！”。

问题从“山西与陕西不一样”发展到了“你到底有啥了不起”，转变之迅速，令人措手不及，若非那种思维的高手，你最好马上逃走，否则她还会招来群众“评理”，这种“理”只能越评越乱套，作者只能落荒而逃。

集体性思辨能力缺乏症，根源是传统文化的性格偏颇，他们对文化的隔阂和蔑视，导致全民性的反智倾向愈演愈烈，不会思辨的人民，自然没有能力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个日复一日地宣传类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天会更好”“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口号，并封杀一切可能的批判和质疑，所以，这些本来从逻辑上可以轻松被推翻的论述，恰恰成了大部分中国人深信不疑的“真理”，这类人我们经常能接触到。

我在一个北美的网站上就碰到过类似的中国人。有人提出一个判断“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才有尊严”，这个判断按照“必要条件”是否成立？我对此很有兴趣，也参加了讨论，大家各自论述到最后，发现被论述的那个主题，从逻辑来说的确不符合“必要条件”，没想到那位自称为“逻辑学家”的先生却恼羞成怒地拿我的国籍来攻击我。我一看，陕西也成了山西，“必要条件问题”马上要变成“国籍问题”，我便落荒而走。

在我看来，谈论“必要条件”，我们就按照逻辑推理来谈，跟其它的问题不相干。至于国籍之类，不过身外之物，跟逻辑推理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位，偶尔拿出基督教会崇拜的内容来显示自己对上帝的崇拜，但是通观其言其文，他并不把上帝放在一个崇拜的位置，他所引以为自豪的人生宗旨乃是“爱国主义”。我猜想，他是这样信奉上帝的，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这样说：创造天地的万能的天父，求你降下烈火和原子弹，把该死的日本鬼子们都烧死；把该死的美国鬼子们都炸死，保守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安无事，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崛起振兴于世界之林……

这叫什么基督徒！

以上提到的两位，都属于“海外爱国者”，对他们来说，爱国主义是最高的价值观，其他种种，包括人格成就乃至学问和信仰是次要的，是从属于“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之下的。这是他们的明显特征。他们都是在X教育下，从求学阶段就深深地陷入爱国主义思维的怪圈的人，如今人到中年，仍无法改变自己的思辨混乱症，令人无可奈何。


我想到很多欧洲著名的学者，在本国的政治生活处于黑暗年代时毅然去国，而且明言“这样的国家不是我的祖国！”，说这种话的，就是那种灵魂自由，超然物外，为了追求对与错而不顾一切的人。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弗洛姆所主张的“普遍的伦理价值”的真实含义。弗洛姆推崇“人类的普遍价值”胜于 “某个社会的内在价值”。我是这个理论的信奉者，因此我首先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才是一个有国籍有文化属性的“社会人”。


3．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美的人文学者，历来都是以活泼自由的心灵来进行思辨活动的。在今天的欧美各个一流大学里，人文学科仍然是热门学科。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我们观察今天的中国，却发现这类人文学科却门可罗雀，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史哲系备受冷落，招生人数都会担心完不成限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热衷于“MBA”，经营管理，财经股票，贸易，或者当律师，总之都在关心与“赚钱”直接相关的学科。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断言，欧美之领先，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我们应该坚信有一些人类共同的理念是不会变化的。健全的社会，发达的国家，绝不仅仅是器物的精巧与丰富，更在于国民灵魂的自由和思辨的健全。整体国民思辨的健全，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至关重要，而在一个常年充满了荒谬思维的社会，要使国民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思辨能力，必首先端赖少数精英人士的觉醒和宣传。诸君对此均可作如是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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