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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重点开放实验室

世界银行“中国农业政策实验室”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Institute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研究简报

2008年第5期（总第194期）
　  2008年2月22日

――学习中央1号文件的几点体会

秦　富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主要体会如下。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006年1号文件首次提出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转向农村，今年1号文件重点强调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这是一项重大战略，意义深远。
国际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有很好的经验，主要有两个类型[0]：
一是完全由政府投资兴建。如美国的大型灌溉设施，都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资兴建。巴西有助于农业交通运输的州际公路以及州际公路到各个农场之间的公共道路，也完全由政府出资。
二是政府负担一部分投资。如美国的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给予一定资助。
欧盟在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方面，通过提供购买补贴和贷款优惠，长期以来给予了农场设施建筑如谷物仓库建设，农田整治，农场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等大量的支持，规定凡是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土地改良、兴修水利等，欧盟提供25％的资金，其余75％由本国自己解决。英国对田界围栏、树篱、农场建筑、农业机械、农田排水设施及农村道路建设提供补贴，对修建农场的道路、堤坎、供电系统，国家承担费用的2/3。法国政府对农村基建工程的投资一般占工程费用总额的25％以上。
日本政府对于一般的农田改造项目，只要通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并达到一定的标准，费用的50%由中央财政从农业预算中补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财政补贴25%和15%，剩余部分由农户自身负担，而这一部分资金往往也能得到有关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
巴西对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村公共需要的道路、电信、电力、勘探、仓库等。由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各约1/3)，农民不出资。农场内部的道路建设也可争取到一定的政府支持。
各国政府强化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生了长期性促进作用，因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累积效应，当年投入不仅对当年发挥作用，而且会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等严重不足，目前全国仍有近5万个村不通公路。2006年6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共同开展的全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结果显示，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还有3.22亿人。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缺口就更大了。据相关资料估计表明，近年全国粮食作物因生产性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年均造成粮食损失750亿斤左右。
2007年8月农经所专家对黑龙江、吉林、宁夏和陕西4省区9个市县16乡镇48个村288个农户和村级调研，发现农民收入较低，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灌溉设施（根据国际经验，这部分基础设施应由各级政府承担而非农民自身）。
同期我对甘肃省生产性基础设施调查发现，全省旱作占68％，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迫切需要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1400元/亩左右，灌溉系统（滴、喷、渗灌）即可基本解决，按基本标准化农田建设基础设施，可用10年以上。
为此，学习后体会到各级政府应以1号文件为契机，加大对农业生产性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尤其是要扶持发展农田水利，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修建水库，发展畦灌、喷灌、滴灌和井灌、渠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

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84年为1.81:1，1994年扩大为2.86:1，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3.33:1。有关专家估计，若考虑到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差别，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在6:1以上。这不利于社会公平进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可相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社会意义重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并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据2007年8月对甘肃省景泰县石门村农户的调查，小麦纯收入为350-400元/亩，但劳动用工6-7个的成本未扣除，即使这样也仅相当于本村小工（20-30元/天）打工1个月左右的纯收入。玉米纯收600元左右，劳动用工10-15个同样未扣除，也仅相当于本村大工（40-50元/天）1个月左右的打工收入。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查后认为应将活劳动投入记入成本并运用到价格形成机制之中（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至少让农民保本、将活劳动的成本体现在农产品保护价之中）。这样每亩小麦、玉米的纯收入将分别增加50%、70%的纯收入。
这个机制，绝不仅仅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具体要求，是体现社会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当然，提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需要各级政府买单，否则会引发新一轮的价格上涨甚至加强通货膨胀。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确保国家食物安全，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已有很多讨论，但纵观国际经验中央政府作用重大），而不应转移到农民。我国现已具备相应的实力，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达5.1万亿元，比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多增7500亿元左右，完全有能力建立、支持并保障国家的食物安全体系。

三、强化科教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际经验表明，用于公益事业特别是科研、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长期效应和累积效应。各国政府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使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用于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财政投资力度一直在增强。
美国农业部1950年预算中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服务项目的投资为4680万美元；1985年上升为10.5亿美元，年递增幅度达8.3%。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占投资总额的45%左右，2000年的实际水平为21.5亿美元，2001年为23.2亿美元。
日本政府把加强农技推广组织建设和提高推广人员业务和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并从财政预算中给予大力支持。早在1995年政府的农业科研经费预算即达772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2.3%，农业推广经费为356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1.4%。
欧盟各国政府也都高度重视农业研究、农业推广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各国都有比较强大的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包括大学里的研究所和独立的农业科研院所，研究设施条件先进，研究经费充足。2001/02年度欧盟的农业科研经费为7亿欧元。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方面，西欧也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几十年来更是不断发展，从初期的一般性技术推广发展到针对具体每个农场的需求，提供技术、管理、营销等全方位的咨询服务。2001/02年度推广咨询和培训服务的支出为3.8亿欧元。
据全国人大农委万宝瑞副主任对印度的考察，印度对从事农业研究和推广的科研机构实行政府全额拨款，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农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90％左右（其中中央政府50％，邦政府40％），私营部门占10％左右。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0.6％左右。
我国2006年科研投资强度为0.8％，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2005年仅为0.5％（2006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为0.09％），远低于欧盟15个老成员国的2%，日本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2.2%。中央文件已经明确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研投入中的比重”，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地落实这项政策。
科教支撑的效果非常明显，据对甘肃省调查发现，体现科技支撑与转化的全膜双垄集雨沟播技术，农技员、资金、技术与农民实现了优化组合，每亩补地膜20元，2007年共50万亩，省财政1000万元，增产5万吨。可见，强化科教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还需进一步强化科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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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详见秦富等“农民收入支持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2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