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留守儿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数量成倍增长。本文分析“留守儿童”研究出现的背景,“留守儿童”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留守儿童”研究的分析发现,研究数量不断攀升,研究视角呈多元化,以差异性的研究为主;从结论来看,研究中负面结论比较普遍,学者的研究与社会各界的过度关注,夸大了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分析研究出现偏差的原因,提出对今后研究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留守儿童;研究范式;问题分析


据调查[ 1 ], 1979—1993年间,全国农村人口流动8500万人, 1988年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为2600万, 2008年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已数以亿计。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和家庭生计维系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子女也因父母长年外出务工而留守农村。这些孩子是否会因无法得到父母照料、过早分担家庭生计负担而存在一定成长风险和安全隐患?是否会因潜在的家庭教育断裂而引发其成长过程中亲子关系缺失、学习无助、内心孤独等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


一、留守儿童研究及其悖论


随着“留守儿童”现象的出现以及人数的不断增多,引发了公众、学者们的关注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2004年教育部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会议提出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2005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探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和所面临问题,以及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援的有效途径; 2006年全国又召开了留守儿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认为深入家庭调查研究是开展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方法,通过研究了解困难所在,才能真实反映广大家长和儿童的意愿,把握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服务。


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不少课题组也开始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2002年调查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情况;[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对甘肃、河北、江苏等省5个县的留守儿童情况进行了调研;[ 3 ]四川省眉山市妇联于2004年对本市中小学生的留守状况进行了研究。[ 4 ]段成荣和周福林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资料对全国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区分布、受教育状况进行了估计[ 5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也相继开展了“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 6 ]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项目。[ 7 ]专门针对当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更是不计其数。留守儿童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留守儿童的研究已经不完全是学术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数千万农村儿童青少年未来健康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共青团、妇联、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公众都给予了巨大的关注。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留守儿童不利的生存处境大量报道,社会舆论、公众对他们予以了深深的同情。学者们在这样的情感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的影响,研究结论大都是证实了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人格发展、人身安全等方面确实存在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问题。


留守子女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社会转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留守子女问题的关注是必要的,但是,对留守作为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生存方式,是否一定会给儿童青少年的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我国农村社会独特的村落文化、家族制度、社会关系系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化解留守带来的孤独、亲子关系缺失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却缺乏探讨。对留守子女现象的描述多、呼吁社会关注留守子女的宣传报道多,而对留守子女身心发展长期的追踪研究、对留守子女生活的农村社会结构研究、对留守子女关怀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政策研究却比较少见。近几年,我们连续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选取有5年以上留守经历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留守经历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他们大部分并不认为留守的经历对他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同学认为,如果不是媒体不断渲染,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随后我们对这些同学的学习能力、生活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也没有发现他们与其他没有留守经历的同学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分析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文献,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孤独、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导致的学习方法上的适应困难。中小学阶段的留守经历,并没有导致这部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下降。



二、留守儿童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一)研究数量急剧增长


国内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4年一张在“留守儿童”一文中最早提到“留守儿童”,是与当时的“留守女士”、“留守男士”、“留守老人”相应产生的概念,主要指父母在海外读书、劳务输出而由上一代来抚养的孩子。[ 8 ]目前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各有说辞,但相对达成共识的概念是指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半年以上而需要留守在家乡的18岁以下的儿童。[ 9 ]而上官子木(1994)率先呼吁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10]1993至2000年间,能够查阅到的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仅有5篇, 2000到2004年间也不过7篇,但进入2004年之后,研究数量骤然增加。2004至2005年可以查到的相关研究达到65篇,2005至2007年达到500余篇,而2007至2008年数量高达800余篇。研究报告多刊登在各类学术杂志上,主要集中于各类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人口学等杂志。除了研究报告、论文外,发表于报刊的关于留守儿童的通讯、报道或报告文学,更是难以计数。研究数量从2004年起大幅度增加,与全社会对其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是一致的。


然而当全社会对此共同倾注大量关注、对现象不断重复描述时,却忽略了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的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空心化”并非是一个短暂现象,它甚至会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加剧。作为留守儿童这一被引发的结果很可能演变为长期问题,如果仅限于对表面现象进行调查描述显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似乎需要更多地将目光转移到留守儿童的权利保障、公共政策完善以及社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来。


(二)研究视角多元化


在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主要涉及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从各个学科的立场对留守儿童现象进行分析。人口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目前留守儿童的规模、生活形态、地域分布等情况。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局限于一县或一市的局部情况,对全国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状况不能提供完整资料。虽然学者对其进行了估计,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4)在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对留守儿童在农村学龄儿童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研究,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资料也对全国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估计。[3,5]吕绍清(2006)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监护类型做了分类,指出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长期处于一种特殊形态之下。[11]国家和各省均没有发布过有关留守儿童状况的年度监测统计报告。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普遍关注留守儿童社会化、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等方面。王秋香(2006)从个体社会化角度分析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产生的影响。认为家庭培育一个人最基本的情感,随着个体成长,情感互动日渐变得重要,而且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形象对儿童社会化具有重大影响。[12]在社交方面,当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和生活需求无法从父母与老师处获得时,往往将需求的满足转向同辈群体,而同辈群体的价值导向会深远地影响留守儿童对生活目标的确立和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影响其今后的人生道路。[ 6 ]关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研究则着重分析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特点,以及社会支持是否影响心理健康、是否与问题行为有关等。


自2004年教育部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上提出要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以来,教育学视角的研究内容则重点集中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两方面。有学者认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后会弱化家庭教育,容易影响儿童价值观及个性心理的发展,对青春期性教育也造成一定影响。[13]父母对子女的歉疚往往通过物质方式弥补,过度的物质满足和经济供给会导致儿童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形成;隔代监护人的溺爱会导致儿童形成自私任性、霸道蛮横、自我中心等极端性格等等,都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学校教育方面,学者们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以及影响因素十分关注,认为学校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都应配合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学校的关怀能够弥补家庭关怀的缺失,应当不断强化学校关怀系统。[14]


心理学对留守儿童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细致,多以量表测量为主。留守儿童普遍产生孤独、缺乏安全感等情绪,与父母长年离家缺乏情感交流有关。[ 6 ]目前对留守儿童因父母离家影响到自尊、孤独、焦虑、自卑心理、自我认同感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普遍。从社会适应角度出发的心理学研究相信,在压力存在的情况下,良好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帮助个体解决当前面临的危机事件,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15]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情况、社会支持方式、压力应对情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人格取向出发的研究多关注人格特质、内外控倾向与压力应对、心理健康的关系,对留守儿童自我意识、主观幸福感等社会性研究也比较多见。


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留守儿童的研究随时间推移而迅速发展,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几乎覆盖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当各界的慰问、关怀时而热热闹闹、时而冷冷清清时,需要反思诸如此类的关注是否已超出了对待留守儿童应当具有的客观态度。过分的关注可能造成留守儿童额外的心理压力、不必要的消极心理暗示,从而影响积极自我概念、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甚至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对社会环境形成某种不良期待和过分依赖。一旦关注趋于冷却甚至消失时,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留守儿童心理上的失落感,反而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的结果,经历了自然形成的过程,因此解决留守问题的补偿机制发挥作用也需要一定时间,过度的人为渲染、干预反而不利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三)研究方法以量化差异性研究为主


在分析已有的留守儿童研究文献中发现,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的研究,趋向于使用量化方法。结论分析过程中,差异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包括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和留守儿童之间各因素的差异。例如在孤独感水平上留守儿童整体孤独感并不显著,但比非留守儿童情况严重,并且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会适应性方面,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也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16]与一般大学生相比,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比普通大学生明显偏低,需改善社会支持,引导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但研究也同时考虑到留守儿童内部并非是一个不分化的群体。例如在焦虑方面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在特质焦虑上与非留守儿童并没有显著差异,却存在年级上的差异;[17]父母双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学业心理状况好于父母单方外出的留守儿童;仅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学业心理状况最为不佳,值得关注,[18]其差异常因年龄、年级、监护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而达到显著性水平。


差异性的量化研究方法常被运用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通过量化数据在其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形式来反映被考察的心理特质是否存在差异。目前留守儿童的研究也惯常使用这一量化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事实。但是,过度使用这一方法,会导致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只通过差异性方法来表达的刻板模式,对数据权威性的盲目信任导致大批研究无论在研究思路还是研究内容上都一再重复,对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知识的更新几无贡献。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并未深入到留守儿童生活的现场,只是通过量表的传递,利用统计数据和已有的理论分析推论。因此,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层出不穷。任何深层问题都很难被这种局限性的数据差异所解释,透过单纯的量化分析对真实情况做出推论是不充分的,其结果令人质疑。


(四)负面结论突出


目前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基于一个趋同的假设, 即无论针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还是身心发展过程,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会造成家庭教育断裂,情感支持不足,对儿童的日常生活、家庭教育、行为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不利影响。虽然也有研究认为“留守”造成的影响目前还并无定论,但就绝大多数研究而言,对留守儿童得出的负面结论更为普遍。


如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态度较为散漫、不端正,学习目的不明确,不能完成家庭作业,部分儿童出现迟到、逃课甚至辍学情况。交往圈子形成后难以接受非留守儿童成员的进入,对同辈群体存在很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道德品质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父母大多采取“物质(金钱) +放任”的方式补偿子女,致使子女好逸恶劳、奢侈浪费、摆阔气产生“拜金主义”等思想。[19]在心理健康水平上留守儿童普遍低于非留守儿童,但在其内部有所分化。单亲看护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其他类型的留守儿童,同辈或无看护的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最低。[20]在压力应对上留守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自责、退避及幻想,[15]个性经常表现出任性、冷漠、内向和孤独,父母长期分离导致他们显得更加自卑和暴躁,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性格。


留守儿童因父母离开面临的诸多问题客观存在,对其身心发展、人格形成一定程度上存在消极性风险,但顺利并成功应对的可能性也同时存在。事实上,现实生活的确存在不少适应良好的儿童,其成长过程并未因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受到消极影响,各方面发展均健康良好。研究中过度负面结论的得出不但容易形成学术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


片面理解和刻板化印象,忽视健康留守儿童存在的原因和事实,甚至在社会环境、大众心理上也容易形成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的错误观念。其结果造成的舆论会严重影响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积极自我评价的健康发展,造成人为的伤害。


三、留守儿童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以客观的态度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是从人口学角度做出的对某一群体的界定,在留守儿童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时,这个概念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不少研究者在走访县乡部门、学校和农村社区时发现对留守儿童的描述经常带有明显贬义色彩,似乎留守儿童群体已逐渐被标签化了。[ 7 ]也有研究显示,[21]父母在家的学生与留守儿童在学业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儿童的学习成绩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并没有明显关系。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量表上的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与否对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影响不大。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孤独体验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结论的不一致,都表明留守儿童是否真的受到更多负面影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目前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研究成为积极关注留守儿童的一个新领域。研究发现,有很多儿童并没有因为亲子分离而导致行为不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不仅适应良好,甚至某些方面比非留守儿童表现得更为出色。[22]所以心理弹性角度的研究既从高危情境方面对问题进行评估,又能够从发展结果方面进行衡量;既考察了留守儿童是否因为“留守”而存在普遍性的压力,又考察了儿童目前的发展状态是否符合常态,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考察问题的片面性。此外,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可以通过寻找影响良好适应的保护性因素,解释留守儿童拥有良好适应能力的原因,帮助适应不良的留守儿童积极主动地应对逆境与压力,合理调动应对不利因素的各种资源,使研究结果能够为心理干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


(二)留守儿童群体特征的多样性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生活不仅受到家庭经济条件、教育方式等内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在地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上的独特性,也使得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内部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在学习、生活、情感、需求以及理想方面均可能呈现多元性特征。目前,学术界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也涉及到不同性别、年龄段、监护类型和不同外出等情况的多元性探讨,但对于跨地域性的差异涉及并不多。一些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留守儿童的特点,但也主要是以一个省的数个县为单位,涉及全国不同省份抽样调查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对留守儿童的整体认识往往由不同地区的特殊结论拼凑而成,这种由片面推论整体、由童年推论终身的研究思路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性。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生活方式、家务负担情况都会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尤其对于经济发展欠发达、留守儿童集中的西部地区来说,他们在生活环境、学习方式、社会支持系统、心理健康等方面是否存在地域性特点,更是人们需要了解的。


(三)留守儿童研究范式多样化


查阅已有文献发现,许多研究者倾向用单纯的测量工具进行研究,将观察、访谈、田野调查等质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少。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大都是自编问卷或已有量表,较多采用的有SCL-90自评量表、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儿童行为问卷。这些工具都只能从某个侧面反映留守儿童的部分现状,而以留守儿童局部的心理指标来推论整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研究工具的不统一也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此外,量化研究本身也只能对事物的可量化部分进行测量,无法了解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心看法,无法看到随时间变化发展的全过程,结果只能显示平均情况而不能兼顾特殊。由于缺乏深入访谈和实地田野调查,对留守儿童的研究难免流于现象描述,难以挖掘深层原因。再加上一些研究仅凭理论经验和他人研究为基础做出推断,互相引用,结果造成大量研究结论趋同化,关注的问题、阐述的内容、给予的对策建议相似而脱离实际。而质化研究方法可以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对留守儿童各个层面进行细致描述和分析,从留守儿童自身角度了解他们对自身状况的评价和感受,在自然情境下研究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并了解事件发展的动态过程,以避免留守儿童成为一个被量化研究“主观化”了的问题。


(四)“寄宿制学校”不能根本解决留守问题


为实现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解决学生上学距离远、不安全等问题,农村普遍推行了“寄宿制”教育。在庞大的寄宿学生群体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占据了很大比例。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起来之后,致力于为寄宿生提供相对安全、和谐的课后生活、学习环境,寄宿制模式在多方面显示出积极的效果。如学生良好学习习惯逐渐形成;学习成绩有明显提升;老师在生活教育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培养了学生关心他人、互助互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课外组织的各种教学、文体活动激发了学生潜在特长的发挥,逐步解决了学生“缺伴”、“孤独”和厌学的问题,增强了学生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立的意识,实现了不少儿童从“小皇帝”到“小主人”的转变。[23]


然而,寄宿制学校其管理和发展依然存在问题和弊端。叶敬忠、潘璐(2007)对农村寄宿制小学生的情感世界进行了研究,[24]发现很多寄宿生在校期间思念家人却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寄宿后内心仍感孤独、寂寞。几乎所有寄宿生都具有强烈的想家情绪。由此可见,农村寄宿制并未彻底解决儿童因与父母分离而带来的内心孤独问题。虽然社会大力提倡要加强学校关怀以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需要,但由于任课教师与生活教师分工不同,且缺乏交流,致使寄宿生情感问题依然是教育管理工作的真空地带。父母的情感关怀深远地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儿童在家留守,失去了父母的亲子关怀,寄宿制学校又剥夺了爷爷奶奶和其他监护人的关怀。目前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大力推进的寄宿制学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的监管和受教育问题,但长期看来,农村寄宿学校依然难以弥补留守儿童亲子教育的缺失。


(五)“留守”并非是不可逆的过程和经历


自2004年起,媒体、社会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留守子女问题。留守儿童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和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出现的。但留守儿童如果是作为由亲子分离而形成的群体,并非仅仅是民工潮现象的产物,则应该是历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历史上的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人口国内迁移,还是下南洋、留学、国外工作形成的人口海外迁移,都伴随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城市中幼儿园全托、中小学寄宿或父母异地工作等等,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儿童留守现象。为何仅仅当下出现的留守儿童需要格外关注?也有学者认为留守儿童的规模是个“伪问题”,[25]因为“留守”对留守儿童来说只是暂时的、动态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贯穿生活始终的属性,留守状态随时会因父母回家或者被父母接走而结束,留守状态变动的可能性很大。留守儿童就不该是对某一类儿童的固定称呼,而是对留守经验这一生活状态的描述。


对于不少曾经留守而后被父母接走进入城市生活的儿童来说,虽然已脱离留守儿童的身份,但由于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生活习惯显著不同,与他们留守期间的生活相比,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新环境的适应与积极的压力应对,对他们而言更具挑战性。城市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或歧视,再加上缺乏完备的维护外来人口权益的政策、法律保障体系,常常使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中被“边缘化”,由此引发的潜在社会问题更为突出。这一儿童群体虽然处于非留守状态,但他们的身心成长、教育似乎更需要社会关注。


无论是正在经历留守生活的儿童,还是已进入城市结束留守经历的儿童,他们的出现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大量不发达地区人口涌入发达地区,随即出现了“留守儿童”,对他们教育的责任无奈之下推给了学校,但学校有限的能力和条件迫使政府不得不增加学校的职能和责任。寄宿制学校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一个社会良性、持续的发展,既有赖于公正的价值信念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全面的福利政策保障,更有赖于政府以全面统筹的政策对其发展进行整体有效的规划,并对社会结构做出合理调整[26]。因而留守儿童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是无法完全承受这一社会责任的。


作者：万明钢 毛　瑞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7卷第1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