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的人生: 自由还是权力——罗斯巴德 VS 格林斯潘
作者:卢•罗克韦尔[1],出处:米塞斯研究院 【原文可参见:
http://mises.org/daily/4558】
Chengye译 【译文出处:
http://chengye.blog.163.com/blog/static/108470462201061425619719/】
这个故事说的是两个当代经济学家,在平行的人生中追求着完全相反的人生目标:一个追求自由,另一个崇尚权势。
第一个人终身教书,却从未被任何名校聘用,也从不曾拥有任何权力。实际上他利用他的教职来反对应用权力,并成为激进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个深爱自由的人于1995年去世。自此以后,他的思想传遍了整个世界,他的全部著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热卖,如日中天。
他的名字是-穆瑞•罗斯巴德。
第二个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实际上掌控全世界。他当权时,受到所有人的崇敬。他的任何话语都可能造成市场上几千亿的盈利或亏损。但是他的余生却将在嘲讽和毁誉中度过,极力为自己辩护没有造成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2]。
他的名字是-艾伦•格林斯潘
。
让我们来回顾他们的人生,并思考他们的选择。
正如查尔斯•布里斯所指出的,他们都于1926年在纽约出生。罗斯巴德出生于3月2日,而格林斯潘出生于3月6日。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教养相似。格林斯潘是德裔犹太人,而罗斯巴德是俄裔犹太人。他们都进私立学校,并追求自己的理想。
高中以后,他们的生活分岔了。罗斯巴德遵循进入经济学术界的主流路径,这本可以让他成为学术界的巨人。格林斯潘却进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去追寻自己的爱好-单簧管。
值得注意的是,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金融或其它的技术领域没有兴趣。至少一开始,他的兴趣是艺术。这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一直以来音乐都被认为是伟大教育的基础。
我特意提出这点是因为,美联储是以管理全世界储备货币为主旨的机构。对于一个后来的掌门人,并拥有纽约大学的教授头衔,这样的开始是难以置信的。
同一时期,罗斯巴德选择了去上哥伦比亚大学。他并没有选择经济学专业,因为他的爱好是数学。而那个时候,经济学领域的全面数学化还没有开始呢。他师从于著名统计学家哈罗德•霍特林。也许正是霍特林引导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但从很早开始,作为数学家的罗斯巴德就能看出,在经济理论里应用统计学的方法是错误的。后来他宁愿用19世纪理论家们所采用的逻辑演绎法,构建出一套系统化的基于米塞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以来,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也自他年轻时候开始形成。
今天看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罗斯巴德的经历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条件,能带来学术界的成功。而他基于原则和对自由与真理的热爱所做的选择,使得这种成功永不可能。
对于格林斯潘,他放弃了追求音乐的梦想。他的成绩平平,不得不离开学校,进入亨利•杰罗姆爵士乐团,坐着巴士巡回演出于各种婚礼。不久,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并于1945年改变了专业和学校,转学经济学。
在纽约大学,米塞斯早已开始教授经济学。而格林斯潘却没向米塞斯学习,也许他认为米塞斯是个失势的老头,对他的主要目标-事业成功,没有任何益处。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被称作“工厂”的分院,在那里,9000个学生在不同的商学领域相互竞争。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研究生课程,并于1948年硕士毕业。
有趣的是,此时,罗斯巴德与格林斯潘的人生开始有了交集。2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罗斯巴德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开始了博士课程。阿瑟•伯恩斯是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他后来成为艾森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美联储主席。当时他的地位就和后来的格林斯潘一样。
格林斯潘丢下了哥伦比亚的经济学课程,以跟随伯恩斯来到华盛顿,并把自己塑造成易于追求权势地位和亲近权势人物的样子。格林斯潘仔细的观察伯恩斯,发现在这个实证主义盛行的年代,经济学可以为政府相关的职业服务,并对此印象深刻。
同时,罗斯巴德依然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写作和学习。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一篇文章被收集在一本纪念米塞斯的书里,以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的,米塞斯这个失势的老头,偏偏是如此地爱对权力说出真相。
就像伯恩斯成为了格林斯潘的榜样,米塞斯成了罗斯巴德的榜样。很难想象两种如此针锋相对的生涯。因为坚持原则的立场,米塞斯已被两个国家驱逐。并因为不愿意附和凯恩斯革命,被剥夺了享有声誉的教职。
罗斯巴德愿意追随同样的道路,他那篇纪念米塞斯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用非数学的方法重建了公用事业和福利经济学。
这样,这个研究生做着一件有原则的事情:通过研究和写作,他在探寻真相。他本可以选择附和当时处于上升期的凯恩斯主义和实证主义。他的智力完全可以使得他同时成为这两个邻域的大师。但是他在智力上排斥他们,并选择了那条由米塞斯铺成的不同的道路。
格林斯潘在做什么呢?他在华盛顿奔波,迎合讨好大人物们,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努力模仿他们。并试图跟随他们的脚步,拉拢记者,和上层人物培养人际关系。
1956年罗斯巴德获得博士学位,仅仅是因为跃过了由格林斯潘的导师铺设的上千道障碍。有时,伯恩斯的顽固让罗斯巴德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不能再顺从伯恩斯的指示,不能让伯恩斯满意。看上去伯恩斯像是在破坏他的工作。
讽刺的是,罗斯巴德从孩童时期就认识伯恩斯。高中起,他们住在同一栋公寓里。所以这不可能是伯恩斯对罗斯巴德的个人攻击。
终于有一次,伯恩斯深陷在华盛顿的政治中,以至于他再也顾不上罗斯巴德了。罗斯巴德终于赢了,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让我们评论一下罗斯巴德的博士论文。这是一篇经验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819年大恐慌。他搜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编制了许多页的详细经济数据。他也明白思想和人性在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所以,他详细阐述了对于政府应对政策的争论。和现在一样的是,当时的人们也呼唤政府干预。而与现在不同的是,政府对于像通胀,抬高价格,救助和财政刺激这样的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呢,恐慌立刻停止了,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这篇论文的命运如何呢? 50年以来,它成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引用典范,不断的被重印。 直至今天,米塞斯研究院仍在出版发行这本书,并且销量很大。
让我们往后跳跃,看一下格林斯潘的博士论文。20多年后的1977年,它被递交给了纽约大学,并迅速的被封闭起来,不允许任何人查阅,没人知道里面到底写了什么[3]。直到去年,巴朗杂志的一个记者弄到一份拷贝。里面的内容是如此的无关紧要,以至于几乎上不了新闻。这是一本报告合集,是他在之前的20年里写的各种用途的报告-看起来只不过是授给生活经验的博士学位。
在这个干涉主义的年代,格林斯潘到底在做些什么?他成了了一家咨询公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并为全国工业咨询委员会工作。
为了了解格林斯潘的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必须了经济专家在干涉主义时代的作用。二战以后,诺斯底主义[4]知识类型的科学家们,暗地里与权力勾结,并获得公众知名度。就专业知识本身而言,幻觉远比本质更重要。公司出售的就是格林斯潘本人——出售给像J.P. 摩根银行这样有权势的政府客户。
格林斯潘精心的把自己打扮成经济上无所不知的权威人士。他利用自己和伯恩斯的关系以及和其它权贵们逐渐热络的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声誉。就像台没有人性的数据收集机,输入图表,就能打印输出评论和预测。
这些大部分都是幻想。根本没有什么数据收集机可以做完美的预测。格林斯潘所做的,只是把他自己的逢迎手段包装成商品,卖给渴望幻觉的文化。
整个1960和1970年代,他所做的就是塑造自己的角色,以能完美地适合这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国家主义,赞美由专家们进行中央计划管理。格林斯潘一直追求的,就是这个权力的顶峰。
让我们说几句关于格林斯潘和安•兰德[5]的关系。媒体通常误解了这种关系的意义。而我认为,除了像乔治•赖斯曼和纳撒尼尔•布兰登这样的内部人士,只有一个记者弗雷德里克•希恩看懂了这种关系。在希恩写的《从逢迎者到权力者》一书中指出,格林斯潘与兰德圈子之间的关系总是机会主义的,且从不曾影响格林斯潘的人生观。
安•兰德是处于上升期的著名作家,而格林斯潘是搭顺风车的大师。兰德称格林斯潘为“实干家”。她经常问同事们,“你认为艾伦本质上可能是个向上爬的人吗?”。她的直觉,当然是对的。
然而兰德的这一幕深刻地揭露了对格林斯潘极其不利的一面。一个人因为无知而趋炎附势就已经很糟糕了。但对于格林斯潘,正如在他1966年的一篇文章《黄金与经济自由》中揭示出的,他是明白真相的! 他在书中写到,经济危机是美联储造成的,这说明他是明白人。甚至连他对大萧条的解释都是正确的。他知道,法币制度构建出政府的权力。他说,黄金才是唯一能保障自由的货币制度[6]。
当一个人,因为智力上的无知而献身于为权力服务,这已经很坏了。但通过其发表的文章,我们能看出这个人其实了解真相。那么,这种行为理应受到谴责。所以,他和兰德的关系就像他和其它任何人的关系一样。他利用她,作为自己向上爬的垫脚石。
这篇文章发表后没两年,格林斯潘转身为尼克松的1968年总统竞选活动服务。担任国内政策研究协调人。他开始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来回奔波,这成为以后他终身的生活方式。
1970年,他的导师伯恩斯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此时,格林斯潘也订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获取这个职位。从此以后他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为这一目标而服务。一直以来,他保持着很高的公众知名度,每年作80多场演讲,并赚取高额咨询费。在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修道士一样的虔诚,施舍一点建议和智慧以换取报酬。
尽管拥有邪恶的人格,他的预言基本上总是错的。让我们来看一个最著名的例子。1973年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一篇卓越的市场预测。他是这样说的,“现在是极罕见的机会,你可以对股市前景无限的看好”[7]。4天后,股市见顶开始下跌,一年后股市跌掉了46%。这就是他的典型风格:以某种方式建立起预言者的声誉,而每一项预言都是错的。他一直用的同一种方法:一生都在使用夸张的花言巧语和含糊不清的语言,掩饰蒙混过关。
这正是从事政府职业的完美方法。所以,同一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4年,他极力主张福特总统增收新税,作为对抗通胀的手段。他参与到“立刻制止通货膨胀”运动中,并赢了-尽管他完全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缺乏道德,而是那个不肯停止印钞机的美联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