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君南面之术”的《道德经》，广泛论述了统治者如何立身当政、如何治国治民的一系列问题。该书提出的“师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领导法则，是用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基本点，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贯穿一切的观念，是全书的精髓。探讨、阐述这两大法则，对于丰富领导科学理论，提高广大干部的领导水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条法则：师法自然

     “自然”这一概念，在《道德经》一书中仅仅出现5次，却是全书的一个中心范畴，是全书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第17章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23

     章说：“希言自然。”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51章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64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老子提出“自然”这一观念，目的在于消除外界力量的阻碍，排除外在意志的干扰，主张对待任何事物，都应该顺应它本身的内在规律去运行。具体来说，又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万物以自然为性”。也就是说，万物所遵循的，是其内在的自然本性。顺应自然，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违反自然，就要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所以，不仅“道”要师法“自然”，而且天、地、人都要师法“自然”。

     其二，“辅万物之自然”。也就是说，人类作为具有自觉意志和意识，能够支配自己行为的行为主体，并非是自然的主宰，只能是处于辅助的地位，只能是对自然加以认识和利用。同时又要认识到，“以辅万物之自然”，是要人的意志和意识切中外在现象之物，并不是要否认人的意志和意识的能动作用。

     老子提出“师法自然”的法则，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依照世界万物的内在规律去运行。所谓内在规律，是指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总原则。这一总原则，老子用“反者道之动”（40章）来概括。“反”这一范畴，蕴涵了三种意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其一，相反相成。第42章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都是由相反对立的双方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正是事物内在的这两种相反性质的作用，产生了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同时依据它的对立面而形成。第2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7章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事物本身的这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性，是事物的根本特性，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巨大力量。

     其二，物极必反。老子不仅提出了相反相成是一切事物构成的基本形态，同时还认为，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就转化为自身的反面。老子十分重视内在转化这个环节，把它看作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依据。第44章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55章说：“物壮则老。”第76章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58

     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里，老子认识到，事物本身所包含的对立的两极，都有内在的联系，都有内在的同一性，都可以向对立面转化。老子还认识到，事物矛盾的转化，往往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易而难的发展变化过程。第63章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64章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就是说，有了量的积累，才有质的变化。

     其三，循环往复。“反者道之动”的总原则，决定了事物的运动最终要回到它的出发点，也就是循环往复，返回起点。第25章说：“有物混成，……周行而不殆。”第16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就是说，纷纭万物的运动，循环往复，最终各自返回到自身的本根。在老子看来，本根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虚静是自然的常态。只有返回本根，持守虚静，才合于自然，才不起烦扰纷争。老子揭示了“反者道之动”的总原则，并对它的内在涵义进行了阐发。将它运用到领导工作之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全面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善于从反面入手。既然“反”是一切事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总规律，事物因相反而相成，因相反对立而相互转化，所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只有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才能对一项事物作出全面的了解；不仅要从正面入手，更应该从反面入手。一般人只知执守正面的一端，老子则提醒人们要重视发挥反面的作用。比如，在雄雌、先后、贵贱、高下、有无等等的状态中，一般人往往是逞雄、争先、登高、尊贵、据有，老子却要人守雌、取后、处下、谦卑、重无。所有这些，都是要人居于反面，因为反面才是到达正面的捷径。第22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就告诉人们，居于反面而做不懈的努力，最终可以实现自己的正面目的。

     第二，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天下的事物，当它达到盛极之时，就趋向衰退，走向败亡，这就是“物极必反”。根据“物极必反”这一道理，老子认为，对于许多事情，可以先着一步，优先掌握情势，防患于未然。第36章指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样做，在优先掌握情势的情况下，先着一步，使用表面上有利于人的手段，最终达到统御人的目标。第64章指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就是要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在祸事尚未出现的时候，就要积极治理。

     第三，善于守柔处弱，维持事物的和谐稳定。第40章说：“弱者道之用。”这一命题，是“反者道之动”的必然结论。老子从经验世界中发现，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的东西属于生存的一类。第76章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因此，老子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主张守柔、贵雌、处弱。这样做，不仅能够化解矛盾，维持整体的和谐，而且能够正常发展，最终达到正面的目的。可见，所谓“柔弱”，不是软弱无力的意思，内部蕴涵着坚韧不拔的性格。

     对于现代领导者来说，将“师法自然”的法则运用于领导工作，用现代语言加以表述，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即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落脚点是“是”，即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规律性。从出发点到落脚点，中间有一个“求”的过程，即发挥人的能动性、努力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现和把握事物规律的过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老子所说的“法自然”，肯定了“万物以自然为性”，要求遵循其内在的自然本性而运行，使万物能够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中便蕴涵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意思。合乎自然，则能久存；背离自然，则不能持久。天地万物是这样，人类社会本身也是这样。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归根结底，是要依据客观存在的“实事”去探求它的规律。由于事物的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并非任何人所臆造的；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并非是不可知的。能否发现这个规律，则有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老子所说的“以辅万物之自然”，既肯定人并非自然的最高主宰，又承认人的意识和意志的作用。由于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所以人的能动作用只能是一种“辅助性”，并且必须服从于客观事物的“自然性”，决不能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遵循“师法自然”的原则，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这里所说的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经济规律、领导工作规律、个体行为规律等。要讲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然后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由于客观实际不仅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二条法则：无为而治

     在《道德经》一书中，与“自然”同等重要的范畴就是“无为”。天地万物之所以“无为”，因为它们的本性是“自然”；正因为它们的本性是“自然”，所以它们是“无为”。“自然”是“无为”的逻辑前提，“无为”是“自然”的逻辑结论。两个范畴相互联结，作为核心框架，共同建构了《道德经》的政治哲学。

     第37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体虚静，顺应自然而化生，所以说“无为”。但万物恃道而生，因道而成，所以说“无不为”。谈“道”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当政处事的准则。“侯王若能守之”，指出对执政者应采用“无为”之道以治民的期望。“万物将自化”，指出采用“无为”之道以治民的效果。这样，就把顺任自然的“无为”之道，从形而上的境界落实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上，试图将理论上的原则转变为统治者的实际行动。

     老子提倡“无为”的动机，是对现实“有为”政治的反动，是为改变“有为”政治而设计的治国方略。所谓“有为”，是指统治者不顾百姓的心愿，强作妄为，肆意伸张自己的权力欲和占有欲。在老子看来，“有为之治”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第57章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75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在老子看来，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资格有为，偏要有为，没有资格干涉，偏要干涉，结果把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既然有为之治不能达到天下大治，老子便提出了“无为而治”的领导法则，这是“无为”观念的自然延伸和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