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农村，你信不信？

作者：而今我谓昆仑

最近一段时间，有幸与数位不同类型的村民进行了亲密接触，听他们推心置腹地议论当今农村怪现象；我也借题发挥，乘机宣传南街村、华西村等地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事迹，宣传共同富裕之后农民的幸福生活。特别针对农村看病上学就业住房养老等存在的问题，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南街村等进行对比，告诉他们那里的农民不再担心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新房，娶不起儿媳，养不起老等等社会受到普遍困扰的问题，更不会担心大病返贫的问题。这些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带给农民的好处，使我们这里的农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万分羡慕。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富裕起来，还得依靠集体力量，别想指望势单力薄的小农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举例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自从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之后，过去修建的灌渠已被彻底毁坏，许多水浇地变成了旱地，每年只能种一季玉米。通过比较，农民们认为还是集体经济力量大，发展快。他们告诉我，虽然过去集体经济管理上存在一些弊病，但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管理予以纠正，逐步完善，而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全盘否认集体经济是完全错误的。三十年来，小农经济根本就无法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反倒搞乱了人心。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人们的道德廉耻之心荡然无存，惨不忍睹。农民们告诉我，如果继续坚持毛泽东的集体经济路线，现在的农村肯定比现在要富裕得多。他们告诉我，尽管报纸上很少刊登华西、大寨、南街、刘庄、周家庄那些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村的事迹，但他们通过互联网也获得了不少的信息。实践证明集体经济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问我，为什么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不敢纠正已经被历史证明错了的路线，非要把小岗村当做典型进行宣传，小岗村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全国农村学习呢？而像华西、南街、大寨那样好的典型却无人敢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到底为什么？真让人想不通。难道他们害怕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吗？

他们说，如果当初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令高层领导挠头的“三农”问题还会成为社会痼疾吗？我接触到的农民们对南街等村实现共同富裕，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直言不讳地咒骂那些破坏集体经济的罪魁祸首，骂他们是败家子，是崽卖爷田不心痛。他们问我中央的政策还会允许农民像南街村等那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吗？我说需要一批敢于开拓创新的村干部，这些干部要具有走发展集体经济的胆识，要具有奉献牺牲精神，甘愿吃苦耐劳，甘愿个人吃亏，才能像南街等村的干部那样，带领全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告诉他们，制度固然重要，选好带头人更加重要，社会环境和政策也需要全力引导。正如企业管理一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大集体，也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现在许多农村干部素质太低，乡镇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责任心太差，私心太重，像王宏斌、郭凤莲、吴仁宝等公而忘私的农村干部太少了，根源在于社会大气候的污染和毒化。

中国三十年前强制人民公社解散，不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而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所谓集体大锅饭效率低，是资改派们的污蔑陷害之词，愈加之罪何患无辞。小农经济效率低下已被历史证明了，这种低效率的体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法继续维系下去了。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衰败就是最好的反面典型，任凭资改派们如何举全省财政之力打气，患上软骨病的小岗村还是扶不上墙的刘阿斗，很让万小岗之流以及推波助澜者脸上无光呢！
与农民密切接触，使我感到中国的农民是最朴实无华的人群。他们不愿招惹是非，逆来顺受，忍耐力极强。一般来说宁肯心里委屈，只要生活过得去，决没有非分之想。最近三十年，他们的生活并非像某些不良主流媒体渲染的那样一片光明，人均年收入也没有逐年提高。如果真达到了地方政府捏造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他们早就进入“大康”社会了。实际上，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一般家庭扣除全年各种消费支出，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元家庭也不是太多，捉襟见肘者比比皆是。当然不排除在一个村落中，也存在几个百万千万元户，这样的富裕人家，不过是凤毛麟角，代表不了农村实际情况。他们是农村富裕的装饰品，更是抬高人均收入的贡献者。

小农经济实行了三十年，大块的耕地被撕成了“布条条”，分到各家各户，地宽者十几米，地窄者两三米，机械化操作十分困难，不得不恢复劳动强度大的人工田间劳作，重蹈了几千年的覆辙。手工田间劳作效率和强度之大与机械化操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生产技术是倒退还是进步不言而喻。经济学家们喜欢鼓吹私有经济效率高，到农村看看，就知道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狗屁不通。

私营企业被经济学家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不过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们的梦呓罢了。三十年来，中国的私营企业向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个寿命短促，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摆脱落后的家族管理模式。这种私家模式的特征就是无休止争利和夺权，充满了血腥四溅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打出手。私营企业管理素质低下，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法律观点淡薄。对内技术管理外行，剥削压榨工人内行，对外偷税漏税严重，行贿腐蚀干部。肆无忌惮地挥霍和浪费，追求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动辄一掷千金草菅人命，飞扬跋扈，狂妄之极。他们的子女多是纨绔子弟，追求享乐，难堪重任，一个个大腹便便，无所事事，在他们父母挺腿之日，就是他们家族企业倒闭之时。中国有句俗话所说的富不过三代的根源就在于此。

现在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高招就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种被农民戏称为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烂招。对于喜欢占小便宜的农民来说，这种政策的确可以笼络一下人心，甚至让个别人感激涕零，顶礼膜拜。因为无论勤快还是懒惰，待遇一样，一视同仁。农民们虽然也承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不赖，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杯水车薪，救急不救贫，无法彻底拔掉农村的穷根子。当我们把南街村、华西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时，他们直率地说，还是集体经济道路好，那才是解决农民贫困唯一正确的道路。可惜高层那些糊涂蛋们至今不敢承认集体经济道路好，反倒是变着法子宣传那个懒汉村的典型，借助一个醉酒的死人不厌其烦地鼓噪着改革典型，给人的印象是非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他们的上帝不可。

我曾经询问过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问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能否实现年人均收入3000元。他们回答很干脆，一年干下来，扣除各种消费，比较和顺的家庭（指没大病没大灾）纯收入也很难超过1万元。我告诉他们，河北冀州（在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叫周家庄的公社，仍然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2009年人均分红6000多元，这让农民们惊讶不已。对于河南的南街村，村里许多年轻人并不陌生，他们从网上知道了南街村，对南街村富足的生活印象十分深刻。他们知道南街村粮菜油全靠集体供给，上学、看病、住房、养老都是村集体统一负担，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诸如此类仍然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村民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们认为农村要改变现状，只能走集体经济道路，只有那样农村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有集体经济撑腰，人们也不会因病返贫，也不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
对于共同富裕，一个村干部给我说，只有集体经济能够做到。他告诉我，目前农村人心散了，缺乏凝聚力，社会问题极多，管理困难很大，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至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比如粮食补贴，对解决农民脱贫致富毫无益处，并且执行成本极高，劳师动众，纯粹是国家领导人的面子工程。许多农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合作化，在于组织起来，在于集中农村集体经济有限的财力物力和调动农村剩余劳力，依靠集体经济把农村的事情办好。兴修水利，改善道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压缩村落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建设农村企业，实现农民就地就业。而不是把农民赶进城里，使农民在城市无片瓦栖身，在农村无立锥之地，让农民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我问他们愿意当市民吗？他们反问我一句话，你们能够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吗？比如社会养老和子女就业问题吗？我无言以对。是啊！城市本身存在的上学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困难，尚不知何年何月能得到圆满解决，突然增加许多农民进城，更加重了城市社会问题的负担。那些鼓噪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家伙们有什么妙招解决这些难题吗？如果真有，何不趁此良机发挥效用呢，何必非要等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才肯使出来呢？看来他们也是黔驴技穷技止此耳，先糊弄农民让出土地再说吧！加快农民城镇化市民化，又为善良的农民们在墙上画了一张“香油饼”，并挖下一个深深的陷阱，只等着农民掉下去慢慢享受呢！推行这种混蛋政策，不仅增加不了就业渠道，最终害得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对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补贴，目的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是精英们弱智的昏招之一，更是一种劫贫济富之道。一般农民囊中羞涩，连基本吃饭问题尚不能彻底解决，买家电买汽车等奢侈消费品，是可望不可及。汽车下乡农机下乡，说穿了是为农村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政策，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汽车和农机。即便买得起，人均几分地，分散在几个地方，值得购买大型农机具改善农业耕作条件吗？所以说上层那些闭门造车的家伙们，整天胡思乱想，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梦呓，在中国进行试验，不闹出笑话才怪呢。对于这些家伙们使用的伎俩，300年来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中早有论述，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全部都是鹦鹉学舌式的乌鸦之鼓噪而已。

对于新农合，我本来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翻版而已。当我深入到实践进行考证时，又阅读了一些老赤脚医生对过去农合的回忆，更亲身体验到新农合的“伟大和严谨”，才发现这是一种制度严谨，程式复杂，手续繁多，中看不中用，根本就无法杜绝农民大病返贫的极其“伟大的创新”政策。冠冕堂皇之下，除了繁琐的操作程序，看似严丝无缝，实则漏洞百出。农民看病，用药受限，能治病有疗效的好药不再报销之列，农民要想治好病用好药，只好自己掏腰包，自己全额负担。既然好药不能报销，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又有限，也就只能使用国家药目表中限定的低档药维持生命了。本来用好药，疾病早早就可以治愈，由于无钱用好药，只能延长住院时间，农民看病花费自然增多。虽然最后报销了一些药费，细细算来，农民看病没有少花一分钱。更为可气的是，由于参加了新农合，医生们就可以放开胆子用大药，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假如某种花费100元就可以治好，由于参加了新农合，最终看好病却花费1000多元，即便给报销80%的药费，个人最终还是多花了上百元。此类事情屡见不鲜，农民见怪不怪。加上农民往返数次才能领到报销的医药费，农民苦不堪言。看来新农合在“造福”农民的同时，更造福了医院和医生。现在的新农合，农民一旦得了大病，照样返贫。更为可气的是，在农村，乡村合作医疗的费用补充到位拖拉，农村医生们不堪欠账重负，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只能先自己垫钱看病，本应报销的药费，要耐心等待上级下拨补助医疗款到位后才能解决。看来上面的“经”到了下面，就变了味、走了调、截了流，无法及时惠及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说，新农合程序复杂，为得是造福权利，老农合程式简单，为得是造福百姓，真是天壤之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