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行为官两年记2010-08-30 08:23:29　来源: 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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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是65 年来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8 月19 日，在世行为官两年零两个月之际，他接受了《对话》节目专访。他说第一次去世行上班“有点像小学生第一天上学，很兴奋”。





8 月18 日早上八点，林毅夫从世界银行总部华盛顿出发。下午三点抵达越南，稍事考察后，傍晚时分，他出现在了上海。“多数情况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他笑：“我最苦恼的就是，一天为什么只有24 个小时？而世行总共有157 个成员国，时间完全不够。”
在央视《对话》节目录制现场，林毅夫如此向众人描述自己的行程。“别人是百忙，他是千忙。”林毅夫的助手梅瑞尔·特克（Merrell Tuck）在电子邮件中这样告诉《外滩画报》记者：“如果你想联络到他，就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8 月19 日下午，上海浦东，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上，58 岁的林毅夫腰板挺直、一米八几的个头看起来颇为魁梧。他手上提着一个扁扁的黑布公文包，走到哪里，就随手一放。轮到他演讲了，林毅夫走上台来，不说一句寒暄之词，就直奔主题。
身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之一，“林老师”（许多人还习惯这么称呼他）一天之内穿越几个国家，居然没带一个随从。
“我到世行已经两年零两个月了，”他说：“像这样飞来飞去，已经去过四五十个国家。”2008 年5 月底，林毅夫赶赴华盛顿，正式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也是65 年来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一直是一个幸运的人”
　　1999 年，上海虹桥机场，林毅夫遇见王选。由于班机延误，两人在大厅里谈了两个多小时。
“作为一个晚辈，我主动上前，并且坐下来和他一边吃方便面，一边聊天。”多年后，林毅夫回忆道：“我问他中国人在中文输入法方面，能打败微软吗？”王选想了想：“微软还是会赢。”
后来，林毅夫还和王选畅谈了“新农村建设”和“通货紧缩治理”。等到老先生离开，林毅夫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以羡慕的语气问， “刚才跟你聊天的是不是王选院士？”“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能跟他海阔天空地谈那么久。”




十年过去了，2010 年8 月，林毅夫已经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国内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9 年度最能影响中国的40 人之一。但提起年轻时的各种传奇际遇，他的感触一如当年：“我一直很幸运。”
1952 年，林正义（林毅夫原名）出生在台湾宜兰。小时候家境清苦，由于家住夜市附近，环境嘈杂，他总是晚饭后先倒头大睡，到了午夜才起来念书，念到第二天清晨为止。
林正义的功课一直很好，最终考入台湾大学。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却因为不服输，选择了当时最难考的企管研究所工商管理专业，但历史学一直影响着他。“其实，我更想当一名历史学家。”2008 年奔赴世界银行前夕，他还坚持这样说。
在台湾上大学的男生，必须参加短期军训。大学一年级，林正义军训之后，决定投笔从戎。林正义以大学生的身份从军，很快成为军中宠儿，他被派往金门担任前线的连长。而此时海峡对岸频频出现重大的举动：1978 年，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时代，接着中美建交。
5 个月后，1979 年5 月16 日傍晚，上尉林正义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他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此时，他的家人并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





“当时，我为什么会改名字？”林毅夫后来解释道：“回来是个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什么不满。在台湾，其实不管是亲人、老师还是长官，对我都很好。”
“我回到大陆，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所做的选择。但我希望不伤害任何人。改了名字，就意味着过去的我人间蒸发了、消失了。”
离开台湾时，林毅夫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一别，也许会像薛仁贵，与妻儿再会，大概要等上十年二十年吧。”
“但是，我还是很幸运，”他后来说：“这个时代对我很好。”4 年后，林毅夫就和家人在美国团聚了。而他那时的身份，已经是经济学大师舒尔茨（T·w·Sohultz）的关门弟子了，后者正是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我长不大”
1979 年的中国大陆，还不知道MBA为何物。当时的林毅夫，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很想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否则，我就无法扮演应有的角色了。那一段教育经历对我来说，相当宝贵。”
最初，林毅夫申请就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但校方以“来历不明”为由拒绝了。接着，他开始申请北京大学。
那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找到北大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想到北大读经济，这个学生就是林毅夫。对于是否接收这个“来历不明”的学生，陈岱孙觉得需要谨慎考虑，于是便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出面，先和林毅夫谈一谈。 谈话的地点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一家招待所，谈话的结果是：董文俊发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而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目的。”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董文俊后来说。就这样，林毅夫进入了北大经济系。
为了安全起见，对外宣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当时，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来历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那时的北大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林毅夫遇到了经济学大师舒尔茨。通晓英文的林毅夫为舒尔茨担任翻译，后者对林毅夫印象深刻，主动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这里出产了9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宽进严出”
的典型，每年有1/3 的博士生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4 年后，林毅夫完成了多数同学至少5 年才能攻读下来的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更被老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芝加哥大学，每个月林毅夫都要给董文俊写两封信，聊聊学习和生活：“想起董老师给我烧的红烧鱼，我直流口水。
拿到博士学位后，1986 年林毅夫又辗转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读完博士后。此时，北大经济系的很多老师都猜测，“那个曾经游泳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来求学的林毅夫，不会再回来了。”





那时的林毅夫，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博士后毕业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作为林毅夫的老师，董文俊知道，林毅夫的理想在中国：“他不是一般人。虽然他来自台湾，但是他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周林院长，深有感触。周林师从伯南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几年前，他与林毅夫同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林毅夫一有空，就劝我回国，”周林说：“他总说国内的空间，有意想不到的巨大。”
正是在好友的启发下，周林回到中国，并一手促成了2010 世界经济学大会移师上海。“世界经济大会，号称经济界的奥林匹克，全球1500 名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周内全部呆在中国进行思想碰撞。”






此时在世界银行日理万机的林毅夫，收到好友周林的电子邮件后，就立即赶来上海。“十几年前，如果让你选择呆在中国还是外国，你会如何决定？”在国际会议中心，他站在讲台上问大家。“那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外国，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1987 年，林毅夫再次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国的经济学博士。




事后，林毅夫告诉董文俊，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我的性格比别人更执着一点。不过，换句话说就是长不大。”
而且这一次，他还带回了夫人陈云英博士。“我丈夫是一个有大中华情怀的人。”陈云英说：“台湾50 年代的那一批人，从小受的都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非常爱中国。”事实上，和林毅夫一起成长的台湾50 一代，还有马英九、郭台铭、罗大佑等人。
“我大学时就认识他，他原名林正义，长得壮壮的，蛮有理想情操，大学没有毕业就去了军校，是个很传奇的人物。”一次，马英九在公开场合这样说。





“儒家文化是我做人做事的动力”
回到大陆后，林毅夫带领全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谒孔府。“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说：“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整个儒家文化也不是凝固的。”
“林毅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国学底子丰厚，在文化、历史、哲学上造诣都很深。”唯众传播总裁杨晖说。2000年，还在湖南电视台负责《新青年》千年论坛节目录制的杨晖，接待了前来讲学的“林教授”。




“林毅夫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真学者。”杨晖记得：“我请他吃了一顿饭。席间，他滔滔不绝，对中国农村经济饱含感情。虽然，他说话声调很平和、内敛，但他那种对于学术的热爱和激情，你坐在对面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林毅夫精通文史，“我不会规定学生去背《庄子》、《四书五经》。但作为一个学者，你要讲学，自己就必须能背得出来。”一次，在《财经》奖学金的欢迎晚宴上，林毅夫勉励前来学习的记者们：“先放电，才能充电。”席间，他出口成章，吟出《老子》的一段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蒲，处其实不居其华。”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前执行主编陈序，就是《财经》奖学金2006 年的学员。“林老师对学生是最好的，我记得那一年他是政协委员，在两会间隙，还赶到北大来给我们上课。”





另一方面，林毅夫还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笑言：“我们以前最怕和林老师辩论，因为他不把你说服了，就不放你走。”
8 月19 日下午，在央视《对话》节目现场，对着台上的主持人和林毅夫，姚洋讲了个故事：“有一次，林老师和学生辩论，整个过程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五点。中途，林老师还给学生们买来了麦当劳。后来，学生们偷偷拨快手表，把时间拨快了两个小时，林老师一看太晚了，才把他们放走了。”
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觉得，“林毅夫的血脉中流淌的是‘六经’的要义，沉淀着忠于国家、孝于父母、义于友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理念。”





林毅夫本人承认，“儒家文化讲求：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我认为是对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愿意去试试看！”
当年，在《新青年》千年论坛，节目组给林毅夫的辩题是“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林毅夫侃侃而谈、文采飞扬。他上下五千年，分析了人类各大文明的利弊。最后，敏锐地指出：“因为儒家文化有不断吸收扬弃的发展潜力，我们才能够看到东南亚的奇迹、日本的奇迹，当然最后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对话》独家专访林毅夫“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D=《对话》栏目
L= 林毅夫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当官”
D：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官有多大？
L：在我内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当官。
首席经济学家是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世行的对外发言人。对内管理3 个主要部门：一个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个是收集资料与项目评估，还有一个是进行预测和撰写各类发展报告。
世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研究机构，在此供职的经济学家有700 多位。我想，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和他们一起站在全球的视角，就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一些问题，进行知识上的交流。





D：当初，是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打电话来，邀请你出任的吗？
L：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原来我没有期望过这样的职位。2008年1月，我接到佐立克的电话，他告诉我被正式提名了。
此前一个月，佐立克来到中国，与我进行了一次面谈。首先他了解了中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然后听取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知道他来与我交谈，可能是正在考虑谁适合当首席经济学家。我们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问题。慢慢地谈到了我对世界发展的看法，这些问题我当然也有一些见解，交流得还不错。
后来，他说：“我干脆把你推荐到临时推举名单当中，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接受？”我说：“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会考虑。”
D：接完电话，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L：首先是感激，这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一个很大的肯定。佐立克每年都来中国，他对中国情有独钟。
D：20 年前，世界银行也曾经向你抛过橄榄枝，你当时为什么拒绝了？
L：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国内真是如火如荼。我觉得如果人待在国外研究中国经济的话，就如同隔靴搔痒，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30 年来，中国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都是国外影响国内，现在已经是中国在影响世界了。但是，现在再到一个国际机构工作，就可以学习很多国外的经验，所以我去了。





D：当初，王治郅刚到美国NBA 打球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注意，解放军来了》，这多少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复杂的心态和中外文化的差异。你刚到华盛顿就职的时候，感觉过不适应吗？
L：我还好，因为我1982-1986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过。此后，我又去了耶鲁大学。回国以后，我也经常出国。所以，我对国外的环境和工作方法，其实是比较适应的。
不过，到一个国际大机构去工作，终究有点不同。以前，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学术界比较自由。到世界银行，是一个高级副行长了，每天还要按时上班。这确实是生活方式上一个很大的改变。





D：在你之前，中国人章晟曼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他在《先站住，再站高》的书里说，“坐到副行长的椅子上之后，立刻感觉到了周围狐疑的眼光。”你呢？第一天上班，是怎样的情形?
L：有点像小学生第一天上学，很兴奋。不过还好，我可以说还是在学术界，我主管的是研究部门，大家交流的是真理。
D：你是65 年来世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两年多过去了，从北京到华盛顿，你的时差倒得怎么样了？
L：时差是永远都在调的，因为世界永远在变。





“我们要以理服人”
D：你的太太陈云英曾经这么形容你到世界银行工作的这两年多的时光，“毅夫就像是坐在一个偌大的餐桌旁，边上不断有人在上菜，一次一次地考验着他的功力。”
L：是啊。我一上任，就遇见了全球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低收入的国家。紧接着，到了2008 年9 月，雷曼倒台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真是“好戏连台”。作为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我就得解释，这些冲击对于世界经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要有所交代。
D：一开始，世界银行内部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影响充其量不过是3-6 个月的事情。但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准确判断出，这次危机对于全球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L：我以前20 多年一直在教书，对于政策研究有一些心得。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有它的周期波动，我很熟悉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还有，我也了解日本90 年代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
基于这些认识，我一开始就判断，走出这场危机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这次危机之前，是全球长达6年的高度繁荣，资金价格很低，到处充斥着泡沫需求。
而当危机发生以后，金融界惊魂未定，企业界投资找不到好的机会。失业率增加，人们对于未来普遍不看好。再加上本来很多财富已经消失了。当泡沫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的巨大过剩。我曾经潜心研究过由投资拉动的产能过剩（中国）和泡沫带来的产能过剩，两相结合，我很容易就推断出这个结论了。
D：据说，在世界银行你们还有过一次讨论，就是预测30 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记得这场危机。大部分人都说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你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L：那次讨论是在2008 年8 月，雷曼还没有倒台，还主要是一个7000 亿美元的次贷危机。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7000 亿美元是小菜一碟，30 年以后人们肯定会忘记。
但我不这么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1929 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每一次的危机背后，都有不同的原因。他们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判断，这次危机不会有其他因素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呢？我当时很谨慎。





D：你所主管的部门里有250 个学者，其中40 人全都是高级经济学家，如果把他们研究经济的年限加起来，会超过1000 年。精英总是很有个性，如果大家意见不同，会不会吵起来？你会不会用权威来统一意见？
L ：（笑）我有那个权威，但是我不用。我们要以理服人，我不用职务上的便利。大家可以辩论啊，我就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我错了，我向你学习。如果我对了，我一定要提供很好的服务，我要说服你，你是错了。
知识就是力量，我会用理论说服同事的。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你不要怕讲别人反对的话；也不要怕讲大家不喜欢听的话。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说的是不是事实。
D：世界银行是怎么决策的？如何表决，是不是通过投票？大家都很好奇你的工作方式。





L：世界银行其实和一个大公司一样。它有执行董事会，也有管理层。一般来说，管理层不用投票的方式，而是讨论，然后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么就由行长来拍板。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也不通过投票来决策，也是先讨论。
D：你在佐立克行长那里有话语权吗？他是不是更愿意听你的？
L：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每年都会到中国来，特别注重中国经验。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经验，对于我的当选其实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为数虽然不多，但也不少。为什么会选择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想最终还是因为中国这30 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和经验，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尤其是它改变了世界上很多学者对于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看法。






“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
D：2008 年6 月2 日，你到世界银行报到。6 月11日，你为什么就去了非洲？
L：对于我来说，非洲是一个最具挑战的地方。上个世纪60 年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因为，首先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其次他们很多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等于直接进入了比较先进的体制。
但是，四五十年过去了，非洲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还出现了倒退，现在非洲的制造业就比60 年代要差。世界银行要帮助发展中国家，非洲的挑战性最大。
D：你踏上非洲的土地，看到了什么？






L：我去之前，读了很多关于非洲的书。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大差距。我发现全世界的穷人都一样可爱—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非洲人民和中国的农民一样，他们那种期待的眼神，让我很震撼。
D：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事情？


L：有一天，我到了莫桑比克，参观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看起来和中国80年代的菜市场很像，有很多小商小贩。在菜市场里卖东西是要交税的，但有很多小贩不交，选择在里面打“游击”。我进去之后，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大概十岁左右吧，正是上小学的年龄。她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了一些芒果。她正在卖芒果。我朝她走去，但我这个举动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小女孩看见警察来了，马上撒腿就跑，把芒果撒了一地。这让我非常受触动。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她首先看到了市场对芒果的需求，就进入市场。在市场里，她也对交易成本进行了计算，交不交税？其中风险多大？而且，她也愿意冒这个风险。
但是，我也很伤感。她原本应该去读书的，肯定是因为贫穷才来菜市场谋生。一个未来这么好的企业家，只能卖芒果？如果我们给她更好的机会，她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将来长大了，对于社会就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银行，就是要帮助这样的穷人。我觉得我来到非洲，就是去播种，去传播一些希望。
D：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L：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吧！（笑）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文/李卉,蔡怡 图/覃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