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各位都是乡镇的一把手，相信你们整天都在思考怎么让农民增收。可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农民为什么会穷呢？
  让我们再从“创新”的角度去看一看，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农业越发展农民反而会越穷”！因为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四个宏观原因中就有一个是产量太高了。我这里又在强调“今天”二字，是因为过去农民的贫困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当时的时间和环境。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有四个：

1、农民太多了
      我们有10亿农民却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2亩都不到。其中70%以上种植粮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最近几年的粮食产量一直在1万亿斤左右，平均价格在8角/斤左右。所以，农民的人均产值才8百多元。国家提出，要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把粮食产量维持在1万亿斤以上。下面我假设我们的粮食产量能增长50%（其实是不可能的），达到1万5千亿斤，而且价格还能维持在8角（这也是不可能的，产量高了价格一定会下来）。即便如此，我们的粮食总产值还是不过1万2千亿，人均才1千多元，扣除种植成本，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会超过600元。农民（尤其是占农民70%的粮农）还是不可能富裕。道理很简单：我女儿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告诉我，她们的地理课本上说，加拿大98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50万斤了。所以我们的这1万亿斤粮食有200万农民就够了。因此，现在我们实际上是10亿人在分200万人的饭吃，又怎么会不贫困？再回头看日本，虽然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还少十倍，但是因为他们1.3亿人口中农民才200万，1.3亿人的农产品消费靠200万人供给，农民就不会穷了。

2、居民太少了
        农民的收入是和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分二部分，一部分自己吃，另一部分出售给城镇居民，就是商品农产品。显然，农民的收入只和商品粮或者商品菜有关。可是中国居民太少了，才3亿多，他们一年的消费不会超过9千亿（假设人均年消费3000元）。而这9千亿被10亿农民一平均，人均就只有9百元了，扣除商业成本，能够到农民口袋里的恐怕连300都达不到。
  这就是说，只要居民总数不增加，消费总需求就不会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农民能够增产出多少粮食或者蔬菜瓜果鸡鸭牛羊，农民的收入都不会增加。因为消费总需求这个蛋糕就只有9千亿那么大，你吃多了别人就少了。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即使某村的村长有能力，使这个村富裕了，但是在消费需求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就是在蛋糕没变大的情况下，它的富裕一定是以别的村更穷为代价的。因为10亿农民都在靠这一个“蛋糕”填肚子。
      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去思考一下，假设有一天中国的人口比例倒置，变成10亿居民3亿农民，情况又会怎样？这时你又会惊讶地发现：即使还是按照居民人均年消费3千元计算，总需求就会从9千亿变为3万亿，而这3万亿被3亿人口分，人均就能达到1万元！中国农民就快能像日本农民那么富裕了。

3、产量太高了
        我们的粮食产量基本上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粮价很难提高。今年全国粮食平均收购价才8毛多一点，农民种一斤粮食连2角的毛利都达不到。如果加上人工，再用工业成本分析核算粮食种植成本，根本就是亏本的买卖！
      更可恶地是，我们的粮食高产是以耕地不休耕为代价的，简直就可以说就是掠夺式种植。大部分耕地已经贫瘠到不大量使用化肥就长不出粮食的地步，而化肥的原料又是来自含有重金属的石油、矿石，长期使用不仅造成土壤严重板结，还使耕地中的重金属大量积聚，危害人体健康。所以，耕地的休耕已是当务之急。如果，每年能让20%的耕地休耕，粮食总产量就能减少20%，粮食价格就可能达到2元，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6倍！这其实是提高农民收入最简便的方法。代价仅是城市居民的月生活开支增加10元（按照人均在家消费10斤粮食计算）。这对居民的影响不仅远远低于石油、水、电、煤等价格的上涨，还低于居民工资增长的幅度。
        当然，你们会反对这个观点：短缺的粮食从哪里来？如果依靠进口，就会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会导致我们在进口粮食时在价格上吃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农业还是计划经济的，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来应对：我们可以在宣布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之前先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上购买粮食期货来规避进口价格风险。这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所做不到的。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这些小国不同，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还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市场，拥有世界最大的粮食储备。即使不减产，只要稍稍改变粮食的储备量，就足以撼动世界粮价的走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让国际粮食价格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波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如果粮价大涨100倍，发展中国家不就都能成为发达国家了吗，起码我们的粮食GDP就能达到100万亿，我们就能像石油国家那样一夜爆富。凭什么只能让石油涨价不能让粮食涨价？所以我们真应该认真考虑在国际上主导成立一个“粮食欧佩克”组织，合理的引导粮食价格的走向。

4、生产方式太落后了
        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个体的。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就是“耕地使用权私有化”。农民一家一户只有几亩地，以小农的，个体的方式从事农业。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不成规模，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比如种子、化肥、农药要用高价（零售价），比规模农业的成本要高得多；另一方面，规模小了产品就无法直接进入终端市场，就只能卖稻谷而无法卖大米。一斤稻谷才能卖几毛钱，一斤大米却能卖几块钱，我的《金山博士米》中最好的品种甚至能卖35元/公斤。所以，中国的小农的，作坊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是不可能大富的。那什么才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呢？


（未完待续）

三、现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二者的关系其实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只有农业的“生产方式”现代了，“农业”的生产力才会现代。就如同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都是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的事。马克思说，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原有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对它产生束缚，一旦挣脱，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初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直到生产关系再次束缚她的发展。如此周而复始。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充分验证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预见性：
    土改使农民个体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随着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了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个人劳动转变成为社会劳动），因此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被解散以后，随着“联产承包”的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业得到大幅度地发展，我们的农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可是30年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个“联产承包”的生产关系开始对已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起到了束缚作用，不再适应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既然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研究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求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了。
    可是长期以来，谈起农业，我们的注意力都只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上。似乎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之间差距就只是在设备、技术或者规模上面。以至于“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很形式化的口号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
    其实，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而在“工业化”！因为“机械化”说的不过是操作方式而已——是用手工还是用机械的问题。而“工业化”说的是“生产方式”——是“作坊式的小农生产方式”还是“工业化的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我这里说了那么多的“生产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生产方式”呢？说得白一点，就是“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是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
    今天的中国，因为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小农”的 “手工作坊”式的阶段，而工业早就“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所以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很明显。但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因为农业也已经实现“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甚至农业生产是“农民指挥，工人生产”，所以美国的农业与工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已经完全没有区别，因此农业也就与工业没有区别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农业只有工业了，因为它原来的农业已经工业化了。
    我们不仿去看看美国麦子的生产过程，就能明白我们与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究竟有哪些不同。
在美国，农场都很大，所以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你订货。如果成交的价格是1元/斤，合同签定后，期货公司就会在期货市场上挂牌：“6个月后交货的小麦价格是1.1元”。然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抵押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到了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要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你签个单就可以了，银行会给种子公司开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担保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你还是只要签单就可以了。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了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与你结算，把款直接汇去你的银行。而银行则会在扣除你前面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汇给你。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
    显然，美国种麦子的过程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许多农场的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我刚从湖北居家岭的国营五三农场回来，他们就是连飞机都自己买。因此尽管我们的大农场在生产规模、生产方法、生产设备上与美国没什么不同，但我们的生产方式与个体的农民的生产方式没什么不同，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经济”罢了。
    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我们是自己买收割机自己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而每个月平均能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因此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只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会很熟练，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不仅效率高，浪费也少。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实际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收割，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就是这个道理。
    湖北居家岭的国营农场（五三农场）场长告诉我，农场的土地早就承包给职工个人了。不仅他们，全国2300个农场都因为亏损而不得不把耕地都承包给职工搞“家庭联产承包”了。“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不计成本，农场还能撑下去，自负盈亏以后，成本高你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的农场最后都不得不把土地承包给个人种，起码还能挣点租金。所以，比较中美两国农业的不同，关键在生产方式而不在规模、不在设备、不在科技。所以，我们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而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未完待续）

（续前）

    历史有很多里子可以证明生产方式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工业生产方式改写了近代世界的历史。可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农业领导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我们的农民却早早就知道工业生产方式的重要。2006年，当时金山区委的李毓毅书记就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居民小区一直发生轿车内财物被盗窃的事，是团伙作案，却老是破不了案。因为作案方式很是诡异：团伙先派一人把小区内所有汽车的情况看一遍，发现车内有遗留财物的，就在车外的地上做一记号。这时你即使发现也奈何不了他，因为这不构成犯罪；然后跟着过来第2个人，他把做有记号的那面车窗砸碎，这时被你发现最多只能罚他赔钱；再后来，第3人过来把车门打开，把车内财物拿出扔在地上而不是拿走。因为这样被你发现，还是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没有拿走车上的财物；直到第4人开着摩托把地上的财物拣走离开，你抓住他，顶多是个顺手牵羊而已，还是不构成犯罪。所以，除非你同时将此4人拿获，否则各个环节的个人均不单独构成犯罪。说得直白一些，这其实就是把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应用到了犯罪上。与过去一人作案的模式相比，它的“优点”非常突出，一是给公安出了很大的难题（必须抓住所有4人），二是提高了犯罪效率，减少了犯罪的风险。
    无独有偶，央视在2006年就报道，河北省青光镇生产假酒屡禁不止。就因为假酒的生产也采用了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生产方式，造假者把假酒生产细分成许多道工序：收购旧酒瓶、清洗旧瓶、印刷包装和防伪标签、制造软木塞、酿制廉价酒、灌装和包装。由于各道工序除了灌装之外都不违法，所以难以打击。在央视的画面上，可以看见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堆满了从各地花几毛钱收购来的各种真酒瓶（当然是空的）；全镇上百个家庭清洗酒瓶的专业作坊日以继夜的清洗酒瓶，洗一个瓶只要几十秒，只收几分钱。操作是全电动的，能把旧瓶洗得像新瓶；专业印刷厂印制的包装盒和真的也几乎没什么两样；软木塞和防伪标志也都是有专业厂制造。可是这些都不构成犯罪。直到这些二手的酒瓶被清洗得非常干净，被农民买回家，然后用保温桶灌入廉价酒，贴上标签，装入包装盒，于是，一瓶假XO洋酒就这么出来了！甚至连XO酒原厂技术人员仅凭外观都无法分辨真酒假酒，只能靠化验瓶内酒的理化性质来鉴别。而这样一瓶酒的成本才8元！虽然农民在家里灌装假酒的过程构成犯罪，但是因为几乎家家都在这么干，而且工具就是一保温桶，你今天抓了他，没收了保温桶，明天他换个桶再干，而且你也没办法把全镇农民的家都查封，人都抓走。
    这二个例子都说明农民比我们的农业领导更明白工业生产方式的好处。所以我们真该好好反思，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应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今天，我们的农业工业化条件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已处于向工业化变革的临界点，很有点当年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味道，而且比当时英国的条件优越得多。
    那时的英国还是个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只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生产农具和纺织品。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市场需求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洲对英国的羊毛制品和手工制品的需求突然增加。地主发现，养羊既简单又赚钱。于是纷纷把农民的土地收回养羊。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由于失地农民被迫进城，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只能乞讨。以至于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乞讨的农民太多而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乞讨的秩序，大量的失地农民饿死在街头，场面十分凄惨和血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将此过程称之为“羊吃人”。
    这时，一方面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无产者和廉价劳动力（这和30年前的中国很相似），另一方面，美洲贸易需要大量的英国手工制品比如羊毛衫和镰刀可是产量上不去，因为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产量的提高。比如镰刀的生产是手艺活，要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只有少数铁匠会做。而且每人每天顶多做几把，远远满足不了美洲的需求。
    于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镰刀的产量和降低镰刀的生产成本，有人把镰刀过去由一个需要由专业工匠完成的工作细分成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包装等若干个工序，分别让不同的人去做。就是，炼铁的只炼铁，打铁的只打铁，淬火的只管淬火，磨刀的只磨刀……。由于细分成多个工序后每道工序就大大简单了，对人的手艺要求大大降低了，那些失地农民梢加培训就能上岗。更重要地是，专业分工以后，不仅效率高了，质量也更好了。过去一个铁匠一年就打几百把镰刀，而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就要淬火几千把镰刀，在淬火这个环节上的水平肯定要大大高于他们的师傅，但是报酬却只有他们师傅的十几分之一。其它环节的情况也一样。这样，从镰刀作坊到镰刀工厂，实质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从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向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新的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就这样出现了。随着工厂的出现，对机械、电气、电子、服务、商业的需求大增，于是出现了蒸汽机、电灯、汽车、轮船、火车、飞机、通讯、计算机……。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改变了生产方式，即：不再用作坊式的方式生产产品，改用“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产品。这种发展历经几百年都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波音飞机的制造让这种生产方式完善到极至。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公司，每年生产近千架客机，价值几千亿美元。可是公司几乎不需要生产流动资金，也不需要象我们的飞机厂那样雇佣大量的工人。公司在接到飞机订单的时候，先收取客户30%的订金。然后把尾翼交给中国生产，发动机交给英国生产，驾驶仓交给法国做，雷达向意大利订，软件交给印度编……，而公司只要支付10%的订金给零部件供应商。这样，飞机还没生产，波音公司已经到手了20%的利润。这些供应商在生产完各个零部件的制造后运到西雅图交给波音公司总装验收。完成总装后，波音公司又可以从客户手里再收取60%的货款，于是就能结清供应商的货款。
    不难发现，这样的 “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好处是：
1、“专业分工”能够使零件的质量比自己生产更高，成本更低。比如发动机，研发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百亿。分摊在自己的几百架飞机里，每架飞机的发动机研发成本就要上亿。而让专业发动机公司做，因为它生产的发动机数量多，研发成本就会减少几十倍。而且生产的数量越多，发动机的质量也会越高；
2、“社会化生产”就是让别人生产，好处是：减少对你的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你的风险就是减少客户毁约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客户取消订单，你的实际损失只是给供应商的那10%订金，而你收到客户的订金是30%，即使客户毁约，你也有利润。更重要地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限制生产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你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就意味着你能够扩大生产的规模。
    国外在汽车生产上也是如此。不像我们的“一汽”，“二汽”，什么都是自己搞，甚至连发动机也是自己研发，研发费用分摊在自己的几万辆汽车上，虽然工厂的规模比国外厂家大得多，产量和成本却大不如人。
显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郑和下西洋比他早了100多年，为什么没有导致我们发生工业革命？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需要扩大市场的情况，所以郑和下洋只是受皇帝派遣去找宝贝，意义只是改写了世界航海史。哥伦布不是，他是在欧洲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带着淘金目的去探险的人。是欧洲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哥伦布”。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村出现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导致中国出现了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局面。大量社办、村办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抢走了城市国营企业的大部分市场。当时国家面临二难选择，或者放任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则必将导致城市国营企业的倒闭；或者抑制，则将导致农村富裕劳动力下岗，引发社会动乱。邓小平一举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实际是打开了国门，通过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占领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使数以千万计的社办和村办企业找到了国际市场的出路。使今天世界的70%的纺织品，50%的电子产品，90%的玩具、皮革制品、小商品都是由中国所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使几亿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所以，哥伦布引发了英国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邓小平引发了中国生产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英国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一举成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矛的工业国家。今天的中国，工业GDP已经大大超过农业，从事工业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所以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而导致中国从农业国家一举迈进工业国家的，正是邓小平。
    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教育是：“郑和比哥伦布伟大”。其实是我们自己目光短浅。我们实在没必要不服气哥伦布，即便郑和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是邓小平绝对不亚于哥伦布。他的改革开放国策不仅使中国的工业GDP大大超过农业，而且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农民。他使十几亿人口的农业中国一举转变为工业国，这是哥伦布无法比拟的。更伟大地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经历英国“羊吃人”的血腥过程。
    这是很重要的。500年前，英国农民是被“圈地”而被迫进城的。今天，中国进城的农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动进城的。他们不需要乞讨，都有工作，而且工作条件和报酬都大大高于农村。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考虑生产关系是不是还与之相适应的问题了。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关注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找到更新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才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因此，实现现代农业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有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其实我们分析美国人种小麦的方式就会发现与波音飞机的生产几乎没什么本质不同。这就是说美国已经实现了用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明白，所谓“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该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大工业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叫“农业的出路在工业化”。显然，这个工业化决不是指工厂化，更不是烟囱化，与设备技术无关而只与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有关。现在的问题只是：中国农业怎样工业化？

（续上）



四、        我们的错误
    建国以后，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了我们不再研究生产方式。以至于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我们在机械化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的很形式主义化的口号。后来，他又发现规模小了机械化就不容易实现。于是，又一句“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就把所有农民个人的土地统统规模到了人民公社。
    问题是，人民公社的规模虽大，但是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的。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比如播种、耕地、施肥、打药都是自己干，甚至所需要的机械也是自己买。这与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场面大了一点，最多是“放大的小农经济”而已。加之分配上的“大锅饭”，最终导致生产力严重倒退，中国农业不得不再回到个体生产模式（家庭联产承包）。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可能就能悟出些什么：
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个体小农生产”发展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发展到“人民公社”；最后到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
    新中国的农业正是在上述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以螺旋形式发展的。如果单单从“生产的规模”角度去看，这4个阶段在生产规模上的变化是：从“个体”到“小群体规模”，再到“大规模”，最后又回到“个体”。在前三个阶段，发展的动力都是源自于这样的理念：“规模化能够提高生产力”。
    我的老家在山东半岛，是老解放区。我的老父亲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农民就分到了土地，当时最主要的农活是运土。因为没有化肥，农民先要把田里的土装运到自家的猪圈，等猪又拉又撒了以后这些土就成为肥料被再运回到田里。最初大家都是自顾自的运输。可是张三家只有一头毛驴，往地里送肥时效率很低，要来回无数次，毛驴也很累。于是张三就向李四、王二借毛驴，一人赶3头驴送土。这就有了互助组。又由于各家的木轱辘车装的土少，于是大家就合伙买了胶皮轱辘大车，这就有了初级社和专业户的概念。再到后来大家发现，如果合作的规模再大一些，还能买拖拉机和汽车，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于是出现了高级社。
    至此，发展还都是农民自愿的，因为规模扩大所提高的效益还是建立在农民个体受益的基础上，农民劳动的对象还都是自己的耕地。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都没有导致农民失去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改变农民的劳动对象。因此合作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农民耕地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农民当然非常欢迎。
    可是，人民公社导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人民公社（实际就是交给了政府）以后，收入不再与自己土地的产出直接挂钩，而是与劳动时间就是“工分”挂钩。于是，农民从关心土地的产出转而关心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是“工分”的多少。这就使农民的劳动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为自己的耕地劳动而转向为时间劳动，为“工分”劳动，为团体劳动，为政府劳动，为社会劳动。由于农民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远不如为家庭劳动的积极性，于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效率大大降低，其规模增大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被劳动效率下降的坏处全抵消还不够。最终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历史悲剧。我国的农产品生产从此供不应求，被迫实行配额供应。直至1978年，邓小平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变相把土地再次归还给农民，使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社会劳动”（就是为别人劳动）再次回归到“为家庭劳动”（就是为自己劳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粮食持续增产，从30年供不应求一举转变为今天的供过应求。
    综上所述，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知不觉中又要去重复过去“人民公社”的错误。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幻想通过“土地流转”去实现所谓的耕地规模化。
    其实，所谓的“土地流转”，就是向农民租地，然后再雇农民干活。它和“人民公社”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农民从土地使用权上剥离出来。让农民再次从为家庭劳动改变为为时间劳动。当农民的劳动不再与自己有关系，它又怎么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对此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我雇农民给地里拔草。可是农民自己的地里拔一次草就干净了，我的地里拔三次草还在长。最后发现，原来农民把草根留在地里了。我雇农民晒谷，情况也一样，他们自己的谷2天半就能晒干，我的谷5天也晒不干。过去人民公社发生的事，现在又在“土地流转”中重现。何况，现在的“土地流转”各方面条件还不如人民公社：一没有行政权利，过去的人民公社因为有行政权力，你不好好劳动它还能组织大家批斗你；二不能无偿使用土地，过去人民公社集中土地是一分钱不用交的现在要先交土地租金；三不能搞年终结算的工分制度而要按月支付农民的工资，等等，等等……。不仅如此，从成本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仅仅土地流转费这一项，就足以导致“土地流转”在粮食种植上不可能成功。以上海为例，土地租金平均在 800 元/亩，可是每亩地的稻子还卖不到 800 元，种粮食又怎么可能赚钱？而离开粮食种植谈农业又有多少意义？
    六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上一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会儿以为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一会儿又以为在科技化，在规模化。就是不知道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上找方向，就是不知道应该先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我们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什么都喜欢替农民做主。远的不说，就说最近这几年，一会儿是“工业返哺农业”（几乎没有企业自愿支持）；一会儿是“土地流转”（几乎没农民支持）；一会又是建设“新农村”（其实是应该发展“新城镇”，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这里不多展开）；最可恶的是“取消农业税”。
    政府说，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减负了300个亿。其实300个亿折合到1万亿斤粮食里，只不过相当于每斤粮食的成本降低了3分，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可是，制订这个政策的人从来没想过，取消农业税有很多坏处：
    首先，它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税过去是各级乡政府的开支来源。所以农业不好，税收不上来，政府就没有开支。因此乡政府们过去都很重视农业。免了农业税以后，政府的开支与农业无关了，于是注意力就转到工业或者招商了。这对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其次，我们上海是早就减免了农业税，所以这次的减免上海农民是一分好处都没有。可是，国家昨天宣布了减免农业税，今天化肥价格就从85元涨到100元，农药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减免农业税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农资生产商，农民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只是农民没想到农资的涨价是取消农业税的结果。
第三，过去我们向农民租地很容易，因此搞规模农业和土地流转相对比现在容易得多。2004年的时候，安徽定远县蒋集乡的乡长就求我去种地，因为他那里的农民都去上海打工，没人种地，农业税收不上来。他甚至提出土地租金一分都不要，只要我能交农业税。可是免了农业税后，他再也不来找我了，因为那里的农民宁愿土地抛荒，也不出租，因为来年还能节省肥料钱。
    第四，农业税实际是资源性质的税种，征税能够保护资源。当你不使用，就会产生费用上的损失。所以现在更没有人好好利用土地了。
    第五，如果我们不是减免农业税而是允许粮食价格上涨3分，对农民的意义尽管相同，但是国家就不会减少收入，而居民的生活开支只不过增加6角/月，是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犯了无数次错误，从“人民公社”到“机械化出路”、到家庭联产承包的“长久不变”再到“土地流转”和一相情愿的“合作社”、大力发展“新农村”等等，等等……。总之，我们是一错再错但就是不回顾不总结，许多错误甚至是周期性地犯。追根溯源，就是我们的思维是“计划经济”的，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强迫农民去执行自己“想”出来的政策，这又怎么会不出错？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领导居然至今还不知道我们的农业基本体制是“计划经济”的。

（未完待续）

（续前）


五、        我们的农业实际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体制
    2008年11月2日，在央视《对话》节目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在回答四川农民嘉宾的问题“国家能不能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时说：“农业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能插手”。一周以后的2008年11月9日，还是在央视的《对话》节目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主任党国英同志在与我对话时也说：“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陈锡文同志是中国农业的行政最高主官；党国英同志则是中国农业学术理论界的最高权威，连他们二人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起码说明官方认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了。
    情况果真如此？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
    1、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够自由买卖；
    2、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
    3、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
    1、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
    2、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
    3、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每年还必须保证有200万亩耕地种粮，因为国家每年向上海下达20亿斤粮食的生产指标。
    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业你把它当成是市场经济的行业来对待，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在产品销售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而销售恰恰是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困境。你的一句“农业是市场经济”就让你解脱了对农民收入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农民按你的计划种植，但是农民种植的东西能不能收回成本你却没计划。甚至可以说，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种植，但是你却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因为粮食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2元/斤，但是你给粮食的定价只有8角/斤。这就是我说的“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农民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
    我们不妨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算算粮食的种植成本：
    1、劳动力成本：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0亿农民，5亿劳动力。粮食的总产量约1万亿斤。假设这5亿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亿人在种粮食，那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呢？按现在最低工资标准1万元/年（每月800元）计算，1亿人的工资应该是1万亿元，因此这1万亿斤粮食的人工成本应该超过1万5千亿（还应该加上劳动保险的成本）。所以，这1万亿斤粮食里，每斤粮食仅仅人工成本就需要1.5元！
    2、生产资料的成本：我们有近20亿亩耕地，年产粮食1万亿斤，平均亩产500多斤。可是每亩地所耗费的种子、肥料、农药、锄草剂、柴油、保险、灌溉、水电和农业机械的费用，起码在500元以上。南方的耕地一年2到3季，生产资料的成本还应该加倍计算。因此每斤粮食的生产资料成本起码应在1元以上。
    显然，两项费用合计应该超过2.5元！可是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平均价竟然只有8角！更有甚者，2008年小麦国际市场价格突破2元/斤，我与外商签订了1.8元/斤出口自己种植的小麦，可是国家发改委突然宣布粮食出口实行“配额”，我因为没有“配额”，最后只能以8角的价格卖给有“配额”的公司，然后再由它们以2元的价格出口。
    所以，中国农业怎么能说是“已经市场化”了呢？当然，她也不是完全计划经济的，确切地说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因为它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它对农民的收入不“计划”。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不管企业是否有钱赚，但是工人的收入是按计划领取的。我73年刚刚工作的时候，只要上班，无论企业是否赢利都有工资36元。可是今天农村，不论你按照国家计划种粮食累死累活，国家都不给你收入计划。所以不管怎么说，既然还存在计划经济的成分，政府就不能推脱自己对农民收入应担当的责任，尤其是必须保证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养活得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你事实上在强制规定农民种粮食，那你在确定粮价的时候就必须保证农民种粮能够有利可图。今天，粮食的种植成本既然超过了2.5元，那你的粮食收购价格就不能低于这个数。你没有权力以城市居民的感受或者长期用“维稳”作为借口，使粮食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事实上，粮食价格提高1倍（相当于大米的价格从现在的1.8元涨价到3.6元），种粮的农民就能够靠种粮养活自己了，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去打工了。同时，这个价格也是城市居民能够承受得了的（仅仅相当于每月多支出生活费20元）。这不仅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也比城市汽油、交通、水电煤气教育等开支的涨价的幅度要低多了（它们都已经涨了10倍到50倍）。虽然有些下岗居民家庭的生活会出现困难，但是一方面他们人数不多，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解决。比如粮价上涨后中粮总公司的利润起码会增加上千亿，政府足可以用此开支城市贫困居民的补贴。另一方面，这对减少城市贫富差距（因为不必补贴富人），城乡贫富差距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对农产品价格一涨就过分紧张，更不能连大蒜、茄子、绿豆、玉米这样的非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涨价都能绷断我们的神经。我们一定要明白，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业亏损，最终会破坏农业的发展，这才更可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