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地对一切事物持批判眼光的拉姆齐，不同意凯恩斯对概率的解释。经过几年思考，他在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宣读了论文“真理与概率”。那是1926年，拉姆齐23岁。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它为1944年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的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提供了主观概率的哲学基础。作者们在这本著作里遵循了与拉姆齐类似的思路，建立了风险决策的效用理论。今天，博弈论完全改写了经济学教科书而且正在改写其他的社会科学教科书。我相信，未来的思想史家或许会把1980－2000期间的社会科学的剧烈演变称为“博弈论革命”。不过，我必须在这里停止，转而介绍拉姆齐所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然后再回来讨论他的“真理与概率”。

受到罗素和皮尔士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拉姆齐写道：“实用主义，我这样来概括它的实质，一句话的意义，是由它所意味着的各种行动来定义的，即相信它所陈述的就意味着，根据各种因果关系的概率，相应地采取各种行动的概率。”

如果我说，现在大概下雨了，那么，我需要带雨伞出门吗？从经济学角度看，我是否采取这一行动依赖于这一行动究竟带给我什么样的效用。或许，我正热躁难耐，打算在雨中狂奔。这样，不带雨伞是一种理性的行动。詹姆士经常教导他的学生，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就在于不断询问：一个概念或一项陈述，如果相信它不会带来任何行动的改变，那么相信或不相信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实用主义哲学而言，不导致任何实践的差异的两个陈述句是无差异的。

但是，拉姆齐在“真理与概率”里引出了经济学的看法：从语言到行动，需要两方面的判断：（1）陈述所包含的真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就是概率问题。为了判断陈述甲所述的真实程度，我们不仅需要检验陈述甲，而且还需要检验与陈述甲竞争的陈述乙、陈述丙、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陈述的真实性。因为，概率的真义在于它是分布在一系列事件上的不同可能性；（2）从各种陈述当中，并且在我们所处的具体情境之内，根据已往的经验，我们作出判断，赋予每一陈述与我们判断相符的真实程度。这之后，就需要考察各种陈述及其真理性对于我们的行动的意义了。陈述甲所述或许以很高的概率是真实的，但却未必对我们的行动最有意义。因为，由相信某一陈述而导致的行动，其意义首先依赖于行动本身所导致的后果的意义，其次，依赖于导致了行动的陈述的真实程度的意义。用概率语言说，就是行动的效用与导致行动的概率的乘积。大致说来，这就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建立的预期效用函数的直观描写。

拉姆齐关于真理与概率的看法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引导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理论”的看法。他认为，理论，归根结蒂可以表述为一系列的陈述句。而且，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理论，它的这一系列陈述句是开放的，就好像儿童经常讲的那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这一叙事永远不能完结，从而，听故事的人，也就是科学家们，通过他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持续地倾听这一叙事，并且参与叙事。我肯定，许多读者都会意识到拉姆齐提出来的这一看法多么超前，多么现代或者“后现代”。同样，读者也不难意识到，拉姆齐的这一思想与哥德尔的思想多么接近。后者在1931年论证了的，仍然用这里的儿童故事表述，是说：如果这个老和尚讲的故事要保持在逻辑上无矛盾，那么他就必须永远讲下去不能结束。我们对任何“理论”的最低要求，是逻辑上无矛盾。所以，能够让我们相信的任何理论，只要足够复杂，就都是向未来开放的，永远处于演化和完善（或死亡）过程中的。

凯恩斯是剑桥真正地具有广阔包容性的学者，他不仅诚恳地欢迎拉姆齐对他的概率理论的批评，而且大力推荐他成为国王学院最年轻的成员——21岁，这使得拉姆齐成为剑桥历史上第二位没有国王学院的学位而进入该学院的成员。今天，2004年3月14日，我在网上搜索剑桥国王学院“成员名单”，发现其中不仅有刚刚毕业的博士，也有享誉欧洲的教授，例如安东尼.吉登斯。

1930年，英国《经济学杂志》，当时世界的经济学研究最权威的核心期刊，发表了主编凯恩斯悼念拉姆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从拉姆齐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起，生活在剑桥的经济学家们就习惯了用他那锋利的逻辑和批判性思考的刀刃来试他们的各种理论。假如他只是简单地发表赞同意见，我不敢说，他是否不会改变这种在思想的基础层面发动的风暴演习，在那里，心灵试图追赶自己的尾巴，沿着道德科学丛林里最高尚愉快的小径，在那里，理论与事实，直觉想象与实践判断，以一种让人类智力感到舒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在这篇情深意切的悼念文章里，凯恩斯特别指出，拉姆齐虽然只发表过两篇经济学论文——分别在他24岁和25岁时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但其中第二篇论文，“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凯恩斯相信，是“数理经济学领域有史以来发表过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两篇文章，凯恩斯继续说，经济学家读起来固然非常吃力，但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赞赏它们显现出来的科学品质与美学品质的完满结合。

凯恩斯素来以判断准确著称。拉姆齐关于最优储蓄率的文章，一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被经济学家们频繁引用，成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在中国，或许由于经济学家们不很熟悉动态优化问题的数学工具，我发现，至今，拉姆齐的这篇论文也还没有获得足够广泛的注意。而拉姆齐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其主题刚刚开始提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日程表，它的理论意义，我从而相信，才刚刚开始呈现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小米勒，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民财富——它的原因和导致它增长的政策。财富，小米勒说，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人类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可是，财富是什么呢？我认为提供了最清晰定义的，是美国19世纪末叶因发动“单

一税种”而名声鹊起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把“财富”定义为：能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样，古典经济学的财富问题，可以表述为：一个民族或一个人，应当在什么样的原则指导下，才可以沿时间轴最优地投入自己的努力以便在给定的总时间长度内以最小的努力享受同样的效用水平？对这样一个常识问题的一个形式化的版本，拉姆齐给出了解答，它简明优美：最优的努力必须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在任何时刻都应当使得所积累的最后一单位财富的效用刚好等于不获取这一单位财富而节省的努力的效用。

如果财富的唯一形式是“资本”，如果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产生了消费品，又如果效用水平随所消费的消费品的增加而增加，但随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那么，从拉姆齐的解答就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黄金规律”：最优努力应当使效用的百分比增长率刚好按照资本边际产出率递减，这一动态过程要么使效用的增长率最终递减到零，要么停滞在资本边际产出率等于零的状态里。

很遗憾，上星期一，当我把上面的古典经济学问题当作习题交给我在浙江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助教时，他试图让我相信，这样一道习题对大学本科生们将非常艰深，以致他们需要至少两个星期才可能完成。这让我放弃了向这本刊物的读者们介绍拉姆齐的最优赋税理论的企图。毕竟，凯恩斯说过，拉姆齐的这两篇文章，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很难读的。塞内卡说：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不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么精彩。拉姆齐的人生，如同一只流萤穿过空庭，转瞬即逝，但多么精彩啊！





主要参考文献：

D.H. Mellor，1978，1991，“better than the stars——a radio portrait of Frank Ramsey”，http://www.dar.cam.ac.uk。

D.H. Mellor，1998，“Ramsey, Frank Plumpton”，in E. Craig，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Retrieved，March 13，2004，from http://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DD056SECT3。

J.J. O'Connor，and E.F. Robertson，2003，“Frank Plumpton Ramsey”，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University of St.

Andrews，Stocland，http://www-history.mcs.st-andrew ... ticians/Ramsey.html。

F.P. Ramsey，1927，“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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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Ramsey，192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Economic Journal》vol. 38，no. 152，pp. 543-559。

F.P. Ramsey，1929，a letter to Roy Harrod，168， F. P. Ramsey to Harrod , 6 July [1929] Lord Harold。

Nils-Eric Sahlin，2001，“Frank Ramsey：1903－1930”，University of Lund，Nils-Eric.Sahlin@fil.lu.se。

感谢楼主的分享！

顶。。。。

好文章，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