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尼采——海德格尔的《尼采》 孙周兴
海德格尔的《尼采》分为上、下卷(1996-1997年全集版第六卷),计有1050个页面,印成中文恐怕要接近八十万字了。英译者干脆就把根据单行本(1961年)译出的英文版做成四卷,且还把下卷中篇幅较为短小的三章(第八、九、十章)省略了——因为这三章此前已经另有一个单独的英文译本,立题为《哲学的终结》(琼•斯坦博译,纽约1973年)。笔者最近几年的大部分精力耗在《尼采》书的汉语翻译上,现在译文终于完成,感觉吃力,但似乎还得发些议论,以为后记。
在海德格尔的前期哲学中,尼采未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无论在早期弗莱堡和马堡讲座中,还是在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尼采均少有关注和述论。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36年到1942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连续做了六个讲座,专论尼采思想;之后又写了几篇论文讨论与尼采哲学相关的形而上学史问题。如我们所知,那年头正是德国纳粹暴政肆虐时期,而且海德格尔在此前不久(1933-1934年)曾积极投身于运动。于是不能不令人想到:希特勒帝国的快速而灾难性的崩溃,作为尼采基本思想的强力意志,与海德格尔所谓西方形而上学在存在历史中的终结,以“一种独一无二的、令人不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2]
海德格尔所做的六个尼采讲座依次为:1、《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1936-1937年冬季学期);2、《西方思想中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1937年夏季学期);3、《尼采的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1938-1939年冬季学期);4、《尼采关于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的学说》(1939年夏季学期);5、《尼采:欧洲虚无主义》(1940年第二个三分之一学年);6、《尼采的形而上学》(1941-1942年冬季学期,已预告而未做成)。
眼下的《尼采》两卷本就是作者根据上列讲座(第三个除外)整理而成的,此外又加上了相关的四篇论文(作于1941年和1944-1946年)。所以,从时间跨度上讲,海德格尔的《尼采》书历经整整十个年头。而上列各个讲座的原稿,现在也均已收入海德格尔《全集》第二部分中,分别列为第43、44、47、48、50卷(这几卷在内容上自然与《尼采》书多有重合)。
一个尼采,海德格尔集中地讲和写了十年。他的讲法不是为了应付教务,不像我们国内常见的教授先生们,备好一、二个课后就可以管半靠子或一辈子用了。海德格尔讲了六个学期的尼采,没有重复的内容。这本身就是大师作派了。显然,海德格尔是胸有成竹地进行他的尼采课程的——要知道那时正在战乱的喧嚣中!在几个讲座中,他先讲了尼采与美学(第一章),接着讲尼采与形而上学(第二章),再讲尼采与知识学(第三章),然后讲尼采与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史)问题(第五章)。这差不多就是现有《尼采》书的次序了。
如果说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哲学门类系统地清理尼采哲学,那么,下卷除了总结尼采形而上学外,更加显突了“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课题,把形而上学(包括尼采形而上学)置于“存在历史”框架之内。必须指出,形而上学史只是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历史”的一部分,夹在“第一个开端”与“另一个开端”之间,这个“之间”就是自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史。海德格尔在本书下卷中做了大量的概念史分析工作,旨在探讨形而上学哲学的起源和终结(完成)。
尼采何许人也?不久前国内学界因为刘小枫教授的一个演讲而重热尼采;作为对刘文的回应,陈家琪教授写了两个文章来试解“尼采是谁?”的问题,进而自然延伸到“我们是谁?”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学界最有意义的尼采百年纪念了。事关对尼采及其哲学的定性定位,也关乎“我们”对自己的定性定位。有一点无疑是个进步:诗化的尼采理解已经不再。还有一点也似乎没有争议:若要知道“我们是谁”,先有必要知道“尼采是谁”。
尼采是被解释的尼采。时至今日,“尼采”不止代表尼采这个人,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思想史事件,若用海德格尔的深度想法来讲,甚至就是一个存在史事件。
尼采是谁?海德格尔称之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这个意思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是一个激进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和颠覆者,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柏拉图主义——有着清楚透彻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位规定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其次,尼采建立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即“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作为存在学把essentia思考为“强力意志”,又以神学方式把存在者整体的existentia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就是说,尼采的形而上学同样既是存在学又是神学——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否定神学(上帝死了!)。而从现代形而上学的历史?,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极端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从而把西方形而上学带向了完成。
“形而上学的尼采”可以说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确立起来的。此前的尼采形象并非如此。此前——此后似亦难免——的尼采形象大致有两大特点:凶险恶毒、浪漫轻率。前者盖出于政治的或心理(学)的评判,后者基于文学的或美学的评判。这两点往往被揉合在一起,遂造成一个恐怖怪异的尼采形象。这不能说没有尼采本人的原因。众所周知,此公为人荒诞不经,为文狂放无羁,而且终于精神错乱了。文化乱象、各色名流,尼采都要骂一骂,一直咒到上帝老爷的末日(“上帝死了”)。有些骂法听来不免过分了,如称康德为“稻草人”,说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是“面具制作者”,德国人都是“庸众”,他们“没有脚而只有大腿”等,直让人想不通希特勒为什么要推崇如此尼采。这等人物,在传统一息尚存、文化还讲究个体面修饰的十九世纪,自然难有容身之地的,也就不免被误解、被排斥、甚至于被敌视了。
的确,尼采是容易被轻薄的。海德格尔却想扭转风气。我们也知道,凡海德格尔做的各类解释工作,受非议者居多,典型如他的希腊思想解释,康德哲学解释,荷尔德林诗的解释等,其尼采解释亦不在例外。这是难怪的。就其尼采解释来说,海德格尔总以为,他并不是在与尼采的文字、著作辩论,而是在与“实事”本身“争辩”。
海德格尔追溯词源,认为在古高地德语中,“实事”或者“事情”(Sache)本来就含有“争执”、“争议”的意思。在本书“前言”中,海德格尔径直指出:“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这里的德文“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难以完全地译成中文——阿佩尔甚至说它不能被译成外文。[3]在字面上看,它是一种既“分”又“合”的“设、置、定”(Setzen);从态度上讲,它可以说是一种既接纳(理解异己)又拒绝(持守本己)的姿态,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起于“实事”的争辩性解释不应拘执于文本,而必定要在解释中“添加”某种来自“实事内容”的东西。如若有人把这种“添加”指责为“穿凿附会和任意专断”,海德格尔也毫不客气,干脆讥之为“门外汉”。[4]
据海德格尔自陈,他的尼采解释有两个目标:一为“切近目标”,是要认识尼采“哲学基本学说”,认识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二为“最远目标”,是要对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进行“争辩”,而在“存在历史”的意义上,这种“争辩”同时也是对“另一个开端”的“准备”。
一般而言,我们应当如何来了解一种形而上学,诸如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或者叔本华、尼采的形而上学呢?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即对存在者的揭示。形而上学这种“真理”首先揭示出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Was),存在者整体存在的“如此实情”(Da?)和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Wie)。存在者的“什么”,即“存在状态”,被称为“什么存在”(Was-sein),拉丁文的“本质”(essentia);存在者整体存在的“如此”和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被称为“如此存在”(Da?-sein),即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a)。“本质”和“实存”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范畴,以至于各色的形而上学总不免在这两个范畴之间颠来倒去。进而,存在者之存在是变动不居的,存在者之真理也与之相应地改变着自身,因此也就有了“真理的本质”和“真理的历史”——“真理”和“历史”——的问题。最后,无论何种形而上学的“真理”,都需要有人来“保存”(安排、奠基、传达),所以就要求某种“人类”。
于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就由以下五个基本环节构成:本质、实存、真理的本质、真理的历史、人类;若用更简化的讲法,那就是五个基本概念:“本质”、“实存”、“真理”、“历史”、“人类”。这样五个环节,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统一本质”的“五重性”。所谓“五重性”(das Fünffache)是强调五者的交织一体关系,五者中的每一个同时都命名着其他几个词语所言说的东西。海德格尔的这个看法应该不难为我们认同。在一种形而上学哲学中,本质观、实存观、真理观、历史观和人类观无疑是最重要的五个要素,而且当然是共属一体的。
落实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上来,海德格尔就认为,对应于上述五个环节(“五重性”),有五个“基本词语”可以标识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强力意志”表“本质”,即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表“实存”,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 “公正”表“真理”,即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虚无主义”表“历史”,即在强力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超人”表“人类”,即为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个人类。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本书第六章“尼采的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对尼采形而上学作了一种结构性的理解,其基本策略就是对上述五个“基本词语”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