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落后基础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势必采取国家手段来搞工业化建设，而这种策略也势必是一种经济上杀鸡取卵、政治上集权高压的国家主义模式。经济上杀鸡取卵模式势必导致高强度的压迫与剥削的出现，尤其是对农民，而它的杀鸡取卵实质也势必是无法持续下去而最终崩溃的（因为当鸡都杀完了就没有蛋可取了）。而政治上的集权又很快与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模式一拍即合并同流合污，最终导致了“封建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其一个典型的表现现象就是官本位特权的出现并越来越强化。

毛在50年代的“一边倒”策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性质严重的。因为这个策略导致了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令人不解的是：向苏“一边倒”却又在不久几年后与苏闹翻，从而使自己既与苏敌对，又与美敌对。这种使自己陷入两个强敌敌对的策略，不是极端愚蠢又是什么东西？
最终，中国还是依靠与美国修复关系（想通过与美国的关系来对抗苏联）而走出困境，而与苏的关系一直到其将近崩溃，才有所好转。因此，这个“一边倒”策略是非常错误愚蠢不甚的。如果49年时，能够明智地与苏联保持距离，从而给与美的关系留下回旋余地，则后来的历史将对中国非常有利得多。

陷于两个强敌的敌对状态，从而迫使中国拚命备战，将贫穷社会的仅有的一点社会资源用于备战，人民那有不贫穷至极的道理！？如果是一个明智的家，他会努力减少敌对成份，减少备战程度，以让人民休养生息，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而计划经济与其说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设立，不如说是为了让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以用于备战的杀鸡取卵式的低劣策略。
我们再来看看邓公的策略：他的改革策略就是建立在“中国几十年内不会打大战”的基础上，从而使他可以抛弃毛的这种备战心态，这样就可以将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而不是用于准备打仗。这样才有中国的今天。而毛通过制造敌人而使自己陷于困境（愚蠢可笑之至！）使人民陷于极度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