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人们大抵是鄙视实用的。柏拉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他的一个学生曾经问他“学几何学有什么用？”很是惹恼了这位大哲。于是，柏拉图就叫一个奴隶去给他这个疑惑的学生几块钱打发他回家去，并对其余弟子说“看啊，这位先生想要从几何学中得到一些好处。”语气分明是极其鄙视的。 而到了近代，人们的思想完全倒了过来。据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度。但依我看来，最“实用主义”的国家是我们中国。不是吗？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一句经典教训“学以致用”。后来又有文人有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向俗人们说明读书的功用的。在一些有远大理想的人高级文人看来，此话自然有庸俗可鄙的一面，于是他们就说读书学习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不能跟着一帮“小人”一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他们虚伪。但是考察一下这句话，还是在说明读书学习的用途上面的。而且这样的用途虽然比那句追求“颜如玉、黄金屋”的高雅了一些。但是还是很物质的。可以说前者只是想到了解决个人的性欲、物欲等欲望，后者是为大众解决欲望。为了大众嘛——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这是高尚的。 光从学习这个角度，对于实用这个问题，我想古希腊的哲人和我国的那些圣人们完全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大可以把柏拉图那可怜的学生的问题稍微改变一下“学习有什么用？”来重新问一下东西方的贤人们。我想孔夫子们一定很容易回答“为了用呗！”学好知识就可以有美女，有好的生活，有地位有名望。从人的地层需要到高层需要一起满足了。而非要柏拉图们来回答，也许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答案“为了智慧本身，智慧本身就是好的。”追求好的东西是人的本性，就是一种快乐。 如果把孔夫子和柏拉图放一起辩一下。孔夫子一定会说：“你的回答有问题，智慧只有结出果实，对事物产生作用才是好的，智慧本身怎么会有好坏呢？”柏拉图则会说“非也，智慧本身是好的，因为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快乐，所以它是好的，也应该无条件的追求智慧。”我想下面的讨论是进行不下去了，永远不要和一个与你有完全不同世界观的人做无穷争辩，因为除非你们中一个人改变了世界观，否则是不会有结果的。在孔夫子的世界里，永远没有那种被纯粹智慧所激发出来的快乐。所以柏拉图的话语在他看来只是痴语。中国式的智慧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因此，中国人的快乐往往是必须依附在一些物上得以实现的。 如果说人总是趋乐的，那么古希腊人的学习是直接指向快乐的。这种快乐只和个人体验有关，在旁人看来自然是没有实用的，除非你自己去体验。而中国的儒家们则必须通过学习指向那些依附物，从依附物中得到快乐。于是在中国人眼中，学习便是实用的，其他更是如此。 回到历史中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实用主义”是否真的在实用上超过了“非实用主义”呢？上帝在这里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非实用”反而最符合历史的实用标准。希腊人对几何学的研究是排除实用的，如原先他们对抛物线、椭圆等的研究，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丝毫看不出这些知识有何作用，但在若干世纪之后，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牛顿力学就是紧密的和天体运行联系在一起的。牛顿力学对于改造世界来看，无疑是极其实用的。反之，中国的“实用”主义在初期的经验时代是有强大的作用，但却丝毫无法孕育出近代科学来。（也许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至少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结果会如此讽刺呢？我想如果“实用主义”要在历史上是绝对有效的，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存在——“历史发展是符合人类理性规律的”。只有满足了这个前提，历史才会象实用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被人类不断的实用要求推向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无疑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固然是被人所推动发展的，但是在这推动力中，不只有理性的作用，非理性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非理性的作用还大一些。人类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未来做精确的预计。 而非实用主义者对智慧的追求，本身是排除对历史有用目的的活动。这样，知识本身就获得了一种扩展的动力，也许它有时候扩展的超越了当前的需要，但当历史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等因素跟上时，它自然会“实用”地发挥巨大的能量。 所以，从短期看，“实用第一”看似应该的，但是如果把科学、人文等一切完全纳入“实用”的控制下，无疑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