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总的来说，社会对经济学家关于森林规划的论证还是持怀疑态度的。由于大中欧地区森林的加速毁坏，经济驱动的砍伐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谴责[1]。在18世纪，首次成功完成了关于最优轮伐期的经济学计算和间伐林份的最优强度分析。Fernow (1911)认为，第一个理解间伐的人是德国营林人von Berlepsch、von Zanthier和Oettelt。


丹麦和英国在18世纪森林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中地位显著。丹麦人Reventlow伯爵做了大量的关于树木生长的实证研究，最终以财务收益的形式分析了最优森林管理(Helles and Linddahl 1997)。在英国，William Marshall为橡树计算了一个最优的经济轮伐期。现在人们认为，是他首次论证了：在一次轮伐中的给定时点，最优轮伐期应通过比较继续执行轮伐的边际收益（即下一个时期中树木价值的增量）和延迟收获的边际成本来确定(Scorgie and Kennedy 2000)。对于延迟收获的机会成本，他给出的正确表达式的第一项成本是由于不收获而放弃的收益在下一期中投资的利息收入，第二项是树木占用土地的成本并且由此不能更快地开始第二轮轮伐。第二个成本现在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是很重要的，它是土地的机会成本或土地租金。

除了Marshall的早期的进步，19世纪德国林业学校的教研人员做了大量关于最优轮伐期的分析工作。于是世界第一份森林科学期刊die Allgemeine Forst- und Jagt Zeitung（通用森林与狩猎期刊）是在1824年的德国出版就不令人吃惊了。到1850年，这个期刊已经变成了森林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中心论坛了。Cotta和Hartig、年轻的德国森林管理人Gottlieb K?nig、Johan Hundeshagen、以及Friedrich Pfeil发表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经济学分析导向。K?nig在他的Die Forstmatematik（森林数学）一书中建立了轮伐期解的经济学理论。尽管他没能在计算中充分地定义土地的机会成本，但是它清除地表明了森林作为一种长期资本资产的特征。他还提出了一种使用价值增长的概念来分析森林盈利性的方法。Hundeshagen的研究是完善性的，也奠定了计算林地投资的计算基础；他之前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建立林业统计学。一般都把Pfeil看成是第一个认为应基于生态和立地属性来进行森林管理的科学家。

[1]
有趣的是，经济动机很快就被用来解释19世纪发生北美的毁林活动。今天，同样的经济动机仍然是世界上热带森林被毁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