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所开创的王霸学思想，把历代先王的刑赏之术推向极端，使君王自己的恩多而广，使血缘贵族的亲少而寡。因为在管仲之前，刑赏之法只适用于血缘贵族集团之外的外人、庶人、奴隶，血缘贵族集团内部更多的是实行家法、宗法——即礼法，君王们对于血缘贵族的基本方略是“赏”而不“刑”；而管仲的“严而少恩”就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地唯刑赏之法为唯一依据，即一切是非都断于一法。与此同时，他的王霸学思想又把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礼”推向了绝对分明之境：在管仲那里，真正的王道之礼，是以君王为起点并以君王为目标的神圣等级制度，即君要严格地保持君道，臣必须严格遵循臣规，不能有丝毫的模糊与逾越。否则，社会将失去秩序，国家将由此混乱，富国强兵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管仲所开创的“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的根本考虑，亦是“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迁）的根本理由。

    就其终极目的看，法家与儒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为何后世统治者们却只暗用霸术而明扬儒术呢？后世儒生们为什么要把治乱之罪统统归结到法家身上呢？这涉及到对管仲开创的王霸学思想中的刑赏之术(法律)与天伦之术(道德)之本质关系的根本看待问题：管仲的王霸学思想是以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礼为“体”，以王道之刑为“用”。王道之礼之必构成其王霸学思想之体，是在于严格的尊卑是集权的来源，集权是权威的来源，权威是秩序的来源，秩序是国富兵强的来源。周朝之衰微，其在于周天子与封国之间尊卑观念、意识、情感的模糊，由而导致了周王室衰落，王权下移，天子权威丧失，天下由此分裂为弱肉强食的屠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经验与教训，构成了管仲王霸学思想的来源，亦构成了法家一流的不竭思想源泉。

    礼是刑之本，也是刑之源与矩。但反转来看，刑又是礼之成的途径，也是礼之用的方法和礼之固的手段。一个要行霸业、成王道的君王，面对“天下道术分裂”而人人争霸天下的局面，绝不能以礼入礼。因为以礼入礼，绝不能制天下汹汹之欲；欲望无止，则秩序难成；秩序难成，则国难富兵难强，霸业难图。所以，在群雄纷争的时代，只能以刑赏入礼，以刑赏定礼，以刑赏固礼，以刑赏弘礼，才能真正重新确立等级、尊卑、上下、内外之礼，真正做到亲疏有别，上下有序，内外有别。

    王道即道与术的抽象表述。追踪历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论语．为政》这个始于夏而为殷、周所“因”与“革”的“礼”即是王道中的“道”。“礼”之构成历代圣明君王的王道之“道”，在于它是王权霸业的根基，统治阶级的道德，民所崇敬的依据。它不是来自于人间的意志，而是上天神圣法则与先祖智慧和美德的凝聚，所以它既是天伦，也是王德，更是民之精神的归依。而这个王道之“术”则是依据王道之“道”所制定的统治臣民、稳固王权，建立秩序，维护国家的刑赏之法。

   “齐桓公之时 ，天下卑弱，诸候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缕，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淮南子》记载的这段有关于齐桓公兴霸业与管仲思想诞生的内在渊源关系，正可作为对管仲（及其后来者）的王霸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最精辟概括：管仲察历史之兴衰脉向，审时度势之所需，为野心勃勃的齐桓公提供了“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的蓝图和“广文、武之业”的道、术。这里的“广”者，乃弘扬、扩张之意；这里的“文、武之业”就是王道之“道”和王道之“术”：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就是对业已分裂了王道之“道”和王道之“术”的时代性重新弘扬和统一。正是这种统一，开辟了后来诸子的思想争鸣，奠定了后世霸术与儒礼的合谋统治。

               （本文已发表于《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四部丛刊》（之《尚书》、《国语》、《易经》、《管子》、《老子》、《论语》、《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淮南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1949。
7、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三联书店1949。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霸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