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关于重商主义之学习体会，自觉没有达到最初的意愿。原体例打算为两部分：对作者正文阅读的理解与评述；对文末作者所提问题的思考与感悟。往篇只了然于任务之一，对于第二部分仅有涉及。因此有必要再续前篇，以圆其满。
      托马斯·曼是作者所考察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其职业为商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前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业余”的，因为他们多不是以教师的职业出现。这也说明，并不是只有教师和研究员等一类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才能成为经济学家，只要有探求经济世界的欲望并掌握一定的方法，任何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者与经济学家的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没有独立的经济思想而后者有自己的创新点。曼于1621年出版《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认为只要总出口超过总进口，从任何一国贸易地区的任何国家进口商品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完全符合重商主义者对于贸易顺差的追求，对于促进国际贸易是有利的。按照这个原理，即使是相互交战的两国，如果出口国能够从进口国赚到贵金属货币，那么这一贸易也是值得的。约在1630年，曼写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认为英国的富有不是生产也不是资本积累，而是获得出口盈余。如果英国能够开垦荒地用以种植原来无法生产的进口产品，加之出口产品用英国船只运输，则英国会更加富有。在现在看来生产和资本积累不增加财富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以重商主义的基本假设——贵金属金银是财富的最佳形式或唯一形式为前提，用于国内的生产只是满足了人们消费的需求，只是金银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资本积累也不过是将所有口袋里的金银集中于一个箱子中，曼的说法便又是可以思议的了。看来当前“进口替代”政策的思想渊源于此也便了然。曼在对英国与所有贸易国家的贸易平衡表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进口能够增加国家财富，并要充分考虑无形收支项目。前者看似与重商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进口必须能够获得盈余，即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盈余。按照重商主义的结论，没有哪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金银流出，因而必然限制进口。通过贸易宗主国的适当进口，可以减缓这种紧张的贸易关系，从而有利于商品开拓国际市场。对于贸易附属国这不就是所谓的“打你一巴掌，再给你一个甜枣”吗？殖民贸易时代，抑或当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贸易依存关系，通过适当进口，对出口时有帮助的。
      杰拉德·马利尼斯也是英国商人，1622年出版的《古代商业法典》为商人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宣传作用。他提倡政府对商品进行必要的管理，以保障出口商品的质量。形成了初步的货币理论思想，货币过多会导致物价上涨进而刺激商业活动。社会的传统观念对于人们职业的选择是有重要影响的，例如古代中国提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重农抑商则是基本准则。商人地位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地位低下。如果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商人地位进行提升，商业发展也必然受到阻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从这一点来看，马利尼斯的贡献是巨大的。政府管制在当时应该说是必然的事情，商业自由主义应该是在斯密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提倡下逐渐建立起来的。但是，商业产品的质量监督对于政府来说是不屑一顾的，在他们看来这是下等的事物。在以金银为流通货币的时代（金银现在仅仅作为商品流通），一国的金银增多，必然导致一定量金银所代表的商品量的降低，进而单位商品占有较多的金银，即物价上升。信用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这又一次表明经济理论的历史适用性。
     查尔斯·戴维南特在政府部门任职，他在1696年《论东印度的贸易》中提出重金主义观点，认为将逝者的锦衣用草席来代替，会增加一国的财富。1698年《论英国的财政收入与贸易》阐述了其国内战争优于国外战争的观点，同样呼吁政府对商业进行管制。在1699年《论贸易平衡中可能的获利办法》中，认为如果一种出口产品全部是由国内原材料生产的，那么国家可以获得出口该产品的全部利润。戴维南特虽然持有重金观点，但是他也认为一国所拥有的财富是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拥有的金银数量。虽然认为用草席而不是锦衣来包裹死者能够增加财富，但认为金银过多会妨害艺术和制造业的发展。这样他就被认为是“一个开明的重商主义者、一个试图调和新旧观点的折中主义者、一个思想更多影响了自由主义而不是重商主义的人”。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重视税收、赞成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以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变得更加富有。在当时法国地方势力强大的情况下，柯尔培尔极力推动国内贸易，统一法国度量衡。提倡对工商业的管制，鼓励贵族参与商业活动。赞成拥有大量努力工作、工资低廉的劳动人口，认为儿童也应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认为应该减少不参加劳动的闲人数量，并且提倡早婚多育。这里要特别理解的是柯尔培尔的“损人利己”的财富观念，即使在现代社会往往以合作共赢为幌子掩盖着一国对另一国的剥削现实。前人的某些想发往往令我们“大跌眼镜”，这里有柯尔培尔的儿童工作论，下面我们还要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贫困理论。这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大相径庭的，但这却又是在特定时代确实存在的，这些理论究竟有没有现实的意义呢，我看其思想有可取之处，而其实践则勿校为好。
    最后作者讨论了威廉·配第的经济思想，他使我们较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其经历过多种职业。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赋税论》（1662年）、《语言的智慧》（1664年）、《爱尔兰的政治剖析》（1691年）和《政治算术》（1690年）之中。作为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也赞成自由的国际贸易、但不赞成禁止金银出口；赞成拥有大量人口，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在《政治算术》中进行了不太精确地统计学计算，成为统计学奠基人之一。他也具有古典经济学先驱的特点，零星地论述了货币流通速度、劳动分工、地租是来自土地剩余、资本品的重要性以及劳动价值论等。
      拥有大量人口和低工资基本是重商主义者的共识。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人口的大量供给是低工资的充分条件，达到低工资的目的也可以通过行政法令的形式规定形成。从社会的发展现实来看，人口的增长与低工资并不总是伴随而生的，从近代非洲的高速人口增长伴随工资的低下来，说这是正确的，但通过美国、日本等国家人口增长与工资同步增长的状况来看，显然可以否定上述充分条件。重商主义者最终是通过低工资而强迫劳动者进行努力地劳动。他们认为工资的些许提高便会妨碍到劳动的努力程度，增加人们的懒惰思想，工资的收入效应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机会成本的分析，当工资提高时，闲暇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这就促使人们增加工作时间或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形成工作时间对闲暇的替代效应。但他们认为这一效应带来的工作时间的延长远远小于收入效应导致的工作时间的缩短。而配第在这个问题上除了重商主义者共同的认识以外，他还认为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从而可以减少政府统治更多人口的单位成本。认为政府统治较多的人口与较少的人口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现代贸易保护主义与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基本形式上是相似的，它们都采用扩大出口与限制进口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本质应该是相差很大的，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目的是为本国积累贵金属货币，将金银的积聚看成目的本身；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其目的是促进本国幼小产业的发展，以表面上的本国长远福利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条件和贸易措施的不同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政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应该认识到任何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对福利有害的。重商主义的金银积累，正如许多重商主义者自身也认识到的一样，它们助长了奢侈腐化的风气，妨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发展，国内消费者无法获得国外低廉的货物，从而减少了当前的福利。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认为对当前幼弱产业的保护能够在将来提供低廉的消费品，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发生过哪一个国家的产业高价垄断了全球市场。通过自由贸易我们看到的是当前和长久的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情形，这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有力的反击，不管是重商主义的还是当代的。
    重商主义者认识到出口盈余会导致金银从外国流入本国，货币存量的增加会推动一国物价的上涨，这在短期来看是无容置疑的。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物价的上涨，一方面降低了重商主义者最终视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为其价格可能高于国际上同类商品的价格，而其相反的方向便是国外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导致该国进口量的增加，导致金银重新流出。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物价的升高可以有效地刺激生产，产品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的下降。因而从长远来看，这两个结论是不相容的。按照供求规律和价格规律的作用整个经济世界应该达到同样的富裕程度和价格水平，但是现在看来这一目标还是任重而道远。
     以上算是对前篇的补充，这也算完成了既定的任务，确有不少释怀。我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很少，肯定有许多不完善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一道，在自己喜爱的领域内有些许建树。不管最后成功与否，希望我们的梦想同世界的共同富裕和福利水平的全面提高一样值得我们永远得追求着。
                                                                        左言庆
                             2010年9月6日                             于青科大崂山校区10号宿舍楼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