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儒学重构即是一个历史问题和命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和命题。自孔子之后，儒学这座高山似乎就只能仰止于孔子，然而孔子的儒学思想一经学生们的再流播，孔子儒学这座高山就已经被碎片化为许多的丘壑。白马非马。再长虹贯日、夸夸其谈的儒学，例如孟子的儒学，也不是孔子的儒学。回到孔子，重登孔子的高山，我们不仅仅要从孔子的弟子们开辟的路径攀登，更需要全新的路径探秘。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身在庐山外。本文是从《庄子·外物》中探秘孔子的研究方法，探秘孔子构建其理论思想体系的方法，探秘孔子将儒学推向显学的研究方法，希望借此能够在景行行止中达到：虽不能达，但离道不远的目标，更希望借助孔子的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正文

儒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千人千面的回答。以致《韩非子·显学》中评论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八家都自称为得了孔子的真传，是真儒学。而孔子不能复生，谁又能确定哪一家是继承了孔子的儒学真谛呢？
《韩非子·显学》原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韩非子的那个时代，真孔子的真儒学都已经是碎片化了而难辩真伪，那么后代的再传儒学，是否是真儒学，真伪更难判断了。例如，所谓的思孟学派不过是孔子儒学的一个碎片，是否是真儒学，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其定论了。但是，碎片化的儒学正给了后人不断重构的空间，也是我辈的幸运。


一、《庄子·外物》中的儒学
离开孔子及其门生自传儒学，看看同时代的其它“子”如何评价儒学，或许更能接近孔子的儒学本身。在此，择取《庄子·外物》寻找真孔子和真儒学的真痕迹。《庄子·外物》原文：《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通常的【译文】是：《儒生表面运用诗、书而暗地里却在盗墓。大儒在上面向下传话：“太阳快升起来了，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小儒说：“下裙和内衣还未解开，口中还含着珠子。”“古诗上就有这样的诗句：‘青青的麦苗，长在山坡上。生前不愿周济别人，死了怎么还含着珠子！’”大儒说：“挤压他的两鬓，按着他的胡须，你再用锤子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口中的珠子！”》


我认为主流的解说，并没有透彻地表达《庄子》的精髓。窃以为《庄子·外物》是在以高度概括和非常抽象的寓言表述方式，解释和说明了儒学的本质。这段文字的关键词在于：诗，礼，冢，珠。
诗是什么？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用现代语言解释孔子对诗的认知是：孔子认为诗代表着人的欲望、人的需求，代表着人性，诗中还交给人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记载着关于自然现象的描述。在孔子那里，诗记载着多样性、多重性表现的人性，因此通过诗，可以理解人性并进而进行人性的演化和推演（兴），可以观察人性（观），可以在人和人之间进行交往（群），可以评价人的行为与大众道德需求的符合程度（怨）。中国的古代的诗词歌赋（白话诗除外）：是哲学，是艺术，是人生，是社会制度，是……。对于孔子和儒学而言，诗有多重的价值，在人本性而言，诗体现着人性；在生活而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在道德而言，诗中体现着民众的道德取向，等等。


礼是什么？按照当今话语，礼意味着社会秩序，意味着消除人和人之间相互冲突，意味着缓解人的需要和物质财富之间不匹配的问题，意味着缓解稀缺性。《荀子·礼论》这样解释礼的，原文：“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因此，礼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用现代白话表述，礼是社会秩序，礼即秩序。


对于个体和社会或群体生活而言，诗、礼价值不同。对于个体而言，所有的秩序都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束缚和限制，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对于群体和社会而言，决不存在无秩序的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束缚和限制，以及对束缚和限制的反抗。现实的自由，意味着束缚和限制；意味着“讲信修睦”，意味着在束缚和限制，与反抗束缚和限制，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存在着一个合适的度。“以诗、礼发冢”中的“冢”，就不仅仅是意味着历史和历史事件，而且也意味着现实和现实问题；意味着以诗、礼解读历史和历史事件，以诗、礼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克己复礼”顺理成章就成为了仁德的实现方式。


冢是什么？在这里，冢应该是指历史，而非指“坟墓”。“发冢”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


“东方作矣，事之若何？”这段话，用现代白话文解释，应该是：现实问题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们的理论研究如何了呢？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是指我们已经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必要的逻辑工具，将从历史中获得智慧思想独立出来，以便于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儒学的那个“珠”藏在什么样的历史之冢呢？窃以为就是儒学反复歌颂的三代之英，尧、舜、禹的禅让过程中。小儒们困于不知道如何合理地解释尧舜禹的相让事件，使之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基石，以解决现实问题。大儒听说之后，嘲笑这些小儒们，说尧、舜、禹三圣的禅让，作为一种现象真实存在，但是真相如何，又谁知？


“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青青之麦，生于陵陂”。如果你做过农民或者说种过地，对这两句话会有特别的体会。生长在丘陵会山坡上青麦，或者说是农作物，农民的管理方式有几种呢？主动的为其施肥、浇水和除草等等，也就是即种又管；另外一种是只种不管，刀耕火种，靠天吃饭。如何判断青麦的长势呢？麦子的长势和饱满程度是不可能从遥远的坡脚判断的，必须进入陵坡才能判断。这是问题一。
“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这有几种的可能解释和引申的意义。对于农民而言，如果只种不管，靠天吃饭，“陵坡之麦”到了成熟季节，怎么可能籽粒（珠粒）饱满呢？！“陵坡之麦”死时没有“珠粒”，农民吃什么呢？这是一解。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农作物已经到了该被收获的时节，农作物的枝干等等都已经到了死亡的时候，这时的农民到了开始收割农作物，包括青麦时，农民此时是不管枝干将如何处理的，仅仅是把珠粒采摘回家，因为珠粒对于青麦整个肢体而言已经没有价值，只需直取即可。我收过谷子和麦子，对于谷子而言，只需掐掉谷穗，谷秧仍然树立在田间；对于麦子，就需要把麦秧和麦穗一起割掉，直接脱粒。
如果把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比作生于陵坡的麦子，其实际的发生过程因为历史久远而死掉了。作为故事，尧舜禹禅让则口口相传，因年代久远注定是“死麦”，“死麦”只能待人宰割。三代之英的仁爱禅让的历史事件本身中，唯一真实的是尧舜禹三人不是一家人，不是有着血缘传承的三个人。农作物的什么部位是具有宝贵价值的“珠”，不是由农作物自身决定，而是由人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对于人而言，青麦之珠的“珠宝”是麦穗；但是对于土地和农作物而言，或许枝秧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化作春泥更护珠”，是最好的有机肥料来源。对于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其“珠”，其存在的智慧和思想是靠后来人进行发现和赋予的。因此，研究历史，运用历史中的智慧解决现实问题，有时应该向农民收割农作物那样，“珠当取时直须取，莫待珠落空留秧”，因此你们就别管那么多了：“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只要从三圣那里取得你们想要的珠子（思想智慧）即可。
在大儒那里，尧舜禹相让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历史事件中能够引发出什么样的思想智慧。历史仅仅是依靠信念重构碎片而完成的拼图而已；相同的历史事件碎片，因为不同的信念而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一如：“买椟还珠”，尽管这个事件中只有两个碎片，珠和椟，但是在买家和卖家眼里，图案不同，“珠”不同，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历史事件折射到现实时的特质。


在《庄子》看来，儒学是根据顺应和满足人性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智慧引导人性的演化和社会秩序的调整。如果把珠作信念解，冢作历史和现实解，透过《庄子·外物》，可以这样的理解孔子的儒学研究方法论：诗、礼两个视角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孔子儒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如何在群体中生存，也就是人如何在社会化生活中保持个体的独立性，解决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对矛盾中，信念特别重要。对于所需要的信念，可以巧取，也可以豪夺。


事实上，先秦儒、法、墨三大显学，都是在发尧舜禹三代之英的“盛世”之冢的过程中，各自成说，而儒学更注重“禅让”，为什么“禅让”，或说礼让，对于儒学这么重要呢，是他必需要要从历史之冢巧取好多呢，这与儒学的理论体系自身内在缺陷或许有关，更可能与现实的政治制度的压力有关。


二、真儒学或许已经失传
众所周知，更准确的说只要对中国古代史有所了解，对儒学有所了解，就会知道的传承事实是：孔子的儒学是为了拯救“礼崩乐坏”的现实社会而进行的理论和思想的研究；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周游列国，也仅仅是为了重建礼乐文明。重建礼乐文明的关键有两大方面，其一是礼乐的重建，用现代的语言表述是制度重建，秩序重建；其二是行为规范的重建，也就是个体行为模式的重建。纵观文字传承的孔子儒学，我们的继承的重要方面是关于个体行为模式的重建，而非制度重建。在礼乐文明的重建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和秩序的重建。
“白马非马。”后世传承的儒学，都很难称得上是真儒学，特别是心性儒学，肯定是一匹儒学世界中特别白的白马。色愈白愈非马。
儒学是丰满的，孔子的儒学使命在于重建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重在制度建设，重在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是文字记录的儒学则是重在个体行为模式的调整，这已经不是孔子儒学的真谛。对于良好社会的建立而言，个体的良好行为、仁德行为固然重要，但是相对于礼，相对于良好制度而言，个体的仁德就不那么重要了。
良好的制度建设或许才是儒学核心精神。孔子那个时代，他认为周礼是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存在和运转方式，那么现实的状况下，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良好的制度，才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存在和运转基础呢？这是重构儒学的使命和任务。本人认为，民主制注定不能承担起良好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价值，原因在于现实民主政治的乱像已经说明了民主制不具有普世性和普适性，正是基于此，儒学的复兴和重构才有其价值和意义，才值得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为其复兴而努力，拼赌一把。


三、新时代、新儒学的使命
儒学是以“诗礼发冢”，因此新时代的新儒学，首先他必须能够通过历史事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和智慧，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制度性的解决方案，而非仅仅是道德说教，仅仅是个体的道德层面的说教。目前的世界形势，正为新儒学的诞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后冷战的世界，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个后现代的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特征，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特征非常的相似：礼崩乐坏，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失去了秩序，个体在后现代的多样化、多元化和多重性中迷失了一切。
孔子儒学面对的“礼崩乐坏”的后现代状况，因应后现代而广为流播的历史说明，儒学是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最佳选择。
新时代新儒学应该而且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包括：
1、
民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关系，民主和中央集权是势不两立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抑或是阴、阳平衡的矛盾关系。
2、
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建设。
3、
儒学经济学建设
4、
社会和谐的制度基础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