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
　　
　　廖进球: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全国高校商务管理研究会会长、教授
　　
　　刘书瀚:天津商业大学校长、教授
　　
　　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主持人:本报记者孙明泉
　　
　　背景与缘起
　　
　　中国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世界瞩目,有人甚至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在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再次引发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战略转折点”;英国路透社援引专家的话说,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将反映中共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心”;美国《侨报》认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中国发展方式的第三次转型,拉开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然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要促进这一深刻变革,同时还有许多理论问题要探讨,实践中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本刊特邀京、津、赣、鄂四地产业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聚会于南昌城郊素有“小庐山”之称的梅岭,就如何理解“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交流。
　　
　　怎样理解“转变”与“发展”的关系?
　　
　　主持人:各位都是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们今天拟讨论的主题正与产业相关。作为理论准备,第一个想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理解“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吕政:我先开一个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只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就不难明白中央为什么要高度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了。简单地说，这些条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和以往相比，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粗放式地发展，我们的资源条件就无法满足了，生态环境也难以承受；第二，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在上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普遍提高，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人们购买生活必需品，包括衣食住行的费用不断提高，还包括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费用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第三，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品的供求发生了变化，二是生产资料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除了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石仍然供给不足外，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供大于求，出现了相对过剩。企业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如何能够顺利地把产品卖出去。第四个变化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是防治生产过程的污染，不造成外部不经济性，二是确保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尊重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承担好这些社会责任，也需要企业增加成本，加大投入。第五是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中国是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遭遇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一些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廖进球:我体会,吕教授是在强调,我们今天面对的发展环境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再用传统方式的发展已经不行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要“在转变中谋发展”。我认为,我们还要重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与“在发展中促转变”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的、战略性的任务,不能只是为转变而转变,而是要在转变中谋求更大的发展,实现“转变”与“发展”的有机结合。不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行,但对发展中的现实环境及方方面面的约束条件不思考也不行。从产业经济角度来说,创新与加快方式转变相适应的产业路径,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味把传统的项目、传统的产业都丢掉了也不行,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和发展的约束条件。只有边发展、边过渡、边调整,“在转变中促发展,在发展中谋转变”,才能真正体现“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怎样从“两轮带动”到“四轮驱动”?
　　
　　主持人:调整也好,转变也好,过去都强调过,今天再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是不是也因为有了过去所不曾有的新挑战、新机遇?
　　 刘书瀚: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有两个大的带动力量,一个是外向型经济带动,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这好比是有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自行车要很好地前行,中间还要有一个“速度”,没有速度它就会倾倒。有了这个“速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如就业,也可以避免大的矛盾冲突,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收入还都可以,矛盾就会缓和一些。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外部需求明显降下来了,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这两块的带动力量小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更稳定地发展,只有两个轮子就不够了。稳定的经济一定是要有“四个轮子”,像是一辆小汽车。我认为,还要装上两个轮子:一个是技术研发,一个是扩大内需。
　　
　　廖进球:刘教授用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和四个轮子的“小汽车”来作比喻,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从两个轮子带动转到四个轮子带动,并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很有新意。不过,我觉得转变生产方式,非常重要的还是“发动机”的改造。就像是汽车,发动机的性能如何,有没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决定着你能不能节能减排,能不能体现人们日益增长的更加舒适化的生活要求。就经济发展而言,我认为,要改造“发动机”,就是要重视结构调整,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生态产业等等。如果说以往的基础还不太扎实的话中,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已有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　
　　
　　刘书瀚:正因为有了基础，我们今天才能够谈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如说怎么改变技术研发，怎么调整产业结构，怎么使我们的企业、产业，有我们自己的品牌，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现在的状况是，国外跨国公司控制全球产业价值链，除了核心部件的生产外，其他控制活动都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的研发、设计的生产性服务业都留在了发达国家，而且，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也被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掌控，绝大部分也留在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只有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转移到我国，我国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加入到这种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
简新华：我国虽然成功完成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转变，但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依然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档次和附加值不高，仍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行业对一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效益也不高。
　　
　　吕政：你处在产业的高端，就能获得更大利益；你处在低端，只能赚点辛苦钱。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条件下，我们要从低端逐步走向高端，目的是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按汇率换算，今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经济总量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唯一指标。总量大不一定就是实力强。回顾历史，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就高于英国；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也高于日本。但是那些战争中，我们都被打败了。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没有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近代工业体系，综合实力弱。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的问题，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工业“从少到多”的转变，成为工业生产大国。那么，未来的20-40年，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是：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更要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和竞争能力“从低到高”的转变。
　　
　　怎样在产业创新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主持人:前面的讨论中,廖教授谈到了要探讨与转变发展方式要求相适应的产业发展路径,可否结合具体的例子来展开说说,如何“在发展中促转变”?
　　
　　廖进球:我想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实践为例,说说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国家批准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的一年多来,我考察了湖区及周边的很多地方,同时也到贵州等地作过生态经济发展实践的考察,深感生态产业有着很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江西财大还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来跟踪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共同的看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的路径,其中,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应该说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
　　
　　主持人:要发展、可发展的产业领域很多,廖教授为何对生态产业如此关注?这与我们讨论的发展方式转变主题是不是太远了?
　　
　　廖进球:一点都不远。发展生态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总是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对立起来,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长期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大量消费”的生产方式,这一方式到今天,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及地球的生存。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生态与经济对立起来,转变发展方式将化为泡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定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目标时说,“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的是走出一条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新路子”,其认识是精辟而深刻的。发展方式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场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我的看法是,“立”比“破”更重要些,“先立后破”比“先破后立”更好些,“立中有破”比“破中有立”容易些。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正是一个“立”的过程,也是一个“立中有破”的过程,更容易实践“在转变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变”的理念。当然,发展生态经济的意义远不只如此,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综合考量。随着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国家已成为工业大国,也遇到了环境和能源的困扰。下一步怎么走?我同意刚才吕教授说的“数量大不一定是实力强”,我们必须进一步向工业强国迈进。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经济发展走到了极限。现在一些后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主要是赶超,按照沿海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赶超,也想演绎传统之路,但是越走越不行。江西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依托这个资源优势,发展生态经济,江西的状况就可能有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发展生态经济,可以很好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它有利于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从而走出一条创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主持人:问题是,别的地方都在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你强调发展生态产业,但可能财政收入和GDP还是赶不上人家呵。
　　
　　廖进球:在转变初期是有这可能。但发展生态产业与增加收入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大批生态产业的加速成长将对未来收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要尽快改革我们国民经济的统计和核算体系。统计核算体系是重要“指挥棒”,或者说可以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如果核算体系不改革,考核指标不改变,仍按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体系来计算,“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的理念就不可能完全确立,或者说不可能使它占有统领地位。就可能还是老样子。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确立与发展生态经济相适应的理念,最核心的是四个:生态资本观、生态中心观、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