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经并没有假设人是利他的哦?相反马克思认为人是有社会性的，利他与利己在社会形态中是否存在矛盾。

并且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就是错的。市场经济的均衡，不是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平均利润率的均衡，是一种社会控制关系均衡，与技术产出无关。相对价格对于怎么最优配置资源是对的，但市场经济压根就不是什么实物经济，而是货币经济，价值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与产出，与生产力无关。
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如现实中这种所谓GDP代表的是生产涵数，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技术、生产力、科技等无关。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如：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
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

而科斯的理论也完全把产出与消耗（支配）搞反。

新古典的原理，只有在计划经济中才正确。

如果根据某个假设能够解释一切与之相关的现实，那么或许假设是否合理真的不那么重要（只要我们在这里假设：在假设有可能有问题的情况下，只要还是能够解释一切现实，那么就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去讨论假设是否合理）。
但是，遗憾的是，现实很复杂，在理性人假设下，并不是所有现象都能解释，总有例外存在。
而且，总有人会对前提假设是否合理感兴趣，即使它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表现的完美无缺。
为了让理论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我们就有必要去修改这些假设了。

4# 精忠岳飞
楼主提了一大堆人名和历史事件，恕我才是大二的学生，人倒是认识，可是他们的书籍了解的不多，O(∩_∩)O~。在此，我不便评论，容我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再说（要读死我的 ）。我发了这么多贴其实就是要强调逻辑推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不懂很多东西，但是没有逻辑，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无法发现（比如我举的例子）。当初，古希腊创建形式逻辑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在干啥。
所以，关于马列和西经的争论，我想说的是首先要以逻辑推出可以被证伪的内容，然后用现实验证内容。孰对孰错请逻辑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