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笔

　　尽管饱含历史内涵与情感，英雄金笔这个老品牌依旧避免不了替代之危。产业替代是任何企业必须面对的灭顶之灾，而大多数企业难以承受产业升级或转型的致命阵痛，因产业衰落而沉没。
　　小小笔业照样催生大品牌，谈到笔中豪杰，中国曾有两个并驾齐驱的响当当品牌——中华铅笔和英雄钢笔。但当PC掀起“换笔风潮”后，二者都受到了键盘的冲击，而中华铅笔依然风采不减，可英雄钢笔已烈士暮年。
　　赶超派克成英雄
　　1930年代，欧美商品在中国倾销，激发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由此催生了一大批爱国品牌，英雄钢笔就是其中之一。英雄金笔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的上海华孚金笔厂。“英雄”商标则是另一名为“大同英雄”的金笔厂在1939年注册的。1955年，大同英雄金笔厂并入华孚金笔厂。
　　英雄笔虽因抵制派克而生，但派克作为钢笔的鼻祖，却是“英雄”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958年，英雄人以“师夷长技”的实干精神掀起追赶“派克”热潮。通过技术攻关，在确定的12项具体指标中，新研制的“英雄100型”金笔有11项赶上和超过了派克。这一赶超一举奠定了“英雄”的龙头地位。
　　1966年，华孚金笔厂改名为英雄金笔厂，“英雄”品牌历经几十年，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到1980年代初，英雄笔厂发现，派克在20年间有了长足进步，而“英雄”则固步自封，于是“英雄”提出“二赶派克”，再次迸发出活力，由此诞生了业界著名的“英雄200型”金笔。
　　实施“赶超战略”，让“英雄”在国内制笔业界再次独领风骚。1980年代末，英雄金笔在国内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处于绝对称雄地位。英雄笔厂的老竞争对手、原上海永生笔厂厂长徐正元这样见证：“80年代，美国派克曾到英雄厂参观，他们认为，英雄厂的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派克，自叹弗如。”
　　产业衰落英雄暮
　　正当“英雄”名声大振时，问题接踵而至。先是行政之手“拉郎配”，重组进来多家企业；之后，“英雄”又掉入盲目多元化陷阱，致使债务繁重，经营困难。同时，大量仿冒产品使“英雄”品牌在市场上如蚁穴溃堤。
　　进入新世纪后，为摆脱经营困境，英雄笔厂被迫走上OEM代工之路。它不仅为国外同行贴牌加工，还为江浙一带新崛起的民营制笔企业生产金笔。而PC的兴起则使英雄钢笔面临灭顶之灾。
　　进入暮年的“英雄”直到2006年被上海海文集团接手后，才摆脱历史遗留包袱。海文整合41件“英雄”商标，并投资8600万元，意欲再造“英雄”。
　　在“2005年至2006年商务部重点扶持的出口品牌”目录中，“英雄”是上海少数几个上榜品牌之一。但“英雄”难以重振雄风。
　　回首“英雄”，备感酸涩。同样遭遇过替代危机的派克因成功转型而重获新生。在1960年代，圆珠笔浪潮曾把派克钢笔挤到角落，派克钢笔放弃同圆珠笔大打价格战，削减产量，以品质提升而大幅提价，改走高档路线。在经历一番销售额急剧下降的阵痛后，绕开与圆珠笔的直接交锋，派克终于奠定高档金笔地位而称霸市场，从而绝处逢生。即使PC冲击，也无以替代派克之奢华。
　　英雄钢笔在1980年代后期，也曾试图从中低档转向中高档，但迫于前期市场启动之艰难，最终走上规模代工之路，从而丧失转型机会，失去了重生的可能。


二。家用缝纫机

　　曾为中国家庭标志性的“三大件”之一，家用缝纫机行业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几近全军覆灭，中国百姓30年前的“蝴蝶梦”，如今已成记忆中的“梦蝴蝶”。
　　应运破茧成蝶舞
　　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在“先生产，后生活”的短缺经济状态下，中国百姓在“穿衣”方面的消费方式主要以买布裁衣或自缝自补为主。加之，在自力更生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由此应运而生了庞大的家用缝纫机产业。时至1982年，我国缝纫机的年产量达到1286万台， 成为当时世界家用缝纫机最大的生产国。
　　在自给自足的消费理念倡导下，缝纫机成为当时中国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风靡一时，家庭普及率一度超过50%。
　　在上亿个家庭的巨大市场孕育下，在众多缝纫机生产厂家中，上海成为中国缝纫机主要产地，约占全国累计总产量的50%，占中国缝纫机总出口量的80%。其中，“蝴蝶”、“蜜蜂”、“飞人”等成为最畅销的品牌。
　　尤为著名的是上海协昌出产的蝴蝶牌缝纫机。这家始于1912年的中国最早的缝纫机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以质量优良稳定、外形美观新颖而成为中国第一名牌缝纫机。同时，又因单位成本比全国行业平均值低25%，因此销量一直位居全国前茅。1974年，协昌缝纫机厂的年产值达到8198万元，上交利润2648万元。 （缴税比例达到32.3%，哪个民企有这个比例的）因上缴利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厂家，协昌被国家定为行业龙头企业。
　　天寒香冷蝶难飞
　　当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大潮涌来，缝纫机产业向民营企业放开。进入1990年代，像协昌这样的大型国企，虽然创造了140万台的巅峰年产量，却也受到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
　　但让蝴蝶折翼的致命一击却是，产业与市场的双巨变。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日趋成衣化，由此伴随成衣工业的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作为生产工具的工业缝纫机需求大幅上升，而家用缝纫机市场迅速萎缩，几近消亡。
　　面对巨变，作为“八旬老者”协昌缝纫机厂在市场竞争中因观念老化和体制僵化，在日渐衰落中耗尽了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资源和能力，行将就木。时至2000年，上海缝纫机公司收购了飞人协昌缝纫机公司的部分产权，其中包括“蝴蝶”、“飞人”等原有驰名商标。
　　世上再无梦蝴蝶
　　翻阅1980年代前后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家用缝纫机行业面临产业替代灭顶之灾时的惨状：1980年，云南鸳鸯牌成本为340元，出厂价仅为150元；四川峨眉牌电动缝纫机成本为502元，出厂价为360元；湖南金箭牌成本为159元，出厂价为130元。而时至1980年中晚期，蝴蝶、蜜蜂等品牌缝纫机的出厂价仅维持在53.26至68.90元之间。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国家取消对厂家的价格补贴之后，这些气息奄奄的昔日黄花顿时香消玉殒。
　　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中国家用缝纫机行业由盛及衰的10年。在这期间，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蝴蝶是有可能完成产业升级或产业转型的。但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是投资自主权。因此，求得最后一线生机的努力也只能听天由命。


三。红灯收音机

　　熊猫雍容红灯靓
　　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通过收音机“收听”了阅兵盛况。其后，666特别认识到，在当时一个80%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大国里，发展广播事业何其重要。
　　发展广播必须有收音机。1952年，二机部十局向南京电工厂、南京无线电厂下达了研制收讯放大管和广播收音机的任务。
　　最初，收音机价格高达三四百元，普通百姓只能望“机”兴叹。进入1970年代，由于技术改造而价格下降，收音机开始成为中国普通家庭客厅里的“装饰配置”。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电视是罕见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也只是不论时效地随机播放，因此收音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主流渠道。
　　正是由于收音机兼具获取信息与娱乐的双重功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国内收音机制造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49至1978年的30年间，全国累计生产7628.2万部收音机；而1979年至1985年的7年间，就累计生产了15985万部。
　　南京无线电厂作为收音机行业的先锋，于1956年将品牌更名为“熊猫”。虽然熊猫收音机的年产量并未如后来上海无线电二厂的“红灯”收音机那样达到上百万台，但熊猫凭借着华丽的造型和精良的制作，多次夺得全国特级机一等奖，还被222总理选作国礼送给友好国家元首，因此获得了第一高档品牌之美誉。
　　收音机转型彩电
　　时至1980年代后期，电视机的普及导致了收音机行业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国内开始将收音机归为“夕阳产业”。实际上，在1980年早期，南京无线电厂已经察觉到收音机将出现下滑趋势，于是迅速调整产品结构，转产收录机。该厂同南京地区37家中小型电子企业实行联合，组建了我国电子工业中的第一个横向经济联合体——中国南京无线电公司。不仅如此，在其他无线电厂还在生产收音机、收录机的时候，1984年，根据技术趋势和市场动态，，南京无线电看准时机，果断转身，决定上马彩电。
　　正是由于快人一步，南京无线电才走得相对较远。1987年，熊猫集团成立。1996年，熊猫电子在香港上市，成为国内电子行业第一家拥有H股的上市公司。
　　在“影像产品”替代“音响产品”的产业拐点之际，南京无线电厂以惊险一跃跨越替代之危，从熊猫收音机成功过渡到熊猫彩电。
　　红灯声咽尽无声
　　对于整个收音机行业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如熊猫幸运，它们未能迅速反应并及时转型。企业连年亏损，最终走向灭亡。
　　在1970年代红极一时的“红灯”收音机的生产厂家——上海无线电二厂，当产品生命周期濒临绝境之际，作为国家重点骨干企业的上无二厂反应迟钝，还固守于收音机及其元器件的生产，产量不断下降，企业最终销声匿迹。
　　在收音机行业，同为国家一级企业的武汉710、北京电子仪器厂等，均在1990年后停止了收音机的生产，被重组为其它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