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885年天才设计师怀特就任海军建造署署长之后，其巡洋舰设计更有了大步的推进。继“米蒂亚”之后，怀特在1887年设计了“布莱克”级穹甲式装甲巡洋舰型，该级巡洋舰也为一级巡洋舰，排水量更高达9150吨，其舰长121.9米，最大舰宽19.8米，吃水7.3米，航速22节，功率20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舰上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小口径速射炮16门，鱼雷发射管仅有4具。其防护也从一开始的穹甲/侧甲类型改进为弧形防护装甲，其甲板装甲更厚达76-152mm。而在“布莱克”级上改进的“埃德加”于1889年开始建造，该级战舰排水量7350吨，舰长118.1米，最大舰宽18.3米，吃水7.2米，航速20节，功率12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装甲更为厚重，但舰上装备略有不同，前7艘舰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但“新月”和“皇家亚瑟”（又称为“皇家亚瑟”级）的装备则是：234mm主炮1门，152mm副炮12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

　　从以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海军技术的重大突破：一是自1880年到1890年，巡洋舰的航速有了突破性的飞跃，从1880年以前的16节左右提高到1890年以后的20节以上。二是速射炮的出现给海战带来了新的的影响。

　　在速射炮出现之前，中口径火炮的射击速度并不比大口径火炮快多少，所以与其安装数门中口径火炮，远远不如装占用吨位相当的一门大口径重炮合算且易于安排吨位，因而，大多数的战舰更重视大口径火炮，中口径火炮仅仅作为吨位分派的余量和设计安装。更由于火炮射速慢，弹药有限，攻击必须集中于敌舰的致命部位，所以这时的防护也主要集中在战舰的要害部位，即水线带和铁甲堡上，其他的部位基本没有防护，这也是后来英国人提倡装甲战舰“重点防护”设计思想的源头。

　　而中口径速射炮的出现使得攻击敌舰非要害部位，使其失去战斗能力的战术成为可能，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实验证明速射炮的命中率要高于以前的架退火炮，而且由于口径倍数较高，弹道更加稳定。且由于速射炮的口径不超过150毫米，可以大量安装在战舰的侧舷，于是巡洋舰的长度开始拉长，以便能够安装更多的速射炮，大长宽比的舰体又使战舰的航速进一步得到提高，从前面所述的英国一级巡洋舰的数据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之所以特别列出如此多的世界舰船潮流和性能数据，就是要与中国购进的几艘新型近代化巡洋舰做以对比。希望能对各位读者有所启迪：

　　再回到曾、许二人在英、德分别购舰的时刻。曾纪泽受怀特的影响，对于英国新式穹甲巡洋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致电国内，要求订造2艘“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此时，许景澄也申请在德国订造2艘“经远”级装甲巡洋舰。

“致远”级穹甲巡洋舰由怀特亲自设计，排水量2300吨，全长267英尺，柱间长250英尺，舰身甲板最宽处38英尺，吃水21英尺，由于其动力系统同样使用了高式燃煤锅炉和卧式三膨胀发动机，功率高达5500马力，航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节，汲取“济远”的教训，其煤仓也设计的较大，正常可载煤200吨，最大容量520吨。与同时代其他高速英国战舰相同，“致远”也引入了强压通风设计。

　　蒸汽时代的舰船动力为了获取更高的航速，在逐渐寻找更合适的舰型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蒸汽锅炉的输出功率。早期采用的是向炉膛内机械鼓风的办法，即吹风法；后来，英国人开发出了通过一系列特殊设计，让军舰的锅炉舱和相邻的煤仓能够根据需要而处于高压状态，提高锅炉供气压力，使炉膛里的煤炭剧烈燃烧，此时水管中的水在接触管壁的极短时间里迅速气化并处于过热状态，其压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具有更大的膨胀势能，从而极大的提高主机的输出功率。这就是所谓“强压通风法”。“致远”在采用强压通风后，其功率能达到7500马力。但锅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老化速度将明显加快，炉膛也容易受到侵蚀，蒸汽管路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连接处也比较容易泄漏，因此这种手段通常仅仅作为战斗中紧急状态下才采用。在甲午海战中部分军舰采用强压通风法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对比“济远”，“致远”是真正的英式穹甲巡洋舰，采用了双层底设计，“虽遇搁礁及水底攻击，不致沉下。”军舰中层水平方向由穹甲甲板防护全舰，中部隆起部分高出水线，两侧则深入水线下18英寸，舰体中部甲板厚4英寸，首尾则逐渐减至2英寸。水线下舰体分为60多个水密隔舱，两舷与穹甲之上的隔舱兼做煤仓，以进一步提高防护力。

　　由于李鸿章的要求，战舰主要武备均为德制克虏伯火炮。前主炮为双联克虏伯1880式21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后主炮则为单装。与“济远”和“经远”级不同，这3门主炮仅仅炮管为克虏伯公司制造，而炮架确实带有制退复进机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最新产品。该炮射速达1发2.5分钟，是当时最先进的设计。舷侧增加了耳台（舷台）设计，各装备1门阿姆斯特朗6英寸速射炮。5门主要火炮可以通过电发装置实现齐射。

　　但最有价值的是，不同于一心一意使用横阵战术，船头对敌的传统战术的舰船，其3门主炮均可转向舷侧，实现侧向攻击，正如飘花在前面专门介绍的，纵队战术自此再次出现回归。为此，英国人甚至在前后主炮的前面各安装了1门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后主炮的射界。但这二门炮按中国海军的要求最终拆除了——一支主要舰船均按横阵船头对敌思想配置的海军舰队，对于仅仅2艘不同于其他舰船应用思想的快速巡洋舰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应用。

　　除了这5门主要火炮以外，还装备了大量小口径速射炮，包括8门5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6门3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以及6门10管格林连珠炮。另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配备鱼雷12枚。

　　“致远”吨位不大，但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英式穹甲巡洋舰，原本怀特还有计划再增设2座舷台和相应的副炮的计划，但中国方面在吨位、经费上的限制迫使怀特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在1892年为日本建造“吉野”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舷侧耳台多达10座。风帆时代的纵队战术重新崛起。

　　而许景澄在德订购“经远”则经历了另一番波折。在李鸿章的压力下，许景澄在通报了“济远”的种种问题之后，依然按照李鸿章“速商订购造”的要求与伏尔铿船厂草签了订购2艘“济远”改进型的方案。然而，曾纪泽的公函和一系列对“济远”的批评意见先后抵达中枢，朝野纷争，慈禧、光绪、醇亲王等据此，先后要求停止购买“济远”式巡洋舰，李鸿章的意见就此作废。

　　许景澄本人对于订购“济远”改进型也是不以为然，接此懿旨正合心愿。作为一个相当开明，比较了解和熟悉西方的文人，他尽管在后来有不少的行为值得非议，但在此期间，对于舰船订购是极其负责的。以当时的中国，如他一般比较熟悉、掌握近代西方海军、造船知识的并不多见。其《外国师船图表》是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世界性的海军年鉴，在中国兵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次清廷的严令正好给了他以按照自己想法选购军舰的机会，为此，他与伏尔铿船厂再度商讨，最终签订了“经远”的订造协议。

　　与先前为中国建造的“济远”实际上是德国首次建造穹甲巡洋舰一样，这次的“经远”是德国首次建造装甲巡洋舰，都有用中国的钱来做实验的意思。不过，装甲巡洋舰对于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和比较实用的选择。

　　在前面对世界海军巡洋舰的变化分析中，飘花已经指出，早期巡洋舰的任务仅仅是侦察、巡逻，与护卫舰区别不大。英国人拥有大量的一等铁甲舰，根本不需要增加一种“不伦不类”的带有水线装甲，既没有一等铁甲舰的威力，又不如原有的防护巡洋舰的快速的巡洋舰。但对于各二等海军强国来说，这种航速和火力都介于铁甲舰和巡洋舰之间，既能担负巡洋舰的传统任务，也能与敌方铁甲舰交战的的新式巡洋舰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俄国人在1870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型水线装甲巡洋舰“海军上将”，可视为装甲巡洋舰的十足。而德国在1880年代已经开始了追踪英国海军的步伐，这种舰型也就成了德国人青睐的目标。而“经远”就成为了第一个试验品。

　　然而，由于意识到此次造舰竞赛对于将来的军舰出口的重大影响，当时的德国宰相俾斯麦亲自过问了这两艘军舰的建造，明确指出“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的订货具有重大意义。”（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以往历史书中一些人断言西洋各国对中国实行歧视的说法显然是过于偏颇和盲目的。

　　“经远”排水量2900吨，全长82.4米，舰身最宽处11.99米，吃水5.11米，其动力系统同样使用了卧式三膨胀发动机，功率4400马力，航速16节，汲取“济远”的教训，其煤仓设计正常载煤320吨。

　　同“定远”、“镇远”类似，“经远”级也拥有一个铁甲堡，最厚处达9.5英寸，但是由于“经远”舰型过小，其防护范围相当有限。且铁甲堡没有采用后来德国设计普遍应用的啮合技术，仅仅是拼装而成，其防护能力并不令人满意。另外在水平面上设了一层穹甲，虽然设计上顶部高出水线，较“济远”有所改进，但过于单薄。另外一个必须提及的问题是司令塔采用了顶盖与塔壁留出整体空隙的整通式观察窗而不是原来类似于碉堡的观察孔，尽管视野开拓，但危险明显增大。后来在海战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显然，作为第一次尝试装甲巡洋舰设计，德国人的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战舰主要武备为德制克虏伯火炮。前主炮为双联克虏伯1880式21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另在两个舷台上分别装备了1门克虏伯1880式15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为副炮，4门主要火炮也可通过电发装置实现齐射。

　　除了这4门主要火炮以外，还装备了大量小口径速射炮，主要集中于没有后主炮的舰尾，包括2门克虏伯75mm舢板炮，2门4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在桅盘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以对敌舰舱面扫射。另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配备鱼雷12枚。

　　“经远”级的火力配置显然依然遵循“船头对敌”的传统经验。较之“致远”在战术应用上显然落后了半拍。但也不能说该舰一无是处，这其实是英德两国海军两种不同战术理念的差别造成的。对于中国近代海军来说，其实更重要的是研究出对两种新型舰船的应用方法。曾纪泽后来与许景澄曾就此多次辩论，双方辩论背后的影子其实正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的争衡。最终经李鸿章统筹考虑，决定“海军甫设，不妨并存其式，他日驶行日久，利病自见，再专择其一推广仿造。”（《复曾劼刚袭侯》）（以上舰船性能资料主要参考了《现代舰船2005年3B、5B两期的介绍》）

　　就此，我们实际上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订购这4艘新式巡洋舰的时候，出于经费的限制，更囿于思想观念的局限，北洋海军的领导者们没有意识到海军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舰船的性能和应用。既不舍得将购买舰船的经费集中于昂贵却有效的大型战舰，也不重视自行建造能力的建设,仅仅把目光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的特定用途。对于世界海军当时已经出现的全面转型潮流完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各国的近代化海军装备了解相当有限。仅以“致远”级而言，两舰总价364110英镑，而1889年开始建造的“埃德加”级一级巡洋舰造价不过275000英镑，而4艘新式巡洋舰的总价值用于购买2艘“埃德加”级绰绰有余，而2艘“埃德加”级巡洋舰的作战能力恐怕不亚于“定远”、“镇远”，其速度更是尤有过之，总体作战实力远远超过这4艘巡洋舰。以黄海决战的日本舰队构成看，如果中国方面的提督是一名熟谙海军战术的将领的话，采用合适的攻击——脱离战术，仅以2艘这种战舰就足以击溃日本舰队。遗憾的事，当时的中国，即使是最为了解西方海军的人也达不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和理论水平，因此在购舰活动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海军将领也只以拥有“定远”、“镇远”这样的铁甲舰而沾沾自喜，完全忽视了这一时期海军技术的飞速进步。

　　19世纪中叶爆发的的三场海战本应该给北洋海军以足够的重视。但北洋海军的将领们并未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没有意识到海战战术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进而将新一轮购舰活动与海军战术革命相结合。这是另一个严重的失误。

　　当时北洋海军所能参考的三场海战如下：

　　1、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征服土耳其，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与英国、法国、土耳其交战。在海战中，第一阶段，俄国黑海舰队在其英勇的舰队司令纳希莫夫中将率领下，突袭锡诺普湾，几乎全歼土耳其舰队；这是欧洲史最后一次大规模帆船决战，也是首次应用蒸汽船和爆破弹的海战，是现代海战的序幕。

　　一年后，英法舰队进入黑海，在两国联合舰队强大的蒸汽船和浮动炮台的火力下，主要舰船仍为帆船的黑海舰队被迫自沉，全部转入陆上防御战，联军轻易控制了制海权。没有大规模海战的原因是俄国司令官纳希莫夫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方面与联军存在的严重代差，如果发生海战将是一面倒的惨败，因而采取了最为有效的陆地战斗方式。

　　2、美国南北战争：1862年，南军为打破北军舰队的海上封锁，改造了“弗吉尼亚”，从而于3月9日在切萨皮克湾的汉普敦锚地与北军的“莫尼特”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之间的战斗，双方最近时仅有30几米，但双方装备的大口径火炮对对手的厚重装甲都无计可施。装甲第一次全面战胜了火炮。此战后，装甲舰和旋转炮塔成为了新式舰艇的设计主流。

　　3、1866年，奥意爆发战争，7月20日，双方海军在利萨岛附近展开会战。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拉特霍夫打破了单纵队舷侧炮击的传统战法，以三列楔形队形勇敢突击，一举击破意大利舰队振兴，形成乱战，并在战斗中撞沉了意大利舰队旗舰，大获全胜。

　　然而，受英国影响，北洋海军的将领们仅仅看到了冲撞战术的有效，并随同各国海军一样继续在铁甲舰和巡洋舰上安装了冲角，却没有一个像伦道尔那样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火炮威力的进一步加大、射程的进一步加长，精度的进一步提高、射速的进一步加快，远距离交战并在敌舰攻击范围外即重创或击沉敌舰才是未来海战战术思想的主流。事实也证明，利萨海战是冲撞战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新式的速射火炮、厚重装甲则成为了近代海军发展的主流。这种思路上的差异正如同当年的英西海战一样，成为了海战败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在购舰活动中，海军的经费被许多的蛀虫所觊觎，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有多少官员当初都栖息在海军的肌体上吸血。而且，“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的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回轮手枪、军需品、剑、马兵装备、步兵装备、药品、外科器具、膏药、裹伤纱布、绷带、病院设备、帐幕、旗子、火药与炸药的人。”他们和李鸿章的“部属及翻译结交朋友，他们贿赂李的幕客和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他们寻求领事甚或是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候是斯文的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的进行贿赂。”（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海军经费的应用远远没有都用到海军建设的身上，即便是在最紧急、最危亡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蛀虫们仍然不肯放弃嘴边可咬的肥肉。海军款项就在这些蛀虫的贪婪中悄然流失……而流失的又仅仅只是几艘舰艇么？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归国后，北洋海军实力大大增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强大舰队的规模，因此，为北洋海军制定章程的事情就提上了事宜。1888年7月，经海军主要官员和李鸿章的内部讨论后，海军向海军衙门提交了初稿，经过海军衙门与海军舰队官员的再次修订，1888年9月30日，海军衙门正式向慈禧太后进呈《北洋海军章程》，三天后获得批准，遂成定制。

　　比较1865年曾国藩奏定的《长江水师事宜》、《长江水师营制》，《章程》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近代海军在引进新式战舰、火炮等装备后，一方面大部分海军主要官员都有留学西洋的经历，对西洋近代军制有着感性直观的认识，对比中国旧式水师，优越之处极为明显，另一方面，近代武器装备的应用复杂精密，其程度是旧式水师完全不能比拟的，沿用原有的水师管理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加之海军常有与西方交流的机会，因而海军军制革命远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即已实施。

　　清代原有的军制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旗”，先后设立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在统一全国后，鉴于满族人数太少，军力不足，又以汉族为主组成绿营，弥补满族军队不足的问题，并逐渐成为清军主力。绿营实施兵皆土著的原则，只用本地人当兵，一列兵籍，终生不变。其选拔为骑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没有余丁了，才从民间招募。所谓余丁，是将营中清出的火粮尾子收养兵丁子弟，已备出缺挑补（月饷银5钱）。余丁拔补制度使绿营成为世兵制，相对而言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兵源，并使得士兵相对较易训练。然而这一制度也随着清朝的官场腐败而逐渐腐败衰退了，至太平天国已经不堪救药，练军逐渐取代绿营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体。在军制上对传统制度冲击很大。而北洋海军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仿效西方进行改革的。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了官兵分立的近代军事体制。其中士兵包括弁目、士兵和练勇三种。练勇是预备兵员，设编制250人，主要招收沿海的渔民在练勇学堂和“敏捷”、“威远”、“康济”三舰训练，入伍时只考核年龄、身高、健康，能够“略识文字”，经练勇学堂督操官或者是练船管带官，会同大副、医官三人查看合适，由父兄保人出结，定明服役年限，即可成为练勇。练勇分为三级，要在练勇学堂内和练习舰上反复练习“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结绳、接缆之法；船帆各部委名目，并帆上所有各家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缚帆耳之法，开帆之法；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荡舢板；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船头挂灯；泅水；四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遇有各战舰上士兵出现缺位，即由一级练勇择优递补。士兵包括水手、炮目、各色当差兵匠，水手也分为三级，三级水手由一级练勇考升，炮目则由一级水手考升。各色当差兵匠包括管旗、管舱、管油、鱼雷头目、鱼雷匠、生火头目、生火匠、电灯匠、锅炉匠、洋枪匠、油漆匠、帆匠、木匠、铜铁匠等，属于技术兵种，则分别由机器局、大沽鱼雷学堂等选调，或专门招募。（主要资料引自《北洋海军章程•考校》14卷册）

　　军官仿效英国海军的惯例，分为战官和艺官。其中的战官是指管带、大副、二副、三副，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艺官则是指各舰的管轮官，也就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技术军官。《章程》首次明确了军官必须从水师学堂毕业，经过专业训练，明确否决了以往行伍出身也可以晋升军官的可能，提高了军官的专业化程度，是值得特别提出的进步，但是也将英国海军中的弊端全盘接受。尤其在战官和艺官上，几乎全盘接受了英国海军19世纪中叶的不正确认识。

　　当时的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全部出身于“军校生”，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没有正规的海军院校，只有停泊在朴次茅斯的“不列颠尼亚”和“印度”2艘老式军舰容纳了大约150名“军校生”，而大部分的军校生在从海军预备学校毕业，选拔考试合格后，从十几岁开始就要在战斗军舰上服役，且大多数在远离本土的海军巡逻地区。其所学习的战舰和海战的训练主要由海军士官管理，在20岁左右会被授予尉官军衔。由于需要相当高昂的学习费用，而这些军校生通常出身于富有的工商业家庭或者是贵族，然而他们所学到的仅仅是航海和作战的知识，对于技术则是一无所知。而技术军官主要来源于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家庭，要在工程学校和机械制造公司接受长期的工程技术训练后才能加入海军，其地位远远低于指挥军官，不仅待遇颇差，且永远没有指挥军舰的机会。这种差距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阶层差距在海军中的表现。而北洋海军对此全盘接受，尽管由于其管轮官主要为外聘洋员，待遇、地位尚较高，但仍然无法与指挥军官相比。相当一批指挥军官缺乏对舰船技术和性能的充分了解，对于后来的战事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章程》还参考各国海军军制，明文规定：“自授职守备之日起，按资推升，无论在船在岸当差供职，总以二十年为限。”（《北洋海军章程•升擢》14卷册）在军衔上，参考英德军制，指出：“查英国海军官制，其提督一、二、三等，或会办海部，或统领各军，或督办各口船政。德国一等提督系海部大臣兼摄，其二、三等提督则统领海军巡防要地……”（《北洋海军章程•船制》14卷册）因此，专门规定了舰艇官兵从管带、大副、二副、三副、水手总头目（军士长）、炮目、水兵、当差兵匠完整的职务序列，并明确规定了提督、总兵、副将至经制外委的职衔，与舰艇职务一一对应（后面将会有详细介绍），初步实现了职衔的统一，其官兵待遇也远远高于同级别的陆军。

　　《章程》还规定了以长方形黄色飞龙旗作为国旗，以替代1862年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北洋海军章程•武备》）这也是近代中国出现国旗之始。
　　
　　1888年12月17日，上谕：以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海军提督林泰增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记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光绪朝东华录》）。这份上谕不仅仅是初步确定了北洋海军的官佐，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北洋海军最后的名称：“北洋海军”，而不再称“北洋水师”，正式成为了国家海军。

　　而之后的事情就是涉及到海军下面的具体官缺了，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应设副将5缺、参将4缺，游击9缺，都司27缺，守备60缺。1889年2月20日，李鸿章经与丁汝昌商议，最终决定了如下人选上奏朝廷并获准：

　　中军中营副将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借补，委带“致远”舰；中军左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方伯谦升署，委带“济远”舰；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叶祖珪升署，委带“靖远”舰；左翼右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林永升升署，委带“经远”舰；右翼左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邱宝仁升署，委带“来远”舰；提标中军参将兼理粮饷事宜以花翎四品衔山东候补知府严道洪借补；左翼左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黄建勋升署，委带“超勇”舰；右翼右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林履中升署，委带“扬威”舰；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副管驾以花翎补用守备杨用霖升署；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总管轮以花翎补用游击陆麟清补授；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李鼎新升署；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总管轮以花翎补用都司余守顺升署；精练前营游击以花翎补用游击林颖启补授；委带“威远”练船；精练左营游击以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升署；委带“康济”练船；精练右营游击以蓝翎都司衔补用守备戴伯康升署；委带“敏捷”练船；提标中营都司督队船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吴应科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陈金揆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把总刘应霖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沈寿昌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梁祖全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帮带大副以蓝翎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刘冠雄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林登亮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何品璋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王齐辰升署；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帮带大副以花翎补用都司陈策补授；做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孙姜升署；左翼右营都司“超勇”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黎星桥升署；右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江仁辉升署；右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把总陈楠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林文斌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总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伍廷山升署；右翼右营都司“扬威”舰总管轮以蓝翎补用守备陈学书升署；后军右营都司以蓝翎五品顶戴补用千总蓝建枢升署，委带“镇西”蚊子船；后军前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李和升署，委带“镇南”蚊子船；鱼雷左一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蔡廷干升署，委带“左队一”鱼雷艇；精练后营都司练勇学堂督操官以副将衔补用游击刘学礼借补。（李鸿章《海军要缺拣员补置折》）

　　根据《章程》，北洋海军在编战舰共25艘：即铁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来远”、“经远”，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钢甲巡洋舰“济远”，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蚊子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艇“左队一”、“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练习舰“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利运”。但海军衙门很清醒地认识到：“海军一枝，局势略备。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藏支绌，故难遽议添购，而规画远久，造端不可不宏。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四艘，鱼雷快船二艘，庶战舰可敷用。另添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信船一艘。”（《北洋海军章程•船制》）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这一计划并为能够实现，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仅仅增加了巡洋舰“平远”、鱼雷艇“福龙”、运输舰“海镜”而已。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14卷册，北洋海军的提督职责仅仅是统领全军的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而不是海军衙门）节制。其管辖范围仅仅限于各艘军舰及舰上官兵、以及相关的勤务保障部门，而诸如营务、财务、教育、船坞、武备等部门却不归属提督管辖，而是由北洋大臣直辖。这种体制在后来给北洋海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具体问题飘花将在后来对黄海决战的分析中予以解说。

在舰队增添新舰，建立新式军制之前，李鸿章就已经着手准备经营北洋舰队的海军基地了。在此，飘花将逐一介绍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大近代中国海军基地的情况：

　　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对于北洋海军“拱卫京畿”的基本任务定位非常明确，因此，黄海作为北洋舰队的外防卫圈，而渤海则应成为北洋海军的内部基地水域。因此，海军基地无疑要在环抱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选择。经过十余年的勘察论证，先后研究了烟台、大连湾、天津、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等多处地点，最终决定，选择旅顺口和威海卫为基地。李鸿章为此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说：

　　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易。(李鸿章《论旅顺布置》)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认为，第一，海军基地必须设防，是其得以发挥功能的前提，“聚船处须有炮台与船坞互相表里。”第二，海军基地以后勤保障为要务，“凡船之军械、粮食、煤炭必以船坞、栈房为后路。”第三，海军基地防务的关键是炮台。基地“以后路为最重，保护后路之炮台，较他口为尤要。”直隶候补道、管理鱼雷营委员刘含芳也认为：“水师口岸以修船之坞，供船之煤，最为要务。而煤为尤重。无坞则船不能修，无煤则船不能行。”这是北洋海军最终决定选址这两地的根本原因。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天然深水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明清两朝都曾与此训练水军。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后，李凤苞尝向李鸿章建议在此设立军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李鸿章最初嘱意大连湾，但经考察，发现大连湾口门太过宽阔，陆基炮台数量过少则难以掩护全局。以当时北洋的军力来说，如果集中于此，则就没有什么机动兵力可言了。因此，决定“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以扼北洋门户”（李鸿章《议造铁舰并留戈登》）。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距辽东半岛107海里，自此向东40多海里便是海路要道成山头，再向东200余海里可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正当“黑水洋航路”。与旅顺口遥遥相望，互为犄角，控制着由渤海湾进入黄海的水上要路，军事战略位置至为重要。1874年，郑观应即提出：“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北接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易言•论水师》）然而由于经费紧张，清廷直至1887年才开始动工修建威海卫基地。

　　除此之外，北洋海军还计划动工修建胶州湾基地、大连湾基地，以作为威海卫和旅顺口的补充。其中胶州湾基地1889年开始动工，但未能完成，而大连湾基地则应能经费原因一直没有开工。

　　旅顺口、威海卫，加之大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渤海三角防御体系，且各有侧重。然而令飘花不满的是，这个布局仅仅考虑了渤海的内环防御和黄海的外环防御，而对于华东、华南地区的海芳则根本没有纳入计划，显然又是门户之见的体现。且在选址中也未必尽善尽美，尤其是旅顺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海防》中尖锐批评道：“旅顺濒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在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而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不幸为其言中。

　　北洋海军三大海防要地中，大沽口是最先设防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大沽口作为京畿要地，就被清廷设炮台防御。李鸿章任北洋大臣以后，因先后调来“操江”、“镇海”等舰需要锚泊修整之处，乃利用天津机器局的力量，先后建设数个船坞，并大力扩建各种基本设施，将大沽口和天津机器局建设成为北洋海军初期主要的修理场所和军火生产基地。但由于大沽口河道较浅，且深入渤海，过于靠近京畿，对于执行防御未免显得过于靠后。故1890年旅顺船坞落成，舰队主要维修基地即转至旅顺。但大沽口炮台依然予以加强，至1884年已设大型炮台6个，小型炮台数十个，派罗荣光等军守备，另有蚊子船6艘协同配合防御。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防御体系。除此之外，在天津，李鸿章还设立了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将天津建成为北洋海军的管理中枢和总后勤基地。鉴于当时北洋舰船主要使用燃煤均用唐山开平块，还专门铺设了中国第一条自造铁路——唐胥路，以保证燃煤的供应。

　　旅顺海军基地则是北洋海军海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分为东西两港。北洋海军当时主要营建了东港，兴建了大型船坞，多个大型码头，兼有修理厂等一系列附属建筑，是北洋海军最重要的维修保养基地和前进基地。为此，在旅顺口依托地势向海布置了9座大型炮台，安装火炮58门，其中200mm以上重炮9门，威力极大。因为旅顺口后路狭窄，易被封锁攻击，因而在金州至旅顺地段，又先后布置数个炮台群，将旅顺后方各处也全部置于炮台火力范围之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火力配系。

　　旅顺口建设历时十年，主要负责人是袁保龄。袁出身名门，却极其认真负责。其接任旅顺口基地工程营建之后，每夜“非交丑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袁保龄《致海关周观察》、《致张莜石姊丈》）袁自1882年接任，主持了航道疏浚、防波大坝、港池、码头、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以及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其久历艰辛，常年劳苦于工地，至1889年因积劳成疾终病故于旅顺，朝廷追赠为内阁学士，其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工牍，几乎全是旅顺工程，事无巨细，通盘皆虑。在后人以此得以了解当年旅顺工程之全貌的同时，不能不对此公报以深深的敬意。

　　旅顺口基地作为北洋海军后期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其工程规模浩大，耗费不赀，号称“远东第一要塞”。如果有网友对此有兴趣，不妨去找找王家俭教授的论文。

　　新舰已经购入、基地也已经完善，那么对于海军来说，为迎接战争，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训练！

　　顾自晚清海军肇造，主持建设的各洋务派大员们就极其重视新式舰船的购买和建造，以求扩充派系的实力，然而这些均出身于曾国藩幕下的官僚们大部分没有曾国藩当年评定太平天国的教训和眼光，而其中比较有远见的左、沈二人又辞世过早，因此，晚清海军从建军伊始就对训练重要性认识不深，且门户派系思想极其严重，马建忠曾批评说：“中国自筹办水势以来，徒以分省设防，划疆而守，号令不齐，衣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敌难收臂指之效。南北洋师船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适可斋纪言•上李傅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事》）直至1885年，吴大澂仍然忧心忡忡地指出：“北洋之船，遇台澎之风，则茫无措手；南闽之弁，于渤海之沙礁则漠不关心”（《洋务运动•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奏（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从中法之战中福建船政水师和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拙劣表现就可见水师训练质量之差了。

　　北洋海军起步晚于南洋，因此也汲取了不少南洋水师的教训。李鸿章在扩建北洋海军时，正如飘花前面所述的，抓住了购舰、基地、人才三个主要方面，相对于南洋水师而言，北洋海军的训练在初期也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在海军的训练中，借鉴英国海军条令，近代中国北洋海军的条令也分为共同课目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部分。共同课目包括条令、枪炮、损管、游泳、潜水等基本训练，是全体官兵都必须完成的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则是在共同课目训练的基础上，根据职责分工进行的专门训练，如远洋训练、枪炮训练、鱼水雷训练、帆缆训练、通信训练等等。

　　军官的训练主要是在水师学堂和练习舰实习中学习而来，在服役后要进一步巩固。其中要求战官“虽已补缺带船，应随时温习旧业，推广新知。每年夏季，饬由水师学堂将行海事宜出题数道，寄交提督转发各管带官、大、二、三副等拟作，仍将各卷呈由提督汇送学堂，评定甲乙、报明北洋大臣，分别记奖记过。”（《北洋水师章程•考校》14卷册）要求艺官五年内“深明汽机理法”，且能维修保养（《北洋海军章程•升擢》14卷册）。

　　水手的训练也分为两部分，共同课目训练是在做练勇时在练习舰上完成的，其专业训练则是在登舰后由高级水手带领习学。

　　除人员的训练外，舰队训练更主要的是舰艇的训练，包括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北洋海军章程•简阅》（14卷册）明确规定：“各船逐日小操一次”。而舰队合练则更是重中之重。章程规定：北洋舰队的编队训练通过每月一次的大操、每两个月一次的全军会操，以及每年与南洋水师各船的会哨进行，主要依托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翻译的《船阵图说》为条令。更规定要定期阅操，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三年由海军衙门请旨特派王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

　　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近代海军传统和舰船使用经验，且当时英国在华利益最多，海关等也由英国人把持，因此，清廷聘请了大批英籍顾问人员帮助训练北洋海军。包括高级顾问、教官、舰上技术军官、工程人员等。这些洋员主要承担了舰队训练、战舰的部门训练、技术兵种专业训练、海军基础训练、海军教育等等，甚至直接负责某些部门的操作主管。如“致远”上的管轮洋员余锡尔等人就直接负责战舰的部门操作。同时，在海军基地建设和配套工厂等的建设中，杨元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旅顺口炮台群、威海卫炮台群就都是出自德国工程师的手笔，旅顺大堤则是法国工程师的杰作。总体看来，北洋海军雇用洋员对于舰队的建设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不可以忽视的。

　　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朝廷报告：“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各将领文武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光绪朝东华录》）南洋水师虽与北洋一向不和，但也承认北洋训练远远高于南洋。此时的北洋海军，确实训练严整，装备精良，无愧于亚洲第一舰队的称呼，而甲午开战时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文人力主开战，显然与他们认为“北洋海军可堪一战”的判断有关。

　　在这里，不能不专门提及一个与北洋海军关系极为密切的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上舰实习。1863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年驾送蚊子船抵华，初步显示了其良好的海军素养和认真的敬业精神，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欣赏。故1882年，李鸿章再经过考核后，聘请琅威理担当北洋舰队总查，为副提督衔，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是典型的英国海军军人，治军极其严格，办事勤谨认真，在北洋海军的条令、礼仪的制定上都有杰出的贡献。中法战争中，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琅威理为避嫌暂时去职。但因其在就职期间的优异表现，深得中方的赞赏。丁汝昌评价其为：“洋员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制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越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丁汝昌集•至袁观察书》）因此，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其重返中国任职，在合同中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而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由于琅威理训练得力，北洋海军操练精严，令醇亲王等首脑极其满意，乃授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此后在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即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所以舰队训练几乎全由琅威理一手承担。其训练之严是中国海军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仅以其在1887年带队接领“致远”4舰归国，就可见其训练之严。（以下材料主体引自《现代舰船2005年5B》）仅以1887年9月13日为例，归国舰队上午8:45-11:45进行日常例操，中午练习站炮位，午后琅威理在编队旗舰“靖远”发旗号命令舰队改单雁行阵，随即传令各舰打慢车航行，即刻又命令开快车，随后传令舰队改列为波纹阵，同时用旗语要求各舰报告每小时燃煤的消耗量，之后又不断询问轮机存汽多少，至下午5时，晚餐时间快到之前，琅威理又传令各舰进行战备演习，提升搬运炮弹。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队形不齐，或者反应稍微迟缓，琅威理必定用旗语严厉批评。整个航行中，“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余思诒《楼船日记》）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琅威理去后，北洋海军训练一落千丈，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除了“致远”等极少数舰船仍因管带勤谨而尚能保持以外，其他舰船官兵“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擎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晚上上岸住宿者竟然有一半。北洋封冻，海军巡于南洋之时，更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甚至出现了提督丁汝昌与管带方伯谦为争一妓而争风吃醋的闹剧。实战训练全停，屡屡虚应故事。甲午战后军官们披露：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盛档之三•高承锡呈文》）编队训练则更是“平日操演船，阵势总需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需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盛档之三•沈寿堃呈文》）且腐败横行，纪律松懈，考核制度名存实亡。甚至于用军舰载客跑运输，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由于各舰船保养所用的行船公费均由管带管理，每月包干。屡屡出现管带不顾舰船实际需要而贪污的事件。致使船舱机器因保养不利过度磨损，零件屡屡缺失，极大地降低了使用寿命。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帐上记一百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剩下的煤款就都被管带贪污了。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虽然说的是南洋，北洋却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将官能带出怎样的舰队，真是可想而知。

舰队内部的人事关系也日益复杂，军官中的“闽党”对非福建籍军官百般排挤，矛盾日益公开化，甲午战前，甚至有人唆使控告“致远”舰管带，广东籍将领邓世昌鞭笞水兵致死。而其原因恐怕是邓生活严谨，“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闽党认为这显然是争夺提督职位的故作姿态，因而对其特别敌视。刘步蟾就力主追查，只是因为找不到死者的尸体才被丁汝昌压了下去。

　　舰上士兵由于多招收北洋各省海滨渔户，形成了一个个各省集团，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庸其上。”（《盛档之三•张哲溁呈文》）而作为后备兵员的练勇，由于官员的腐败，也由原来《章程》中规划的精锐后备军流于形式，其核定员额250人，而仅1891年就招募1400人之多，其中奥妙，恐怕尽人皆知。而人数增加，训练只能流于形式，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战前的北洋海军就已经不再是数年前那支精锐的武装力量，薛福成在1893年即已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庸盦文集•海外文摘》）对比同样是英国人一手训练出来的日本海军，日本甚至授予训练日本海军的英格斯以贵族身份，使之在训练中毫无阻扰，得到上层的全力赞助。双方的差距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吧！近代海军是技术性兵种，对于技术、训练要求极高。而李鸿章虽然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却忽视了专业化的训练，对于琅威理的支持显然极其有限，甚至纵容下属对琅威理百般阻扰。这样思想下训练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由于对手的训练、装备更远远不及淮军，尚且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另一支依照西方近代海军训练、装备出的近代军队，就只能是悲剧了。由是不由得想起海军衙门初创立时的盛况，日本方面其时深为恐惧，议院中喧喧扰扰。而政治家、汉学家副种岛臣却力排众议，陈词曰：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郑观应集•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议中国创设海军事》）其早已看透中国人“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相较于今天，后人们是不是应该有些什么反思呢！

　　日本早在1855年，德川幕府被迫于美、俄签订通商条约后，桥本左内(1834—1859)就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更提出，要征服朝鲜、中国，以弥补被迫通商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损害。他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提出：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所主持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井上馨，在维新后成为日本的国策。

　　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随着自身经历实力、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其野心迅速复活。在国力尚且衰微的1874年就悍然出兵侵略台湾，其狼子野心初现端倪。纵观日本历史，一直为狭窄的岛屿而又强烈的危机感，“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自唐白江口海战以降，日本始终对朝鲜怀有觊觎之心，而其目的正是借助朝鲜为跳板，最终进攻中国，但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中，由于中国方面反应迅速，兵压汉城，日本的野心遭到了挫败，因此，明治政府转而以中国为克敌制胜的目标，企图不惜一战以求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为此，在甲午战前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军事准备。

　　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较中国远为薄弱，因此，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仿效普鲁士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也以普鲁士为蓝本推进了新式军制改革。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明确表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伊藤博文在其致藏相松方正义的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危机四伏，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其目标直指中国。

　　1882年8月“壬午兵变”爆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朝野鉴于法国对中南半岛及中国的扩张侵略，也多怀有唇亡齿寒的忧患意识，而积极图谋救亡图存之道，对于欧洲列强的恐惧和中国的失败导致其认为如不加强军备，对外扩张，恐怕比中国更为悲惨。著名政治家福泽谕吉就此评论：“世界各国相对峙，其势如禽兽之相食，若食者为文明国人，被食者为不文明之国，则我日本将加入食者之列而与文明国共求良饵欤？”抑或“与数千年来始终不振之亚洲古国为伍，共守古风而为文明国之人所食？”因此，日本当局不仅积极援助朝鲜亲日派分子金玉均、朴泳孝等从事朝鲜独立运动，更形成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要求日本当局扩军备战的舆论，并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有力后盾。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阁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至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像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八九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420.9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

　　日本陆军的扩充更早于海军18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征兵条例》。《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培训大批接受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并在1872年依据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制定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要求军人以死效忠于天皇。

　　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镇远”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对日本震动极大，为抗衡定、镇二舰，当年日本河村海军卿即提出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并获得通过。根据此案，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建造3艘针对定、镇二舰的二等海防舰，为此特聘法国白劳易主持设计，这3艘舰就是后来黄海大战中著名的三景舰，其中“严岛”、“松岛”在法国制造，“桥立”则在本国建造。4278吨的“桥立”的建成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突破，较之中国自“平远”之后再不建造大型军舰相差不可里计！3舰为克制“定远”、“镇远”上厚重的300mm装甲，专门各安装了1门320mm重炮，航速也较“定远”、“镇远”高出1.5节，加之第五次海军充实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3790吨），使得海军力量大大加强。

　　而“致远”四舰归国后，对日本再次造成了强大的压力，1887年，在小川的《清国征讨方略》出炉后，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贵族也争相捐款，仅半年就捐款104万日元，均作为海军扩军所用。1888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鉴于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加强北洋舰队，且可能有英国舰队支持，因而抛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随即于1890年又抛出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2439吨）、“吉野”（4160吨）、“秋津洲”（3172吨）、“八重山”（1584吨），其中的“吉野”本为中国海军所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被迫搁浅而转售日本海军，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23节）。至此，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近6万吨，且舰龄短，性能相当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仍不充实，因此自天皇已降，通过舆论，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组织了“报国会”等团体，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日本民众也在一片“报国、忠君”的狂热中纷纷投入到这场捐献中来，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其中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这种“百万一心”的氛围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较，我们不得不痛苦的感叹，中国实在没有不败的道理。

在中日互为敌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值得回忆的事件——长崎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发现朝鲜有亲俄党活动，俄国也计划占领元山口外的永兴湾的报告，北洋海军随即出动“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游弋元山，并至海参崴迎接中俄勘界谈判代表吴大澂。完成任务后，“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日本人对于欧美军舰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铁甲舰则是首次见到，市民在国内军国主义舆论的宣扬下早已对中国颇有不满，面对如此巨舰，交杂着惊骇、艳羡、愤懑等种种情绪，就如火药桶般仅仅需要一个火种。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伤，自己也负了轻伤。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情，但在日本国内某些有心人的故意挑唆下，很快就扩大化了。

　　8月15日，水兵再次休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发生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得持械滋事。然而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水兵与日本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即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向下泼热水、扔石头，甚至有人参与斗殴。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另有5人失踪。李鸿章虽明与日本逶迤，实则看得非常清楚：“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至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此事件虽最终以互不追究责任，各给抚恤了事，却充分反映了中日间的深刻矛盾。日本为此不仅深感到威胁，更激发了其仇恨的心态与扩军的动力。至1891年夏，北洋舰队再次访问日本横滨时，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立即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北洋海军已不再握有优势，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令后人扼腕的是，户部已经明确表示，财政紧张，必须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二年。而正是在这期间，日本海军正在疯狂造舰、购舰，北洋海军在最关键的时期被人为的拖后了。

　　此处顺带说明一句，正是在这两次访日中，出现了所谓的“晾晒衣物”事件，并以此判定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名不副实。后来国内一些历史学家撰文批评说，当时各国海军都有类似的习惯，因为军舰空间狭窄，没有地方晾晒。甚至今天的海军也有这样的习俗。就此飘花说几句，或者只是一家之言吧。

　　根据当年访问横滨时的照片，北洋舰队晾晒的衣物是横挂于炮管上的，以当时的炮管制造技术，防锈还是一个很麻烦、很复杂的事情。对于炮管的保养和清洁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通常都是要用专用的炮管清洁物来清理炮膛和炮管外壁的。衣物的质料与火炮保养的性质完全不同，何况潮湿的衣物更使得大量水分附着于炮管外壁，士气很容易生锈。事实上，各国军舰确实都晾晒衣物，却很少见过像北洋海军一般将衣物晾晒在炮管上的。仅此一点，就证明日军海军军官观察之敏锐，也反映了北洋海军实际的战斗力。

　　1894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初，北京城里就处处张灯结彩，修缮一新，文武百官个个有赏。仅仅颐和园宫门到紫禁城西华们所经的道路两旁的修缮就用银240万两，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中，海军屡屡紧急提请购炮换装的报告却被束之高阁。万般无奈之下的李鸿章最后决定，仅仅挤出经费购买“定远”、“镇远”所需要的120mm速射炮共12门，而“济远”、“经远”、“来远”、“威远”增加火炮的计划只能推迟。

　　5月份是北洋海军三年大阅之期，北洋海军9舰、南洋水师6舰、广东水师3舰和3艘练习舰组成混合舰队，声势一时无两。然而李鸿章却是忧心忡忡：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祥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璋《校阅海军事竣折》）

　　此时的北洋海军正处在最为虚弱的时期，自1887年“致远”四舰归国后，一方面是由于慈禧太后三海的建设和颐和园的工程对于海军款项的挪垫和挪用，更由于翁同龢主持下的户部在“清流”的影响下对主政海军的李鸿章持有极大的不满，而门户之见却让耗费数千万两国帑的北洋海军受到了牵连——户部就是拒绝发银购舰，以至整整7年海军居然未添一船一炮。如果说购舰、购炮尚且因为费用较高而不得不延误的话，那么连海军基本的保养支出都不能按时给付就更难以理解了。仅以海战中最关键的煤炭和炮弹两个因素为例就可以看出当时北洋海军的穷蹙：

1、煤炭。北方有过生炉子烧火炕的人都知道，“面煤”和“快煤”有什么样的区别。北洋海军早期的舰船用煤都是唐山开平旷供给的优质块状煤炭，此种煤炭燃烧充分迅速，单位热量相当高。然而，翁同龢等主持户部以后，对海军经费严格限制，常常拖欠挪用，致使海军不得不经常拖欠煤矿总办的购煤费用。而煤矿总办本来就对给价不高的海军有所不满，加之拖欠，自然就把海军供煤的重要性置之一边，改将本应该供给海军的优质块煤高价转售商人牟利，而将劣质的碎煤、面煤应付海军。丁汝昌于丰岛海战后尝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其时国家已到紧急之时，海军随时将开赴前线投入战争，煤矿却竟然毫不在意，虽然屡次交涉，甚至闹到了李鸿章那里，仍然以碎煤充数，并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在碎煤里面筛选拣用。用这种煤炭的后果是不消细说的。飘花住了许多年平房，生了好多年的炉子。快煤燃烧之后留下的通常只是一小撮面状白灰，对烟道很少有附着残留；而面煤燃烧之后，不仅煤灰很大，而且烟道披上有大量未曾充分燃烧的残留附着，这还只是家庭。到了军舰上细密的锅炉，恐怕影响远远更大了吧！海军舰艇锅炉老化严重，一方面固然有各舰管带、管轮的人为因素（贪污行船公费，保养质量较差），但这种煤炭的应用无疑对锅炉损害更是极其严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中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可在北洋海军，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至1894年，日本舰队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以外，“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航速也高达18-19节，而北洋海军仅有“致远”和“靖远”的理论航速可以达到18节，而多年应用这样的煤炭，管路堵塞、燃烧不足，即使采用强压通风，在实战中恐怕也跑不出16节以上的航速。而“超勇”、“扬威”甚至更是只有7节的航速，较之日本舰队实在是相差了不知几许！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2、炮弹：当时世界海军主要使用的炮弹有两种：开花弹和穿甲弹。开花弹即榴弹，头钝壁薄，内装高爆炸药，命中后通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毁伤敌船，是当时世界海军舰船装备的主要弹种。而穿甲弹则又称实心弹、铁弹，虽然同现代的穿甲弹一样头部尖利，却不是类似现代穿甲弹内部的二次装药或钝感装药，而只是装贴砂土或者微量炸药，基本上不会爆炸，是依靠击穿敌舰水线，导致敌舰大量进水来获得攻击效果。由于这种攻击难度极大，因而实心弹主要用于打靶训练，实际的作用主要是教练弹。至于一些称洋人用砂土混装炸药欺骗中国人的说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实心弹，其实是源于对近代海军兵器知识的不了解。

　　北洋海军建军以后的弹药主要是由天津机器局供应，但是由于天津机器局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无法生产高装药的大口径开花弹，仅能制造填充沙土的实心弹。东学党事变之后，形势紧迫，海军急需大量作战用的开花弹，可是却受到户部以“停购外洋军火”上谕的百般阻扰，无法向国外购买弹药。当时，赫德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阳舰队每一门炮只有25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做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镇远”上的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上的爆破弹就已经打光，而穿甲弹（实心弹）也仅仅剩下15发。而“定远”估计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置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当时任天津机器局总办的李鸿章外甥张士珩一时千夫所指。然而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李鸿章提交了天津机器局光绪十九年底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存发枪炮清册。其中记载从光绪二十年二月至九月，天津机器局发放北洋海军各舰305mm炮弹342发，210mm炮弹840发，150mm炮弹927发。盛宣怀的记载则是九月初四、初十两日共向北洋海军发放305mm开花弹160发，210mm弹、150mm弹各100发，共计360发。十一月十二日赴威海卫奉旨督察的徐建寅则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报告，舰上炮弹和存库炮弹数量是：305mm开花弹403发，实心弹244发；210mm开花弹952发，实心弹163发；150mm弹1548发。从数量的角度上看，似乎并不缺乏。然而却和前面所记载的赫德的信件以及马吉芬的回忆相冲突。因此，要么是丁汝昌没有带上足够的炮弹，要么就是机器局提供的炮弹无法使用，只能存入仓库。而考虑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原有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恐怕后者的可能远远大于前者。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飘花也是支持《现代舰船》2006年3B上所提出：“从单纯的表面数字看，北洋海军的弹药数量看似非常充裕，但如果拣寻其中具体能用的弹药，其匮乏程度就令人不寒而栗了”的观点的。（以上两点原因均大量参考了《现代舰船》2006年3B上的内容，但飘花根据自己的所知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建议去对照阅读）

　　因此，当海战失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相见，有如下一番记录：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胡思敏《国闻备乘》）

　　虽然野史不可尽信，不过这一段记述却也将当时翁李两派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更是对当年户部与北洋之间关系的有力佐证。

　　朝鲜事件由来已久。1882年的壬午兵变被袁世凯等人迅速平息后，清廷扶植闵妃集团掌权，幽禁了大院君。1884年甲申事件，袁世凯指挥清军迅速控制汉城，再次击败了日本的侵略阴谋。1886年，袁世凯再次挫败了朝鲜亲俄派连俄脱华的阴谋。然而，这些成功除了袁世凯本人过人的精力和机敏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朝鲜的巨大影响和在远东地区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否则，纵使袁世凯再机敏干练，又能何为？

　　而到了1894年，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改变。

　　一是朝鲜亲日派领袖金日均在上海被刺杀，另一在日本流亡的领袖朴永孝则幸免遇难。日本警方强行闯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了刺客，导致日朝关系进入紧张状态。日本并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声称此事为中国政府所策划，将矛头直指中国。

　　二是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全臻准的领导下发动了东学党起义，一时声势浩大。6月1日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了乞援书。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分成招商局运输船兵发朝鲜，驻日公使汪凤藻依据《天津条约》将这一消息通报日本。

　　此前，袁世凯曾与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会晤，杉村怂恿中国出兵，并称“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认为，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国内有难，向宗主国请求援助，中国难以拒绝。且《天津条约》并未规定中国出兵，则日本也要出兵，因此认为日本不会干预。6月17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达成了日军撤退3/4，俟东学党起义被平息后全部撤军的口头协议。然而这一次，一向精明的袁世凯被日本人欺骗了。从近代到现代，日本一以贯之的口是心非这还仅仅是第一次上演……

　　6月2日，日政府已经作出出兵决定，外相陆奥宗光、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外务次官林董已经决定出兵6000-7000，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8日-16日，7000日本陆军已经在仁川登陆并迅速控制了汉城，并以此要求朝鲜“改革”，遭到清政府严词。斥责，至此，战争已经势不可免。

　　然而东亚的局势错综复杂，列强势力汇聚在此，任何一场战争都可能因伤害了某个欧洲强国的利益而引发列强的干预。为此，双方都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外交斡旋，而首要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1984年7月16日，英日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陆奥宗光《蹇蹇录》）事实上暗示了只要不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干预。而李鸿章策划依靠英国或者娥国干预调停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在与日本交涉中希望和平解决的种种企图也因为日本国内形势紧张，政府和军方都寄希望于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的总决策而告失败。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求战者总是能够战胜避战者。这一次外交的努力，是否又一次验证了这条规律呢！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战前的日本海军以“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8舰为常备舰队，“吉野”、“八重山”、“葛城”、“大岛”、“摩耶”、“天城”6舰为警备舰队，“金刚”、“天龙”、“筑波”、“满珠”、“千珠”、“馆山”6舰为练习舰，另有测量舰“磐城”，预备舰“鸟海”。而“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睿”、“海门”、“爱宕”、“凤翔”9舰没有编入现役。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日本海军就完成了战时编组，速度惊人。

　　7月17日，伴随着日本海军战时编组完毕，联合舰队组建的完成，桦山资纪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并在同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发动战争。7月22日深夜，大鸟向朝鲜提出最后通牒。7月23日，日本海军出动。

　　7月11日，中国驻朝鲜军叶志超急电请求要么水陆军齐发入朝，争取主动；要么撤军，在外交上陷日本于被动。李鸿章从企图和局的愿望出发，建议清廷中枢采取后者。然而在清流鼓动下的皇帝却干脆的拒绝了这一老成稳妥的建议。此时以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登人为首的清流们同他们在中法战争爆发前的前辈们一样侃侃而谈，疾呼主战。文廷式更指责北洋海军练军十余年，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15日，并不熟谙君武、政务和国际形势的皇帝令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朝鲜事宜，并决心主战。可是中枢会商却依然是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延续了当年中法战争清流不当权派主战，当权派犹豫不决的惯例——10年前正是这个派别毁灭了福建船政水师，10年后轮到北洋海军承受这个派别的大义凛然了……

　　7月22日，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3舰驶向牙山，为运输船护航。23日，“操江”、“高升”也从大沽出发驶向牙山。当日，方伯谦从在仁川的英国舰长罗哲士口中打探到日舰即将赶到。乃于25日凌晨撤出牙山口（“威远”先行撤退）。5时30分，西行的两舰发现南方升起黑烟，7时许，观测兵证实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方随即下令各就各位，准备迎敌。

　　日舰此时处于丰岛附近，直扑中国2舰而来，当双方逼近到射程内后，“吉野”首先开炮，随即“秋津洲”和“浪速”也向“济远”开炮，早有准备的“济远”立即反击——近代日本不宣而战的传统自此形成。

　　双方实力差别极其明显，日本舰队为3艘当时最为先进的穹甲巡洋舰，吨位比陈旧的中国舰群大了7800吨，火炮多出50余门，速度也远较中国舰队为高。3舰首先围攻“济远”，一时间“济远”甲板上弹落如雨，伤亡巨大。前主炮竟然因炮手伤亡太多，积尸累累而至无法转动。然“济远”拼死抵抗，双方一时难分轩轾。

　　“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立即冲向“吉野”与“秋津洲”之间，企图切入并发动鱼雷攻击。双方炮火炽烈，战场浓烟密布，双方几乎无法分辨。突然间，“浪速”发现“广乙”突然逼近，立即左转，并用火炮迅速射击，炮弹当即命中“广乙”舰桥，几乎与此同时，“广乙”一发炮弹击穿“浪速”左舷，炸断备用锚并击毁锚机，“广乙”随即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济远”虽然遭受围攻，但抵抗顽强。约8时20分左右，“济远”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过装甲，直入机舱，可惜却没有爆炸。“济远”随即也撤退，日本3舰紧追不舍。

　　然而，此后的事情，恐怕就是“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让后人争议不已了。

　　在日本3舰利用高速追击撤退中的“济远”途中，日本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追击“济远”，并向“济远”猛烈开炮，途中突然发现了“操江”和“高升”2船。8时53分，“济远”打起白旗，但仍继续逃离，“浪速”紧追不舍。双方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随即打出“立即停船，否则炮击”的信号。“济远”火炮随即停止发射。“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船信号，准备与其接近。（《廿七八年海战史》）

　　此时对海战爆发一无所知的的“高升”正好从旁边经过。“高升”是英国怡和轮船公司下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7月23日被清政府租用运载仁字军两营官兵1100余人前往牙山。此时的“高升”上的人们看到了“济远”所悬挂的白旗和海军旗，但均感莫名其妙。

　　据“济远”的军官声称，他们在遇到“高升”和“操江”后立即发出了警报。但“高升”的航行状况未有任何变化，似乎并没有接到这样的警报，倒是“操江”立即调头。但是也不排除“操江”是因发现3艘尾随而来的日舰而立即撤退的。这在战后就成了一个难以考证的谜团。

　　“浪速”发现了“高升”上载有中国士兵，随即向“高升”发出了“立即停船”的信号，于是“高升”停船。而“济远”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加速西逃，“吉野”立即加速追赶，12时38分，两舰相距仅2500米，“吉野”开炮。此时，愤怒的“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自发用后主炮回击，首发即命中“吉野”桅楼，次发再次命中，第三发失的，第四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当即艏倾，并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于26日清晨带伤撤回威海。

　　“高升”虽然按照日本舰队的信号停船，但日舰对这艘英国商船也感到棘手，坪井最后决定要将该舰带回日本锚地。“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排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向英国船长发布命令。船上中国军官见事态紧急，通过当时正在船上的北洋海军德国总教习汉纳根明确向舰长表示宁死不当俘虏，并要求依照当时的国际法，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浪速”随即向“高升”开炮并发射鱼雷。

　　此时的“高升”上的中国官兵体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永远被纪念的悲壮，他们在一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上勇敢的用步枪向“浪速”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们知道自己必然面临的命运，但没有人乞降，没有人退缩。池仲祐的《海军实纪•高大令次浦事略》中记载了领兵的仁字军帮办高善继与营官骆佩德、吴炳文最后的对话。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深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吴二人回答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1100多名官兵，除随后赶到的法舰“利安门”救起45人，英舰“播布斯”救起87人汉纳根等112人游上附近的海岛，为德舰“伊利达斯”救回之外，其余官兵全部殉难（资料来源：季平子《丰岛海战》）

　　负伤的“广乙”船小伤重，110多名水手中，仅阵亡就有30余人。该船在向朝鲜西海岸撤退时，至十八岛附近搁浅，管带林国祥见事不可为，纵火焚舰，率残余的70余名官兵登岸分头撤退。其中20余人逃至朝鲜大安县，由地方官雇船送其回国，另有9人雇船抵达成山。林国祥带领的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未料叶部已撤，于是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搭乘英船“亚细亚”归国，途中被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

　　“操江”上载有20万辆饷银和密码本，以及丁汝昌托带的重要军用文书。其发现日舰后立即转向撤退，但因该舰是早期船政局建造的暗轮船，速度仅有9节，故很快为“秋津洲”赶上。“操江”被迫降旗投降。搭船的洋员弥伦斯立即销毁了密码本，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了丁汝昌的文书，但饷银却未能及时投海。“秋津洲”押送该船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舰上官兵被押游街示众，受尽屈辱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日舰违反国际法，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在英国朝野引发了普遍的愤怒，英国公使当即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干预。事实上，英国当时在舆论的影响下确实已经准备出兵干预，但由于后来中日战局的确定，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不宜多事，以免在东亚与俄国的争夺中将日本推向俄国。因此，在政府授意下，一批法律专家连篇累牍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最终反而是中国招商局赔偿了“高升”的损失。——参考今天世界上的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不得不承认，世界本来就是就是强者角逐的战场，国际法不过是胜利者用来掩饰自己卑劣目的的遮羞布而已。

　　就在丰岛海战的同时，北京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光绪皇帝生日在即，百官全不以朝鲜的紧急事态为意。偶有提及，也是清流们气势汹汹的战争高论，其激情、言论与今天的“愤青”们可堪比拟。

　　而此时的朝鲜局势已经一触即发。日本控制了汉城后，随即打着“为韩庭驱逐妨碍朝鲜独立之清军”的旗号向真正应朝鲜朝廷乞援而来的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27日，两军斥候骑兵在成欢附近遭遇并交火，7月28日，日本混成旅团强渡成欢安城渡，与中国守备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损失数十人。7月29日，4000余日军向驻守成欢的清军聂士成部2300余人发起了全线总攻，聂部誓死抵抗，一时间双方伤亡惨重。但中国军队数量既少，战术也比较死板，基层军官更没有受过足够的近代军事教育，对火力、火器的分布和近代陆军战术一无所知，蒙受了重大伤亡，并最终被击溃。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这样的惨败还有许多，而这仅仅是第一次。

　　7月28日是光绪皇帝的23岁生日，北京歌舞升平。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受命筹措朝鲜对策，然而此时的中枢竟然对前线战局一无所知。且翁、李二人同为清流领袖，清流内部视日本为不堪一击，在对敌我情形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依旧强烈要求开战。而方伯谦、叶志超为掩饰战败，先后奏报的大捷更成了清流们的依据。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下（其情形可与今日要求东海对日宣战、台海开战相比），年轻激动、深受老师翁同龢影响的光绪皇帝终于在8月1日颁布上谕：

　　……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已拯韩民于涂炭……

　　同日，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也对清政府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以下是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的部分活动纪录：

　　7月27日，北洋舰队开往汉江巡弋，根据李鸿章“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的指令，未见敌舰便折回威海。

　　8月1日，双方宣战，北洋舰队再次出巡大同江。

　　8月9日，丁汝昌率10舰再次进抵大同江，因日本舰队试图袭击威海卫军港，13日返回，但未能遇见日本舰队。

　　8月14日，在光绪的严旨下，舰队再次出巡渤海。

　　而此期间的朝廷与李鸿章之间的电文往来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8月2日，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这会危害，不知做何进止？

　　8月3日，李鸿章回电：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

　　8月5日，朝廷再电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斜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李鸿章急奏回电：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御。（以上电文均引自《李鸿章全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汉江洋面实际就是指仁川附近的海面。仁川当时为日本舰队重要锚地，储存了大量的煤炭、军火，是日本运输船队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主力也经常在此游弋。北洋舰队主力突入仁川是不可能无所收获的。而丁汝昌数次东巡一无所获，显然是应付差事，到外海转了一圈敷衍了事，自然为中枢所不满。

　　清廷中枢非常明白，丁如此行为，显然是李鸿章所指使。北洋舰队往来一月，只在渤海湾内巡弋，却既没有突入仁川，更未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实为回避，令清流们切齿痛恨。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上书弹劾，力主撤换丁汝昌，而其实际的目标，却是主政的李鸿章。

　　晚清的清流党人们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的官员们醉心于陈腐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更担心有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持天生的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随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力求妥协极其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像无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令人浩叹；另一方面，主战派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以上引文自《现代舰船》2006年3B）相比较这些无知、仅仅会用言词展示其爱国，以掩盖其私心的先辈们，飘花不知道今天各位宣称“核平台海”、“核平东京”的“爱国人士”后进们对于其的继承是否能有一点进步呢？

事实上，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战略，既有其对实力对比的现实分析，也有当时中国海防思想不成熟、不完善的根源。事实上，李鸿章对当事双方战力的估计是比较准确的。海军多年未曾增加新舰，也没有购买新式火炮，其技术已经逐渐落后。自琅威理去后，舰队的训练也江河日下，加之贪墨盛行，保养低劣，内争不断，北洋海军的真实战力已经堪忧，久历宦海的李鸿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以这样一支虽然看起来实力强劲的力量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争衡海上，结局如何殊难逆料。而一旦战败，二十年的心血，朝中的攻讦，更有国运的危亡，都不可能不压在他这个主政的北洋大臣的身上。在他看来，海军出战必有伤损，无疑对自己的实力造成打击，远不如保持一种现实存在，实现战略上的威慑以震慑日本更为现实可行，而且也可以为和谈留下一个有力的砝码。这一现在为国人百般诟病的战略思想却与马汉的“现实存在舰队”理论异曲同工。数十年后的英德海上战争中，实力处于劣势的德国恰恰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整个清廷从上至下也没有任何人对于近代海防有一个明确而根本的认识。尽管到1889年时，中国海军拥有战舰6万吨，规模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的根本意义和海军应用的根本战略，对于采用沿海防御还是外线进攻没有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战略定位。

　　鸦片战争给予了当时的清朝廷重大的冲击，数目庞大的旧式水师连对手的少数二线旧式船舰也无法抵敌，因而被迫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陆防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本是建立海上力量在技术、战术上绝对落后的不得已选择，却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当权者。甚至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筹议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始终没有认识到制海权对于有漫长海岸线的沿海国家的重要意义。而北洋舰队的保守避战的根源大概也就出在这里。

　　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考量却与之截然不同。仅以日本频繁活动于烟台、威海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发回的第11号报告为例：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连一个间谍也能有如此的评判，还能说我们败的偶然么？

　　如果说李鸿章尚且因为是朝廷的股肱，慈禧太后也倚重于他，因而清流党人尚且难以撼动的话，直接督率海军的丁汝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靶子。前面引文已经记载了光绪对丁汝昌的严重不满，而至8月25日的军机例会中，讨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战机，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折子时，翁、李二人坚决要将丁汝昌治罪。倒是额勒和布提出先让北洋保举替代之人再降旨，翁坚决拒绝。双方争论激烈，最后报请圣裁。次日的上谕显然受了翁的影响，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带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谕：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语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丁汝昌严格执行李鸿章的避战策略已经是痛恨了！

　　然而，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很明白，明指丁汝昌避战，实际丁执行的正是全权统筹战场的李鸿章的指示。清流议论汹汹，其真正含义是想瓜分李鸿章的权力，逼迫李鸿章交出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步履维艰，丁汝昌更是左右两难。作为一线直接指挥舰队的海军提督，他对海军现状的了解甚至比李鸿章更清楚。8月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说：“在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现仅得有十艘。此外势皆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足，再冀添补，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唯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外战未开，内战却已先行。本应是抗敌御侮的舰队，却成了派系争斗的名利场。回顾再半个世纪后的抗战，不知尚有良知的中国人该是怎样的心碎！

　　8月4日，卫汝贵统帅盛军6000，马玉昆率毅军2000抵达平壤，随即，左宝贵的奉军、以及丰升阿的吉林、奉天练军也先后抵达。至21日，叶志超率领牙山败退下来的残军也撤至平壤，此时平壤中国军队已达15000人，装备行营火炮32门，机关炮6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团。然而令诸将不平的是，最终被清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的竟然是败将叶志超。叶经牙山之败，早成惊弓之鸟，大战未至，败象已经显现。

　　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宣怀联名致电丁汝昌，称有人建议其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立即回击仁川。建议者认为，日军分别在元山、仁川登陆，舰队分散，正是北洋舰队集中出动，各个击破的良机。李鸿章对此建议似乎也表支持，随即发电给丁汝昌，指出日军现已逼近平壤，海军是直接支持叶志超的陆上战斗还是直接进袭日本本土，应当由丁汝昌和当时舰队的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商议后迅即回报。可惜的是，今天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丁汝昌曾对此电报做出回复，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最有战略价值的攻击设想在沉默中消亡了……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15日发起总攻。奉军统领左宝贵亲临前敌督军死战，不幸战死。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玄武门，但随即被中国军队顽强阻击，双方一时形成拉锯。然而叶志超战心全无，当夜即败退，为日军伏击，伤亡惨重，淮军精锐，就此溃散沦丧。

　　就在平壤交战的同时，16日，李鸿章命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5艘运输船迅速运送铭字军刘盛休部6000人自大连湾启航，至大东沟登陆增援。北洋舰队出动负责护航。16日午后，北洋舰队护送招商局船队到达大东沟口﹐福州船政局自制的钢甲炮舰“平远”与钢壳鱼雷炮舰“广丙”泊于口外﹐炮艇“镇中”﹑“镇南”与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随护五只运输船朔江而上﹐将刘盛休所部八营陆军士兵送到上游15浬处登陆。提督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舰则在大东沟外海下锚过夜。

　　从地图上看，增援平壤的军队不赶赴战火纷飞的大同江，却在远离战区的大东沟，这已经将北洋舰队避战、畏战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了。而此时更无人知道，平壤已经陷落，日本舰队为拦截运输船并趁清陆军刚刚登陆的混乱予以突然打击。正绕经海洋岛﹐向大东沟口驶来。

　　17日清晨﹐天气晴朗，已经登陆的铭字军仍在忙于集结﹐但完成输送任务的各艘运输船已经于7时接到指令可以各自回航。但舰队为掩护陆军仍停泊不动。9时，各舰进行惯例的一小时常操，10时左右，“镇远”的瞭望哨发现南方天际出现了煤烟——日本舰队正在全速驶来。

　　接到警报后，丁汝昌命令水兵立即午餐，随即率队出发，保持着停泊时所列的“犄角鱼贯阵”向西南方开行。“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经远”为第二小队，“来远”、“靖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队2舰成长僚编制，顺次鱼贯向南疾行。各舰管带都深知，如果不能迅速拦截日本舰队，则几乎毫无掩护的登陆运输船队和刚刚上陆的陆军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战场越远离大东沟越好。然而，舰队内的“超勇”、“扬威”2舰舰龄已经13年，加之保养不力，锅炉轮机仍未曾更换，仅能保持7节的航速，也由此拖累了整个舰队。

　　此时匆匆杀来的日本舰队为单纵队阵列﹐航速较快的四艘精锐巡洋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在前﹐以充分发挥其速度优势，并形成舰队的第一横列战术分队，由坪井航三少将统率﹔提督伊东佑亨率本队在后﹐包括“松岛”﹑“千代田”﹑“严岛”的第2分队和“桥立”﹑“比叡”﹑“扶桑”组成的第3分队。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西京丸”﹐在本队左侧观战。炮舰“赤城”则尾随“西京丸”，形成第4分队。

　　日本舰队的阵型同样是来源于英国人的传授。正如飘花前面所提到的，近代日本海军也是由英国军官训练出来的。最初是英国海军退役中校威廉(LawrencePeelWillan)，最初是英国海军退役中校威廉(LawrencePeelWillan)，其在日本执教的六年(1876年11月-1882年2月)中﹐将《舰队运动轨范》﹑《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引》﹑《舰内兵员部署法》四书译成日语。在威廉等人的指导下﹐日本海军刊印了《舰队运动程序》﹑《舰队运动教范》作为海军队列变幻的规范﹐这两书当时列为机密。1887年(明治20年)﹐年仅三十的岛村速雄中尉编纂了《海军战术一斑》。此外﹐英国GerardNoel中校的《TheGun,Ram,andTorpedo–ManeuversandTacticsofaNavalBattleinthePresentDay》(1974年初版)的译本﹐日本海军军官几乎人手一册。1888年，英格斯(JohnIngles)上校协助日本海军在1888年(明治21年)11月26日成立了海军大学。他在该校的教材被编成《海军战术讲义录》，并于1894年5月结集出版﹐他深刻地领会了当时英国海军中已经初步萌发的纵队战列概念，认为从指挥的角度上说便捷，从训练的角度上说方便速成，从技术的角度上说符合新一代舰船、火炮、瞄准器的发展方向。这一思想为日本海军上下所全面接受，并有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创意。仅以海军部长西乡从道在1894年6月24日致函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为例﹐西乡要求在对清作战时必须保证需1500米内接敌，以发挥日本舰队速射炮多的优势，并可以提高中口径速射炮的精度和破坏威力；并要求除非不得已﹐不得采用冲角战术。西乡出身陆军﹐以部长身分指点战术细节也属于越权。但其两项建议本身确有价值﹐充分显示了日本海军将领对近代海军技术、战术的深刻理解，较之更比其早任海军提督的丁汝昌直至开展仍对海军战术指挥不甚了了，今人除了愤懑，似乎也只能徒呼奈何！

　　而日本舰队这一阵型的最后训练是在1894年7月的佐世保集训。由于当时“秋津洲”才于1894年2月完工，“桥立”则在6月才完工，舰队水兵有约1/4为新手，而采用简便易行的单纵队阵列似乎也是日本海军当时不得已的选择。

　　北洋海军采用的犄角鱼贯阵原由丁汝昌与北洋各管带在战前于威海刘公岛海军公所会同商定﹐这也是清舰驻泊或巡弋时常用的阵式。临接战之际﹐旗舰“定远”却悬旗颁令﹐着各舰阵列改作一字雁行阵﹔以装甲最厚﹑战力最强的“定远”﹑“镇远”居中﹐“定远”左翼依次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右翼依次则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事实上形成了中央重，两翼轻的5个双舰编队。

　　这种双舰编队的来源，其实是来自琅威理。与日本海军严格按照当时的英国海军操典，编组3舰编队不同，考虑到中国海军的训练素质，更根据中国海军装备了2艘“定远”、“镇远”这样的大型铁甲舰。琅威理对3舰编队进行了修改，依照北洋海军的特点形成了2舰编队。包括“定远”、“镇远”的主力舰同级编队，也包括“致远”、“经远”的混编搭配。其各种阵型的演变均是在这种2舰战术分队的基础上完成的。飘花在此专门说一句。直至今天，这种2舰或3舰编队体制仍在各国海军中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丁汝昌又发布了三条训令：

　　1、战斗中各2舰编队要协同动作，攻守相助。

　　2、保持舰艏向敌。

　　3、跟随旗舰运动。

　　根据中国海军史学会的研究观点（前文及以下部分均参考或引用了《现代舰船》2006年5B的文章观点，请参考）：三条指令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战术构思：

　　1、重申双舰编队规则，要求双舰必须保持结伴作战，以免孤军对敌。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要求全舰队保持横阵，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主要是要求以2舰分队为基本单位作战。

　　2、鉴于北洋海军舰艏方向火力比较猛烈，利用这样的战术可以扬长避短，并尽量减少受弹面。

　　3、战场指挥根据旗舰行动，即意味着做好了常规通信手段难以应用时，对于战场动作的指挥方式。

　　三点综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正是利萨海战中奥匈帝国舰队特罗特霍夫的战术思想的再现——乱战。即采用整体编队接近敌舰队后，分解为分散的战术分队，多点突破，形成混战，乱中取胜。使用这一战术对于旗舰的统一指挥依赖较小，更多地依靠各战术分队坚定执行战术意图，要敢于不顾敌方火力，直扑敌舰队；要尽量做好协同，实现统一多点突击，彻底切断敌舰队；突破后要竭尽一切手段击散敌阵型。飘花认为，这大概也是因为丁汝昌自知海军指挥能力有限的一个补救手段吧！

　　鉴于丰岛海战的教训，北洋海军迅速对舰艇予以改造。舰体维多利亚涂装中的白色部分都被涂成灰黑色，各木质构件、非必需的索具等均被卸除，“定远”、“镇远”、“济远”的穹盖式炮罩也被拆卸，以防火灾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各舰所带的舢板小艇也全被卸下，仅留1艘6桨小艇,以防被命中后产生大量碎块造成人员伤亡。“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双方在紧张与不安中迅速接近，然而，此时的中国舰队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调——本应在舰队阵型左翼末端的“济远”、“广甲”没有按照规定掩护舰队左翼，而是落到了整个舰队的后方，处于“定远”、“镇远”之后。这2艘军舰无论航速、舰龄还是先进程度都大大优于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分队，而右翼仅有7节航速的分队都能尽力赶上，“济远”分队却反而落后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证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容是自作主张，逃避一线战斗，保护自己的安全。

　　此时，第一游击队开始按照战前预定计划，以10节的航速横穿北洋舰队阵前，并开始加速向北洋舰队右翼包抄过去。而北洋舰队的航速只能达到6-7节。然而这一速度反而引起了日本舰队指挥官的担忧，谈们不知道北洋海军为何依然以这样的慢速而不是应该的海战速度行进。日本海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北洋舰队只能达到这个速度。劣质的煤炭、短缺的炮弹、陈旧的军舰、接近报废的锅炉，少得可怜的火炮。这在日本海军脑海里只能是天方夜谭般的阴暗故事，却是龙旗下的中国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9月17日12时50分，双方接近到了5300米，“定远”右主炮开炮，292千克的钢铁弹头以500米/秒的初速，高速旋转着飞出炮膛，扑向远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伴随着这声怒吼，这场对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有着转折点意义的大海战正式打响，史称大东沟海战。

　　然而仅这一炮的后坐力就使得脆弱失修的舰桥被震塌，提督丁汝昌跌落受伤，由于他在战前没有明确自己的代理人，北洋舰队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当时的海战并没有直到一战时才出现的全舰统一射击指挥仪技术，火炮一般采用自由射击、三发试射修正定位的办法。日本舰队根据自身中口径速射跑数量多、射程短、威力较低的情况，战前即规定不接近到3000米距离以内不能开炮，因此，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此时依旧保持沉默，但已加大速度，争取尽快通过中国舰队的单方炮火威胁区，转进至北洋海军右翼。但本队由于“赤城”航速仅有10.5节，故只能保持原速，两个编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

　　中国舰队的炮火随即全线落向日舰本队，5分钟后，“松岛”主炮塔首先被“定远”150mm副炮命中，2人负伤，随即炮火连续命中该舰，该舰当即起火。在北洋舰队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松岛”上同样缺乏经验的日本水兵终于无法忍受这种压迫感，12时53分，双方相距3500米，“松岛”开炮反击。55分，“严岛”开炮，同时，“吉野”开炮攻击“超勇”、“扬威”，58分，“桥立”开炮。

　　此时的阵型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舰队成楔形插入到日本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中间并将其彻底切断，已经完成了“乱战”战术的的第一要素，舰队开始集中攻击日舰本队。“严岛”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先是右舷被210mm炮弹命中，11人伤亡，尔后，又被一弹穿入右舷气罐室，6人伤亡。1时10分，“桥立”主炮塔被命中，10人伤亡。“比睿”因经验不足，在猛烈炮火中与本队拉开了距离，成为孤舰，情急之下试图穿越北洋舰队阵列回归本队，遭到中国舰队集中射击，一时间，不计其数的炮弹命中其舰，更遭“定远”一发305mm巨弹命中舷侧，全舰伤亡高达50余人，舰体烈火熊熊。邱宝仁指挥的“来远”更是集结了大批手持毛瑟枪和长刀的陆战队员、水兵，准备靠帮夺船。“比睿”主炮几乎全毁，但舰上小口径速射炮发挥了重大作用，5分钟内发炮1500余发，“来远”终未能靠上去，“比睿”侥幸逃出火网生还，是这场海战中撤离战场的第一艘军舰。战斗中“来远”曾向比睿发射鱼雷，但因当时鱼雷射程较短，且受“比睿”尾流的干扰，未能命中——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应用鱼雷的战例。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舰队也出现了最为致命的失误，战前制定的战术原则中，切断敌舰队阵列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开队分击，即各2舰编队分散行动，形成乱战——由于旗舰“定远”在一开战就被击断了信号桅杆，无法实施临阵指挥而没有实施。日本第一游击队趁乱冲入北洋舰队右翼，猛攻舰队最薄弱的右翼2舰“超勇”、“扬威”。2舰均为木壳船，生存能力相当有限，面对当时4艘世界上最先进的穹甲巡洋舰围攻，2舰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先是命中“吉野”后甲板，引爆了堆积的炮弹和火药，给其造成严重伤害，而后又连续命中“秋津洲”，并将“高千穗”水线下击穿，引起大量进水。但2舰的木壳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根本无法抵挡，“超勇”先被重创，舰体逐渐右倾，然直至其在1时30分左右战沉，仍在开炮不已。管带黄建勋落水之后，有人施救而不应，与舰同沉。黄乃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船政学堂一期驾驶班，后赴英国留学，先后任“镇西”、“超勇”管带，为人慷慨、尚狭义、性沉默、出言憨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池仲祐《海军实纪•黄镇军菊人事略》）

　　“扬威”也遭重创，火势极大，因其为木质舰，无法扑灭，被迫向北面大鹿岛方向撤离，并搁浅在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见事不可为，蹈海成仁。

　　此时的左翼，日本另一艘军舰，仅622吨的“赤城”再次陷入中国舰队的密集炮火中。“来远”、“致远”、“经远”3舰围攻“赤城”，猛烈的炮火连续命中，“赤城”弹药库爆炸、蒸汽管路被破坏，舰长板垣八郎太少佐毙命，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大尉重伤。然“赤城”表现堪称顽强，牵制3舰近1小时，并以唯一能使用的120mm后主炮命中“来远”舰桥甲板和后甲板，并引爆后甲板堆积的炮弹，引起灾难性的大火，在自身撤离的同时迫使“来远”也被迫撤离。

　　乘“西京丸”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看到“比睿”先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又见“赤城”遭到围攻，立即召唤第一游击队全速返转回援。然就在此时，因“赤城”逃脱而愤怒不已的中国舰队随即将火力全面转向了“西京丸”，4枚305mm弹、1枚210mm弹、4枚150mm弹、4枚120mm弹先后命中该舰的两舷、上甲板、轮机房等各处，“西京丸”全舰大火熊熊，操舵全毁，仅能用手工扳舵，其间前来助战的鱼雷艇“福龙”向其发射3枚鱼雷，但因训练不足，竟未命中，“西京丸”侥幸逃脱，单独逃回日军锚地。

　　至14时40分左右，由于“平远”、“广丙”2舰和数艘鱼雷艇从大东湾内返回助战，中国舰队虽然损失了“超”、“扬”2艘旧式巡洋舰，但主战舰船数目仍为10艘，而日本舰队已有3舰被重创并退出战场，但第一游击队已经根据命令迅速赶回应援，与本队残余5舰组成两个单纵队，利用速度优势环击北洋舰队。而此时中国舰队仍集中火力打击日舰本队。14时34分，“平远”命中“松岛”，左舷鱼雷发射管、油槽，但因日舰为防鱼雷诱爆，战前已将鱼雷全部投入海中，因而逃过一劫。15时10分，“平远”再中“松岛”，日舰也猛烈反击，“平远”、“广丙”先后起火。“定远”舰艏被击穿，前部军医院内大量木质构件燃烧，浓烟和弹药的缺乏令所有面向舰艏方向的火炮都无法射击。感受到铁甲舰巨大威力的日本第一游击队趁此良机，立即集中全部火力围攻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定远”情形万分危急。

　　之后发生的事件是中国海军、乃至所有中国人都永志难忘的。左翼的“致远”全速突前，竟用没有任何舷侧装甲的舰体挡在旗舰身前，为旗舰争取自救的时间，“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在之前的战斗中，“致远”已经负伤，主炮弹药也已经用光，此时更被不断命中，水下多处进水，而因数年不能向外购买军用物资，各水密隔舱早已老化过期的橡皮防水无法更换，此时显露出了最为严重的恶果——海水透过橡皮的裂纹汹涌灌入，军舰出现了严重的侧倾。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登上飞桥，向全舰官兵疾呼：

　　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随即指挥重伤倾侧、燃烧着大火的战舰直冲“吉野”，“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在在场的中日所有战舰上官兵的惊骇中，发起了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壮烈的一段征程。

　　日本第一游击队一时惊慌失措，并将全部火力转向“致远”。近百门各式火炮疯狂射击。随着与日本舰队的间隔越来越近，“致远”中弹也越来越多，“舰体之倾斜益甚”，在一声巨响后，“致远”发生猛烈爆炸，火光映红了海面。舰艏首先下沉，撞到了20米深的海底沙滩上，舰尾高高竖立空中，螺旋桨仍旧在不停的旋转……不过十分钟，英勇的穹甲巡洋舰就沉没在大海之中，仅留下桅盘还露在海面之上，邓世昌携爱犬“太阳”蹈海同沉！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生人，这一天正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他45岁的生日。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包括管轮洋员余锡尔等人在内的244名官兵，仅有7人幸存。

　　关于“致远”沉没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猜测，最初的北洋舰队报告（后文将具体引用）是说被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命中而爆炸，但日舰战前根据制定的战术原则，不作近距离的战斗，因而已经将鱼雷投入海中，根据日本方面的战斗记录，并没有发射鱼雷的记录。第二种说法是因被日舰大口径炮弹命中“致远”的舷侧鱼雷仓，导致存放的鱼雷爆炸，这种说法目前逐渐被较多的人所接受。而近年来，又有一些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致远”水线附近被日本大口径火炮击穿，命中锅炉，导致大爆炸，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随着“致远”的战沉，原本躲在铁甲舰“定远”背后的“济远”管带方伯谦极其畏惧，立即转舵逃往旅顺，伴随的“广甲”见状随之仿效。“经远”、“来远”、“靖远”3舰此时也已经火势熊熊，也暂时撤出战场。而“定远”则抓紧时间扑灭了大火，与“镇远”协同发起了复仇的猛烈反击。15时30分，2发205mm巨弹命中“松岛”4号炮位，引起甲板上的火药、炮弹大爆炸，其海军大尉志摩清宜以下28人当即阵亡，68人负伤，军舰上白烟蒸腾，一片火海。大爆炸使得大部火炮被毁、轮机操纵装置受创，彻底失去作战能力。至16时，“松岛”升不管旗，令各舰自由行动，伊东祐亨率幕僚移舰“桥立”。

　　然而此时，随着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参战和“致远”的战沉，北洋海军已经显现出劣势，16时16分，第一游击队随即追击“靖远”、“经远”、“来远”至大鹿岛。鉴于“靖远”、“来远”伤势较重，“经远”乃先独立迎击敌4舰围攻。日舰速射炮火密集，“经远”上弹落如雨，此时的“经远”司令塔采用了顶盖与塔壁留出整体空隙的整通式观察窗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管带林永升在指挥作战中被弹片命中头部，当即阵亡，随即接替指挥的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殉国。“经远”吨位小，舷侧装甲防护面积小，舰体多处被击穿，而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攻击越发猛烈，“炮弹全部命中，电光四迸，火焰冲天”。火势已经不可控制，燃烧至弹药库引发大爆炸，17时30分左右，“经远”左倾沉没。日军记载：“敌军终未升起降旗，一直奋战，死而后已，当可瞑目海底。”

　　由于“经远”的坚决抵抗，“靖远”、“来远”扑灭了大火，堵塞了漏洞，随即背倚浅滩，与日本第一游击队交战，直至战斗结束。

　　此时主战场上的双方战舰仅剩下“定远”、“镇远”与“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了，“平远”、“广丙”和“松岛”也都因重伤暂时撤出战场。日本4舰围攻中国铁甲舰，速射炮火力炽烈，然而其专门设计，意图击破“定远”、“镇远”装甲，装置于三景舰上的320mm重炮几乎成了摆设，战斗发射速度竟从正常的1发/10分慢至1发/1小时，且无一命中。铁甲舰防御坚厚，虽被命中极多，却几乎毫发无伤。反而是305mm巨炮给日舰威胁极大。至17时45分，伊东认识到想击沉北洋海军铁甲舰几无可能，且己方战舰也全部伤痕累累，形势并非完全有利，于是组织舰队撤退。

　　“靖远”、“来远”见日舰撤退，便向旗舰靠拢。“靖远”管带叶祖珪知道旗舰“定远”桅楼被毁，乃主动升指挥旗，召集各舰集中。“靖远”、“来远”、“定远”、“镇远”、“平远”、“广丙”6舰随后尾追日舰队一段，因速度较慢无法追上，乃转舵返归旅顺。

　　持续了5个小时的大东沟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以上海战部分大量参考了《现代舰船》2005年3B、5B和2006年5B，请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18日凌晨，“济远”首先抵达旅顺，方伯谦称“济远”舰艏漏水、火炮俱坏，因而退出战场。余船正在交战，胜负不明。旅顺口营务处道员龚照立即电告李鸿章。

　　至6时，北洋舰队余舰返回旅顺口。“广甲”因天黑在大连外三山岛搁浅。丁汝昌多处负伤，被人抬下“定远”。他布置马上维修各舰后，随即向李鸿章发电汇报战况。

　　19日，丁汝昌派“济远”前往三山岛牵引“广甲”出险，未成。后又派拖船“金龙”前去，但因搁浅较重，确实无法拖出，被迫将其就地炸毁。

　　20日，丁汝昌伤势恶化，乃请在林、刘中选一人代理职务，李鸿章选择了刘步蟾。随即，丁又向李鸿章发出第二封战况电报。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舰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查战时，“定远”、“镇远”舱内亦为敌弹燃烧，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皆无失事。“超”、“扬”若不驶至浅处，火即可救。“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管带等中炮阵亡，船方离队，如仍紧随不散，火亦可救。“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触礁。……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里，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定远”、“镇远”异常苦战，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

　　不少史家(如张荫麟﹑马幼垣﹑姜鸣等)对这份刘步蟾﹑丁汝昌有意打乱战场时序﹑似有误导李鸿章和清廷之嫌的电报颇为留意﹐将整个海战失利的原因全部推到方伯谦一人的头上，却对实际情况颇多推诿，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因为那个妓女的原因才让丁如此怀恨。正是因为这一封电报，24日清晨，方伯谦被从床上推出，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斩首。

　　10月5日﹐丁汝昌的第三封战况报告又至

　　……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相距渐近﹐我军开炮轰击。敌队忽分忽合﹐船快炮快﹐子弹纷集。我军整队迎敌﹐“左一”雷艇亦到﹐各船循环攻击﹐坚忍相持。至未正三刻﹐“平远”﹑“广丙”二船﹑“福龙”雷艇续至。“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中其“扶桑”舰﹐三船实时离开﹐旋即回队﹐围绕我军﹐夹击包抄。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先随“致远”﹐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济远”先被敌船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围攻“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拒战良久﹐遂被击沉。“超勇”舱内中弹火起﹐旋即沉没。“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该两船管带黄建勋﹑林履中随船焚溺同殒。“来远”﹑“靖远”苦战多时﹐“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均即暂驶离队﹐扑救修补。“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尾追装兵倭船﹐为敌所断﹐未及归队。此时仅余“定”﹑“镇”两舰与倭各舰相搏﹐历一时许﹐巨炮均经受伤……

　　李鸿章据此为邓世昌、林永胜等请恤。邓勇烈事迹早已传遍北京，不仅李鸿章接到噩耗当日老泪纵横，反复念叨：“不料今世尚有此人。”光绪此时更是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特赐“壮节”谥号。同日，李鸿章还转呈丁汝昌所撰《海军劝惩章程》，援引邓世昌船沉誓不独生之例，建议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至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这一建议被允准了。

　　此战的分析网上和各种书刊杂志已经很多了，飘花也就不打算说得太多了，就飘花看来，总结起来大概有五点是飘花所同意的：

　　1、丁汝昌指挥无能。其对海军指挥的一无所知和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对舰队的控制显然是导致舰队既定战术没有能够成功实施，处于一片混乱、各自为战境地的主要因素。

　　2、勤务保障不利，这个前面已经提过，不再多说。

　　3、编队存在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编队变化“开队分击”没有实现。这一早有预案的战术行动最终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其实，就当时日本舰队的阵形来看，也未见得高明。其纵队作战思路导致自己的舰艇航线固定，对方容易瞄准，而且侧面暴露，中弹面积大。如果对方的炮火凶狠，射程远，摆这个阵势有挨打的味道。日本舰队在战斗前期的严重被动显然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后来的战果才掩盖这一问题而已。

　　4、“济远”、“广甲”离队脱逃。2舰逃离显然严重动摇了军心士气，致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罪不容诛。

　　5、训练和装备保养水平低下。

　　这正是飘花所要重点评论的：这场海战中，中国舰队居然未能击沉一艘敌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福龙”抵近向“西京丸”发射3枚鱼雷，最近距离仅有40米，竟然一枚未中，除了说明北洋海军训练太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前述编队变换队形的失败恐怕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再以主力舰“定远”、“镇远”为例，共8门主炮，分别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和94发，平均每门炮12分钟发射一次，而克虏伯提供的理论射速是3分钟一发，显然是训练不足导致战场射速过低，而炮弹的命中率更是奇差，其原因前面早有说明。联想到后世乃至今天的军队，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在演习时作预定靶位的手脚，克扣军饷，贪污经费等等，那个时代存在，是否到了今天就不存在了呢？仅仅从装备上找原因，而不是从使用装备的人上找原因，就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主要使用日制30年代武器的志愿军可以把使用50年代武器，占有海空优势、装甲优势、火炮优势、后勤优势、通信优势、国际支持优势……的美军在朝鲜打得一败再败，而只好猜测中国人得到了多少武器、死亡了多少人，是不是得到了超时空支援之类的梦话。回到北洋海军来说，如果日本舰队和北洋舰队把装备更换一下，谁又能获胜？想一想1893年9月底在英国竣工的“吉野”，1894年2月竣工的“秋津洲”、1894年6月竣工的“桥立”，竟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编入现役并形成作战能力，这还不说明其训练和管理的能力么！

　　6、海军长期未能购买新式火炮，炮火与日舰形成了技术代差。

　　19世纪80年代-90年的速射炮和传统火炮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复进机构和整装弹药。北洋海军的克虏伯炮口径很大，但是长径比比较小，炮弹是只有弹头和药包的分装式弹药，射击完毕，需要先清理炮膛，然后放弹头，一包一包放火药，然后发射（因为火药量不同，射程也不一定）。而日本军舰普遍装备的速射炮则是整装弹药，只要把炮弹往炮膛里一填就可以射击。其速度差别显而易见。海军并非不知道这种先进火炮的重要作用，也极力要求购买装备，但是户部的拒绝和对李鸿章的嫉妒使得十几年海军不添一船一炮，显然形成了严重的代差。且不论其他，就以在大东沟海战中英勇战沉的“超勇”、“扬威”来说，当时仍是北洋海军的一线主力，而在日本也有同型战舰——“筑紫”，而其当时已经是二线的练习舰了，其中的差别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么！

　　大东沟海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中方自认完败，理由是己方被击沉5艘而日舰仅数艘受伤无一沉没。然而有些西方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从战役角度看，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应该是北洋舰队，因为从战役角度而言，其完成了护航任务，并且是日本舰队率先撤离战场。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

　　但北洋舰队真正的惨败并不在于损兵折将，而在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和脆弱的心理。其实，不妨转载一篇马汉对此战斗的论述如下，以供各位参考：

　　马吉芬少校是作为泰西文明国家的海军军官亲临使用新式锐利武器进行海战者之一，他在硝烟弹雨中体验颇深。现将其所闻所感明快而有教育意义地加以陈述，我不能不对少校深表谢意。我想在此根据少校撰写的海战纪事，略陈己见，如能对研究海军问题有所裨益，实为幸甚。

　　第一，据说清国政府言令舰队只许在从山东半岛成山角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内自由巡航，而不许越界一步，此即束缚了丁提督的手脚，剥夺了即使有一刻千金之良机，亦不能乘机与敌决一死战的权利。在战略上的这一要害问题，丁提督和陆上长官的意见完全龃齬。当然，若无确凿证据而轻下臆断，乃评论家之所禁戒，但我相信在此确实学到了战争中最常有而且最可悲的一点经验，那就是司令官亲临战场而远受背后指挥掣肘的弊端。请看奥国之例，朝议的干涉如何一再招来奥军的败北，军队为了等待遥远的维也纳的命令，运动缺乏机敏，计划不能一致，这是战史上的极好殷鉴，早已脍炙人口。陆海军必须在一般政略之下进行运动，此勿待言。政府要尽量避免掣肘，一任指挥官谋划。特别是下达特殊干涉的命令，更需彻底采取慎重态度。如果指挥官本人不足信任，则宜撤换。然我愿进一点，远离战场之人不应争相指示战斗机宜。

　　第二，由丰岛之役和鸭绿江之战得到的关于炮盾的经验最为有益。另外速射炮的效力显著，这一点海军军官不用说，连平素关心此事的普通人士也深受感动。我想就此两点试做综合考察。概言之，炮盾是防御性的武器，速射炮是攻击性的武器。防御和攻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勿庸赘言。但自古以来战史上的实例，经常把胜利归功于攻击性武器。不仅如此，今天马吉芬少校又说，通常的炮盾不但达不到防御的目的，而且成了增加损害的因素。少校所说的理由极为简明，他说：如果没有炮盾，炮弹即可一扫而过，即使打中一人，损伤也只止一个。如果有炮盾，炮弹一炸可以编成许多小弹，这样就会打伤四周官兵。即使伤不着，随着爆炸而出现的剧烈震动，恐怕也会带来许多损伤。而且要注意，近来的榴弹如果不碰上坚固的抵抗物，绝对不会爆炸。

　　在对炮盾和速射炮的议论纷纭之中，法拉卡特提督（DavidGeasgowFaragat曾于密西西比河大破南军舰队，称为美国的纳尔逊）早就一语道破。他说：“防御敌人的方法，以瞄准精确的炮击最为上策”。我对此言深为敬佩，此实可谓当代警句。本来在该提督的时代，今日所谓之速射炮尚踪影皆无。但上述一言可谓适于当代的千古不移的原则。防敌不如击敌，军舰主要得将其动力和兵员二要素消灭之后，才能失去效力。然而为了消灭其中一点，未必需要打击另一点。“攻击敌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实在不限于目前，而是海军之百年大计。昔日英法两军驰骋海上时，英军以消灭其兵员为重点，而法军则以损害其动力为目的。他们攻击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英国想要一举决定胜负，而法国则想避免决战。近来对双方各有辩护者，虽然各有所取，但我敢断言，征诸古今经验，以攻击兵员为善。其理由和一世纪以前无所不同，即对舰内兵员和动力不能同时加以保护，而操纵武器的兵员一死，结果动力也归于无用。

　　军舰能够搭载的重量有一定限度，而且这个重量必须分配给舰内的各个部分，如大炮的重量即其一。然而舰上火炮应该采用哪些种类？这是继之而来的问题。请允许我来研究一下它的利害。如果吾人想以损害敌舰的动力为战斗目的，那就必须采用重炮，因为动力，换言之，即蒸汽机和锅炉都位于水线以下，装甲最厚，煤库、防弹甲板等尽可能都施以充分的保护，要想射穿，需要强大的火力。当然，重炮则意味着炮数少，炮数少则意味着发射的炮弹少，炮弹少则意味着命中率小。而且命中弹要打到保护充分的要害部位的若干内部机器，其穿进的深度就小。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从来往往被忽视，没料到在鸭绿江海战中被肯定。反过来再看装甲，保护水线部分需要装甲多。因此，如前所述，由于军舰的搭载量有限制，除重炮外，其余的炮台不能加以充分的保护。而且在有充分保护，速射炮无论如何也穿不透的炮塔，也难以期望重炮射击的准确。这是任何人也不容置疑的。因此，为了提高命中的准确度，就必须从其它位置，即从象司令塔那样的地点才能瞄准发射。而这种方法除最重炮以外，有完全被废止的倾向。这样说，我并不是想要排斥重炮，只是反对数量过多，我经常感到有使重炮射击准确的必要，而且为了射击准确，首先必须打败敌人的轻炮。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我方重炮对敌军已占了绝对优势。因为锐利的速射炮，即使打穿不了敌人的炮塔，但也使炮塔内的人员十分苦恼，而且有射入敌人炮口的机会。如果能保持这样的优势，可想而知，胜利终会归于我手。我想重炮和速射炮的相互关系，就象陆军里炮兵和步兵的关系，即速射炮之协助重炮，有如步兵保护炮兵一样，是为使重炮发射有效。总之，今天中口径的速射炮，在海战中作为最强大的攻击力量，确实在占有重要位置。

第三，大炮发射的速度虽然是与炮的大小和装置有关，但特别与弹药供应方便与否关系更大。军舰的弹药库尽可能要深深位于水线以下，其理由则勿庸赘言。而且像弹药一样的危险物，随便置之甲板或其它无保护的露天地点，为了不自我遭殃，权衡需要和供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是十分困难的工作。按照马吉芬少校的记事，日清两军或者是处于故意，或者是临机应变，在使用前将弹药都放置在甲板上，乍一看似乎是愚策，但我对此并无意见。攻击胜于防御，我想与其做没危险的迟缓射击，莫如采取有危险的速射。因为迟缓的射击给予敌人的好处，要比自己能够避免的危险大得多。某外国一战舰舰长曾对我说：“准备战斗时各速射炮旁都事先放好若干发炮弹（我想大约十发）是常事。”我问：“你不认为这是危险可怕的吗？”他回答说：“无疑是危险的，但是若和敌人射速比我快的危险相比，危险程度要小。”我相信他的答复抓住了要害。征诸自古以来的事例，库林古德提督经常对其部下说：“如果在数分钟内射出瞄准精确的舷侧炮三发，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都必将屈服”。一八三九年，法舰炮击墨西哥圣.江.德.尤拉城时，许多炮弹并置于甲板之上，对此，法拉卡特提督一再促其留神。然而，榴弹即炸弹问世以后，根据实际经验，无论实弹还是空弹，被它打中，爆炸后的余波有使附近炮弹爆炸的危险，因此上述惯例大都被终止。尽管如此，但一来由于弹药的迅速供应十分困难，因此事先仍需在甲板上放置弹药，但必须设法尽量减少危险程度，而且必须按照炮的发射速度准备数量。这一点特别在战斗开始时需要，至少单个舰艇时，对其胜败关系尤大。

　　第四，战斗的方法，即从战术上来观察，关于两军提督兵力的分配，尚不能测知其本意，实为遗憾。但就其外观上表现出的运动，各种记载几乎一致，颇足置信。总之，两军的运动方法大体可以得知，至于其本意则不尽详。

根据马吉芬少校的比较表，日本舰队的最大速度大约超过清国舰队三节（舰队的迅速是以其最慢舰的速度为准），即日舰的十七节对清舰的十四节。赤城、比睿、扶桑三舰只不过十二三节，而且是弱舰（扶桑除外），因此，可以不列入上述比较。看来，日本司令是依仗这种速度上的优越，采取从左向右，横穿敌阵前面，以纵队猛进的方法。但这种运动法，我有不同意之处。然而日本舰队的速度，足以能巧妙地采用这种运动。否则使自己舰队的侧面，暴露于舰艏向我的敌阵，实乃无谋之策。这是招致迟舰比睿不幸的原因。当时比睿和本队的步调不能一致，其舰长为了避免最后的牺牲，把舵一转，闯入敌阵二铁甲舰之间，此举实在极其果断勇敢，马吉芬少校予以赞赏可谓得当。然而，日本舰队依仗其优越的速度，采取从敌前横穿运动的同时，也担心相撞的危险，故远远从敌前通过，因而不得不进行远射程炮击。据我所闻，彼此距离为三千米。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

　　当时清国提督将其舰队的速度降到6节，立于防御地位，因此不得不等待敌舰的攻击。想来把舰队按防御排列，大概是提督考虑到在其队列中有三个弱点，即中央和左右两翼。如果中央被敌军突破，舰队力量则被分成两半，但中央比左右两翼容易被应援，两铁甲舰并在中央可谓得当。以我观之，当时以提督选择的队形作战，必须把第二等强舰，即装甲巡洋舰配置于左右两翼，进而在其背后各放一艘第三等强舰，以作为二舰的后翼。日军试图突进敌阵侧面的运动法，古来的海战也不乏其例。一七八二年罗德内提督之役曾偶然出现，而且是在阵形被破坏的情况下故意摆出的。我在此主张上述说法的原因是，单行阵形，翼舰孤立，要受到通过的敌军的全舰炮火袭击。但如其背后有一舰时，则可便于互相支援。如果再有第三舰、第四舰时，则会更加减少危险。总之，防御阵形纵阵一般胜于横阵。因为用舷侧炮可以掩护侧面，而且能互相支援。

　　另外，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若果策出于此，对敌之左翼也能同样得到任意射击的机会。另外也可以使缓慢的尾舰免陷于困境。

　　请读者勿将以上评论之责归诸于我。关于上述日清两舰队排列方法之鄙见，其实仅仅根据一部分报告，何况又事前未见，事后未察。

　　两军一旦交火，清军阵形立即混乱。但日军始终一致，保持固有阵形，此乃由于运动机敏灵活而且熟练所致。日军分成两股，将敌军二巨舰和其僚舰分开，以轻快的游击队攻打僚舰；以本队五艘包围二巨舰。一边迅速旋转，一边打出无数发速射炮弹，使敌舰暴露部分和薄弱部分尽遭打击。纵令日军重炮不能射穿敌人保护动力系统的装甲，但使敌兵员的死伤和苦恼极为显著。但在此应注意的是，清军十二吋炮弹一发，命中日军一舰，损伤甚大。如果清军炮手能以充分的判断和瞄准进行发炮，胜利的荣誉完全归于清军也未可知。因日军具有一部分防御能力的五艘军舰间隔甚窄，并采取单列行动，清军对此选择炮击最为方便。马吉芬少校提到的十二吋炮炮长，虽然位于最好的防御之下，但仍然惨遭敌弹而死。由此看来，日军密如雨注的小炮弹如何到处逞其威力，可得而知。

　　考虑一下战斗结果，可以说，这次海战尚处于胜负未决之间。总之，总计一万五千吨的铁甲舰二只，完全可以对抗一万九千吨的半装甲舰五只。事实证明，少数大舰，可以胜于具有同等或以上吨位的多数小舰。而且在一个号令下统一的兵力，比把指挥权分散为若干的兵力为强，这是适合战斗原则的。这个结论并不是从狭隘的意义上妄加推断，而是多少加以考虑即可辨明的。我宁可要一万吨的一只，而不要六千吨的两只。我们的先人曾以七十四门炮的军舰一只，战胜“富里盖特”型两只，其理亦然。

　　从其他方面来看，所以说此战胜负未分，则在于大约四十五门速射炮，凌驾于完全没有速射炮辅助的十二吋重炮八门。速射炮如此效果显著，是由于直接、间接地能发挥威力，毙伤敌人兵员。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上述评论当然只不过是就事件的大致观察。我把日本的重炮，即十三吋炮三门和五至九吋炮二十七门，没有计算在我的论证之内。当然，这无疑是确定论据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把日本的这些武器计算在内，这就一方面等于加强了我所说的二只大舰所具有的能力，胜于将其分散于五只小舰的能力的论点；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操作迟缓的重炮，对兵员的射击效力上输于速射炮一筹。击中军舰致命部位的日本重炮，终于没有达到穿透的目的。此战可以说重炮代表了对动力系统的射击，速射炮则代表了对兵员的射击。

　　鸭绿江海战无论从其结果来看，或者作为一次海战来考虑，要说日本胜利还为时过早。尽管日本获得了许多好处，但未追击敌人则是一大不足。但因此丝毫也无损于日本的声誉。试比较一下日清两舰队的损失，可知被击沉的清舰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想到战斗未能再发生时，则足以知道勇敢老练的日本司令官，感到退出阵地是得策的理由。此次海战之后，清军士气顿挫，终于把制海权委之敌手。两国战争虽然已达到了决定胜负，但认为鸭绿江之战，日本就掌握了制海权，我还不能首肯。

　　最后，我想就大炮装甲的优劣再进一言。战斗中日本重炮没有穿透清舰装甲，这不仅加强了认为战舰是海军兵力的中间的论者的论点，而且足以促使苦心焦虑研究大炮、装甲间优劣问题的人们的注意。然而回顾一下其结果如何，则正如我等多数人公平预测的那样，当大炮射击试验时，经常是成绩优异。但装甲则证明在实战中，远比在试验场有更大的抵抗力，即装甲在此次实战中，第一次启发人们了解到它从来未被世人所知道的真正价值。

　　我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论述，不仅是对特殊情况的考察，而且努力说明古今共同的一般原则。关于新海战的拙见，概要如此。

　　马汉的评论虽然已经过去百年有余，但今天看来恐怕仍有着太多的教育意义，其中滋味，各人深思吧！

大战后的北洋海军损失5舰，实力大丧。23日，“浪速”、“秋津洲”出现在威海外海，被炮台击退，24日，日舰踪迹出现在烟台、旅顺、大连湾外。李鸿章深感震惊，于同日严令务必于10日内修复“靖远”、“济远”、“平远”、“广丙”4舰，“定远”、“镇远”、“来远”也务必于1个月内修复。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伤势远较中国舰船严重的“西京丸”、“松岛”等日舰仅在22日即基本修复。至9月24日，已经开始了测量鸭绿江航道、侦察大连湾的活动，准备支持陆军登陆攻击辽东半岛，占领旅顺。

　　日军的登陆集结预备工作自10月19日开始，自10月23日登陆大连花园口，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将大山岩大将的第二军24049人及装备，以及2740匹马送上滩头。

　　甚至令日军都感到不解的是，整个登陆行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保密，防守金州、大连、旅顺一带的中国陆军足有30营，15000人以上的兵力，北洋舰队当时也正在旅顺口驻泊，却没有遭到中国军队的任何干扰。显然，此时的中国军队在经历了黄海大战之后，丢掉的不仅仅是几艘军舰，更是丢掉了战而胜之的信心。

　　回想朝鲜事件初起之时，清流党人们一致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邦，认为将其荡平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仍然沉浸在大唐白江口和大明露梁海战的迷梦中，因此主张妥协者完全被压制。然而一旦开战，中枢才发现，战前以为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在新兴的日本面前居然节节败退。慈禧太后、恭亲王、庆亲王等方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开始试探妥协，乃派出户部左侍郎张荫恒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而此时的翁同龢等人也明知局势依然大坏，谋和已经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却仍坚决主战，反对议和，或者说这是出于名教的观念，认为妥协就是卖国，但也不能不说，这也是他们保护自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陷入紧张。随着前线战局的败坏，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嵩目生《龟蔽褊言》）与日本成千上万人挥舞太阳旗，高唱《君之代》，送侵略军上前线的情形，实在是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对比。

　　11月3日，日本第一师团进攻金州，至6日即将金州攻克。7日，南下进攻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望风而逃，将北洋经营多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和充裕储备的大连诸炮台群拱手相让。日军轻取大连湾，一举切断了旅顺口的退路。

　　11月5日，日舰进伺旅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非但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使得旅顺更为混乱。百姓开始逃难，船坞的工人更是仅剩寥寥几人，根本无法开工，“来远”等舰迟迟难以修复。

　　在此阶段中，海军本可出击，支持陆军抗击，然而此时的丁汝昌所想的已经不是如何进取，而是撤退保船。当日，丁致电李，请返威海。并在7日当晚率舰队离开。然而，清廷中枢为海陆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绩震怒，10日，总理衙门转来措辞极其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急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启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赉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凛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清德宗实录》）

　　然而，即便如此严厉的圣旨，也没有能够让北洋海军有所振作。而更不幸的是，14日，“镇远”又不幸触礁重创，管带林泰曾性格内向，深知情况紧急，后果严重，乃于16日晨自杀谢罪,管带一职由杨用霖代理。由是，力量单薄的北洋海军更不敢出海作战，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

　　17日，日军进攻旅顺口。18日，徐邦道率军在旅顺城北土城子一带阻击，后因后援不继，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攻占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毅军一部在金州猛烈反击，曾一度有所进取，但因其他诸部均逃，独力难支，在日军优势兵力反击下失败。外部解救旅顺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当日，驻守旅顺的北洋沿海水路营务处会办龚照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船逃往砚台。22日，旅顺失陷，日军遂在旅顺大屠杀，数万居民仅存36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惨痛的悲剧。

　　旅顺乃北洋海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近二十年营建，耗资数以百万计。以其防御配系，只要有高昂的士气和重组的给养，坚守数个月是根本不成问题的。10年之后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争夺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清军竟然仅仅6天就告失守，实在让人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其战力了！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军机大臣相顾默然，最后决定，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而前线危局之时，内廷又生变故，26日，慈禧突然降旨，将珍妃降为贵人，同时将其弟志锐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际上变相发配出京。这一方面关系到宫廷内部的争斗，另一方面却也是给老于权谋的重臣们发出了一个公开的信号——太后对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清流党人已经不满了！

　　27日，李鸿章电告威海守将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

　　旅失威亦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酋首向西船主官，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弟虽满山谷，断不敢进。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李鸿章全集》）

　　同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帏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决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更称如果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其想象力之丰富，其言辞之激烈，不知道让远在威海组织抗战的丁汝昌心里是怎样的冰寒，又让今天许多的中国人是怎样的借鉴……

　　威海卫保卫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

　　旅顺的攻占让日军欢庆胜利之余，又引发了决策层新的争论。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深入，军逼山海关，直取北京，逼迫清政府投降。但伊藤博文认为，攻克北京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引发列强干预，日本现在也已经兵疲财尽，根本无法阻止任何一国的干预，反而会全为他人作嫁，得不偿失。反不如进攻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主力，占领台湾，才能确实保证日本既定利益的实现。在伊藤博文的力主下，日军大本营调集仙台第2师团和熊本第6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支援下准备进攻威海。

　　日军预定的登陆作战地点是荣城湾。而此时的威海地区集结了山东全省陆军的1/3，仅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就有万余人，主要兵力编制如下：

　　驻防威海卫的绥巩军，原系吴大澂所辖属的练军，由候补直隶州知府戴宗骞统领。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久在淮军襄办营务”，1880年“经吴大澂调赴吉林办防，统领绥军。旋又调防畿东沿海一带。”戴宗骞统绥军驻昌黎，刘超佩统巩军驻乐亭。吴大澂升任广东巡抚后，绥巩军于1886年12月25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归属李鸿章调遣；1887年4月，戴宗骞“兼统巩军，移防威海卫。”绥巩军原有兵力13营，根据威海卫驻防的需要，李鸿章与周馥及戴宗骞“再四商议”，决定裁减马队4营、护卫步队1营，将“步队七营，炮队一营，马队、水雷各一哨”拨赴威防。戴宗骞统绥军驻防北岸，而以刘超佩分统巩军驻防南岸。

　　调防刘公岛的陆军，系补用都司张文宣统领的2营北洋护军。此前，张文宣管带护军2营驻守旅顺防营。至于调防威海卫的准确时间，文档记载不详，然而根据刘公岛设防情况，当在绥巩军调威之后不久。张文宣，字德三，1850年生人，籍隶安徽合肥(今肥东县)，系李鸿章外甥(李鸿章大妹婿张绍棠之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之堂兄)。其治军严明，待人宽厚，深得百姓民心，岛上至今存有1890年时绅商为其所立“治军爱民”功德碑，可见其治军声誉颇佳。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补要塞驻军兵力之不足，绥军、巩军、北洋护军各临时增募2营：绥军原有正营、副营、左营、右营、水雷营、马队1哨、水雷1哨，增募后营、新前营2营；巩军原有中营、前营、右营、左营、水雷营，增募后营、新右营2营；护军增募前营、后营2营。威海卫驻军包含水雷营在内，共达18营2哨。

　　但这支军队并不受海军提督的节制。其统领戴宗骞为人贪吝苛刻，屡屡克扣军饷，令士兵甚为不满。丁汝昌出于防御威海的考虑，曾劝说并挪用海军费用为刘超配的巩军垫饷，反而引发了戴的恼恨。时局艰危若此，前线将领竟还有如此私心，着实可恨可叹！

　　至年底，朝廷已经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此时再次上奏，公开斥责李鸿章，称其在日本有私财，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日盼倭贼东来。更言市井间传言和议决定出自太后、李莲英，力言祖宗法制不可违变。最后更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以慰天下。

　　这一议论颇多不实之词，但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尤其其锋芒直指慈禧太后，显然胆略非凡，一时间安维峻名满天下，待其被革职发军台效力时，访者萃于门，饯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亲自护送其前往戍所，一时轰动京城。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任命湘系的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防剿各军，随即着手试图夺取海军指挥权，然却被李鸿章以各种理由顶了回去。前线将领勾心斗角，后方大员们也是明争暗斗，若还不败，才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1895年1月20日凌晨4时，日本联合舰队登陆荣城湾，巩军计划出击，但为李鸿章所阻，李决定按照原计划依托威海卫炮台的强大防御工事死守，消耗日军战力。并以舰队在炮台火力的掩护下与敌交战，配合陆军打击日本陆上攻击部队。

　　李鸿章这一计划应当说是有可行性的。原因就在于威海卫的防御体系甚至较之旅顺口更为完备。其主要炮台选址布局均选筑在临海丘埠之上，甚得地势之要，正面防御交叉严密。北山嘴炮台为北岸海防第一台，炮位依山势分高、中、低三层布置，既可凭高击远，又能形成立体火力；横向不仅与黄泥沟、祭祀台两座炮台构成交叉炮火，纵向且与刘公岛之黄岛、公所后两座炮台炮火交织，封锁北口海面。皂埠嘴炮台则为南岸海防第一台，为威海卫要塞规模最大的炮台，与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遥相呼应，同海中之日岛炮台、刘公岛之东泓炮台、南嘴炮台南北呼应，组成交叉炮火，封锁南口海面。特别是日岛地阱炮台，踞南口航道中央，左襟刘公岛诸台，右带南岸三台，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且炮台多为新式炮台，炮位、兵房、弹药库三位一体，并因地制宜将三者合理地融为一体，增强了炮台的隐蔽性和抗破坏能力。兵房、弹药库为地下式，一旦有警，炮兵可通过地下坑道快速直达炮位，弹药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几乎不受敌炮威胁，生存能力大为提高。在弹药库与炮位之间，或铺设窄式铁轨，或设置滑轮提升装置，可将弹药快速及时地输送到炮位上去，切实保障弹药供应，增强了炮台防御水平。

　　除此之外，因为威海卫炮台修建较晚，所安装的火炮均选择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或英国阿姆斯特郎大炮。尤其是安装了阿姆斯特朗最新式的地阱炮则，其“坎地为台，上施铁盖，适与地平，人伏地中，其炮以水机升降，用意似颇精密。”

至1895年甲午战争时，威海卫要塞安装的克虏伯大炮，计120mm加农炮12门、臼炮4门；150mm加农炮9门、臼炮6门；210mm、35倍径加农炮6门；240mm、35倍径加农炮22门；280mm、35倍径加农炮2门。另有口径分别为200mm、230mm的阿姆斯特郎后膛地阱炮各2门。甲午战争期间，各炮台与临时炮台还添置若干小口径野炮和速射炮，可见其火力之强。

　　然而，要塞炮台的设计布局也有不尽合理之处，

　　1、海岸炮台的布局尚有疏漏之处。威海湾南岸最东端的皂埠东山，是皂埠嘴炮台以东一处居高临下的高地，踞于威海卫至成山头航线的转折处，向北可监视威海湾南口航路，向南可控制皂埠口湾(注：又称“阴山口”)，具有极为重要的设防意义。而李鸿章、周馥、戴宗骞等人却视而不见，反而将炮台设在深缩湾内的龙庙嘴处。其后果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将北洋海军封锁在威海湾内；皂埠口湾则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最佳避风港和集结地，南岸各炮台均鞭长莫及；而龙庙嘴炮台轻陷敌手，导致其余炮台失守，贻害北洋海军尤甚。此皆选址不当之恶果。

　　2、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布防不均衡，后路设防不严密，存在重海防、轻陆防的倾向。即以南岸后路而言，海岸炮台南靠东西绵延的山岭高地，摩天岭为居中制高点，是南岸后路屏障，也是设防的关键所在。但是，除了在皂埠嘴炮台后路建成所城北和杨峰岭2座陆路炮台外，其余绵长后路均无布防。

　　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意在抄袭后路。丁汝昌认为，因南岸最西之龙庙嘴炮台深缩于湾内，被划在后路防护长墙之外，且后面缺乏洋枪小炮保护，“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该台若失，舰岛自必受敌。”故建议“以不守龙庙嘴为宜。”而陆军统领戴宗骞不允，相讼于李鸿章。无奈，丁汝昌又与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组织敢死队，“备事急时即往毁炮，”也遭戴宗骞、刘超佩拒绝。协商将水雷营的水雷电箱和电机等引爆装置转移到安全地带，南口移置日岛之后，北口移置黄岛之后，也不得允许。所有预防措施终不得行，后来终于导致了严重后果。

　　3、北洋海军洋员英国人泰莱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并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直到甲午战争期间，才在摩天岭设临时炮台，然与永久性炮台相比，防御效力则不可同日而语。西南面的南虎口、北虎口，乃由荣成通威海卫之要道，地势险要，亦未设防。

　　而日军正是找到了要塞布防重海轻陆的漏洞，先以舰队实施海上封锁，避开正面海岸巨炮，而以陆军后路抄袭得逞。当时便有人将罪责加诸炮台设计者汉纳根，谓海岸炮台“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为此汉纳根辩解道：“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其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海岸炮台能否兼顾后路，而在于汉纳根加强后路防御的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

　　1月25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城，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威海，右路为黑木为桢中将的熊本第六师团，沿荣城之威海大道进攻南帮炮台，左路为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的仙台第二师团沿荣城至烟台大道，从虎山北上，意图切断南帮炮台的清军后路，与右纵队会师。当日，日军即攻占要路白马河，威海已经门户洞开。29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温泉汤，第六师团占领九家疃，对南帮炮台形成包围态势。30日，第六师团分兵两路，左路为主力，冒着北洋舰队的炮火猛攻摩天岭，此时只有杨枫岭陆路炮台可炮火支援，而海岸炮台因不能掉转炮口回击，只能坐视。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关系整个战场形势，但临时炮台防护力太弱，营官周加恩率部下500士兵死守，抵御数以千计的日军轮番进攻，直至牺牲殆尽，摩天岭炮台失守。随即，日军居高临下，利用夺取的部分摩天岭火炮掩护右纵队攻击杨枫岭，至11时，杨枫岭守将陈万清见事不可为，下令撤退。南帮炮台自此失去了后路屏障。攻占杨枫岭后，日军第六师团又立即进攻南帮海岸炮台及附近水雷营，控制了水雷引爆装置，“一经台失，仓猝难移，水雷无用矣。“龙庙嘴炮台兵少力弱，迅速被攻占，日军乃用龙庙嘴炮台火炮转而轰击鹿角嘴，其守兵当即逃散，日军乃迅速占领了鹿角嘴、百尺崖所、所城北。丁汝昌命舰队以舰炮“猛攻鹿角嘴、龙庙嘴两台，均未攻坏。”同时，派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护军及定远舰炮首等25名敢死队员，前往南岸，“将皂埠嘴炮台各炮并药库毁坏。”此前1月28日，丁汝昌曾“分派左一雷艇管驾王登云(注：即王平)等伏地雷于炮下，苟至不守之时，即自轰毁。讵守台官弁不许埋伏。仓猝之间虽将膛后钢圈抢出，急切轰台，并未大损。”岂料日军早有准备，携带备用炮闩，结果炮台“竟以资敌，贻害不浅。”

　　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猛攻虎山一线，刘树德、戴宗骞等均迅速败退。仅仅一个上午，清军的南帮炮台防御全线崩溃。李鸿章震怒，电令丁汝昌，命将刘超配及各台守卫营官均就地正法，并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务相机办理。（《李鸿章全集?复丁提督张镇》

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进而一举占领威海卫城，而北岸炮台守军已溃散殆尽。丁汝昌见局势危急，急派敢死队将北岸各炮台及药库、水雷营自行炸毁，免蹈南岸炮台覆辙。海岸炮台既毁，其他陆路炮台同样被日军垂手而得，守将戴宗骞吞金自尽。自此，威海沿岸全被日军占领，刘公岛已被日军海陆围困。当日，丁汝昌等人派人赶赴烟台，向朝廷发出了最后的告急文书：

　　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肯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已救水路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李鸿章全集》）

　　2月3日开始，两军展开激烈海陆炮战。当日日舰“筑紫”、“葛城”先后被创，战斗之激烈，不亚于大东沟海战。2月5日、6日夜间，日军在南岸炮台掩护下，在南岸鹿角嘴炮台下偷偷地破拆水雷防材，然后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北洋海军“定远”、“来远”、“威远”、“宝筏”4舰，官兵伤亡惨重。7日，日军发起总攻击，伊东亨祐亲率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攻威海西口，西海舰队司令相浦纪道率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大和”、“葛城”、“武藏”、“海门”、“天龙”，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赤城”进攻刘公岛东口，“加以南岸三台之炮，内外夹攻，炮弹如雨，我军各船及刘公岛各炮台，受敌船炮弹击伤者尚少，被南岸各台炮击伤者甚重。”日岛原有近70名士兵防守，因步兵在炮战中无用，且日岛仅为露出海面的岩礁，不易隐蔽，故改派萨镇冰率55名水兵接防，双方激战中，“筑紫”、“扶桑”先后被重创，但“日岛之炮及药库，均被南岸各台炮击毁，兵勇伤亡亦多，”被迫撤防。而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受命出击，却临阵逃向烟台，大部被击沉，仅数艇侥幸逃回。2月9日，皂埠嘴炮台280mm大炮又将代理旗舰“靖远”击沉，“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提督丁汝昌、管带叶祖珪欲与舰同沉，被水兵抢上汽艇转移。北洋护军黄岛炮台“回击鹿角嘴台，毁倒倭大炮一尊。”日本联合舰队被刘公岛东泓炮台“炮伤其两舰而退。”2月11日，岛上东泓炮台又“击伤倭两舰，各舰方退。”而“南岸大炮犹攻不息，”“岛上东台大炮两尊，均被南岸排炮轰毁。”

　　此时的刘公岛陷落已经迫在眉睫。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定远”用水雷炸毁，又令“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当日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恰好看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之举，乃推案一笑，吟“伤心岂独息夫人”之句而出，当夜，刘服鸦片自杀。（本材料取自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此时坐镇天津的李鸿章已经五内俱焚，却是无可奈何。清军各部派系复杂，烟台以东的清军和南方调来的援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为淮军负责，彼此各不相干。威海清军拼力血战，周边的清军却视若无睹。

　　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经由烟台移师莱州，他明白陆援已经绝望。此时岛上军心浮动，大势已去。丁汝昌命令残舰突围烟台，无人响应，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炸毁各炮台，也无人理会，丁汝昌明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壁光持有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蚊子船“镇北”悬白旗至日本舰队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同日自杀的还有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杨是北洋海军中唯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一步步晋升而上的军官，其人血性刚烈，曾为琅威理评价为最有可能成为东方纳尔逊的人，在大东沟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曾亲手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此时在刘公岛一片乞降的气氛中，他以手枪自戕。而他所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程壁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旗舰“松岛”上，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仅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其后经数日盘桓，双方达成投降条件。16日上午9时，程壁光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0舰。

　　下午4时，被卸去火炮的“康济”练习舰载运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及官民千余人航往烟台，自此，曾经烜赫一时的北洋海军烟消云散，近代中国的海防强国之梦也就此破灭了。

　　甲午惨败，清流党人怒骂海军误国，一时间甚至耗资千万创办海军本身都成为了罪恶。3月12日，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海军衙门竟被裁撤，门户党争，败坏至此！

　　4月28日，皇帝颁上谕，将邱宝仁等人一并革职查办。8月初，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章，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自此，北洋海军就只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从1874年到1895年的21年间，北洋海军曾是洋务运动成就的代名词，然而也仅仅21年的光辉，北洋海军即全军覆灭，其中教训，不知后人又应当是怎样的记取。

　　李鸿章曾言：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致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李文忠公尺牍《复新疆抚台陶》）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另一位时代的旁证者赫德则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的睡着了。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思想彻底破产，垂死腐朽的帝国不想作根本性的改革，怎么可能起死回生！而这恐怕更不仅仅是晚清一朝的悲哀，其根源难道不在于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性的中国式的社会、思想的病态么？

时局至此，国事已然危艰。李鸿章再次应诏抵京，准备出任议和大臣。李鸿章久历宦海，自然知道赔偿军费、割让领土、放弃朝鲜都是必然的，无论何人去日本谈判，都必定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但他不去，又有何人能去呢！与此同时，日军在东北继续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增援的湘军一败涂地。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海上联系。

　　但战争至此，日本也已经精疲力尽，深恐西方列强插手，因而同意议和。3月19日，李鸿章抵达马关，3月24日，李遭日本人小山六之助刺杀负伤，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讲和条约》十一款，即《马关条约》。

　　十年前两人曾在天津一晤，彼此都是国家复兴运动的开创者，何等的昂扬意气，亦有惺惺相惜之情，十年后两人再聚，却已是天差地别，回首往事，历史真的是如此无情与残酷！

　　4页23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辽东半岛，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被迫向列强让步，但索要了3000万辆赔款。这或许是李鸿章所能取得的唯一成果吧！

　　纵评甲午战争，教训之沉痛前所未有。

　　1、对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完全失误，战争未曾开始就先输一筹。

　　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在中国沿海的中外战争，事实上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与传统农业封建君主国家之间殖民与反殖民、开放与保守之间的战争。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殆。”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系改革从一开始就只是几个大员在推动，没有形成国民性的机制，也缺乏社会秩序和思想根源的基础。而且，基督教富于扩张精神，认为整个世界是上帝与魔鬼的战场，基督徒有责任去征服异教徒并将其同化。而中国自程朱理学以后就将传统的自省精神发展到极限的自闭，在对外交往上形成了闭关自守的格局，不求创新，不求进步，只求不变。而近代的工业革命赋予了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以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强大的交通运输手段，使得其有能力、更有欲望以世界为对象进行战略运筹，以战争为手段进行世界性扩张。于是，以进攻型的海军为急先锋，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了东方，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日本。

　　然而，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鉴于中国的失败，从此抛弃了东方战略文化传统，开始尽学西方，展开了明治维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将海军发展作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尽管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海军发展基本同时，但日本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为目标，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公然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理论，1870年制造琉球事件，1874年侵犯台湾，1880年后屡屡侵犯朝鲜。1882年，日本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1887年出笼《征讨清国策》，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反观中国，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上威胁，却从未将海洋作为生财之道，也从未想将海军用于海外扩张，李鸿章说，“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恪守传统礼教的清廷不可能对西方和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源有清楚的认识，对入侵者的战争目的、战争决心及其战争动员力量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2，对制海权的认识囿于传统，未曾树立明确现实的海权观念。

　　中日两国都曾经遭受海上外敌入侵，海军海防都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然而，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尽管其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唯独没有舰队决战海上，争夺制海权的观念。

　　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3、缺乏总体战略规划，只是被动应战，屡失战机。

　　19世纪60年代后，清廷确立了“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实行海口防御的指导方针。为此，清廷建立了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却不知近代化海军正是“以攻为守”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本身就提倡积极防御。在海防大筹议中，更有“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之说。然而，清廷在30年的海军建设中，一直以“专守防御”为指导思想。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停止了外购舰船的海军经费，认为其海军力量，攻人不足，“自守则有余。”北洋海军还重点建设了旅顺和威海两个基地，目的是共扼渤海门户。除了港口建设外，重点加强炮台建设，使之成为“以守为战”的要塞。

　　1894年丰岛战役后，清廷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进而决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和“保船制敌”的方针。至大东沟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4、国内顽固势力强大，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政治架构适应新兴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秩序。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对于国家机器是有相当的要求的。近代中国，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然而，从中枢到地方，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整个的国家思想、国家体系都需要转变。

　　具体的分析，这又和中国人２０００千年来的国民性分不开。今已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为例，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然而，科举制仍然是晚清最重要的取士手段。甚至在兴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以后仍然如此，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专折上奏请准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参加科举考试。这样悲哀的闹剧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而“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这也正是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的内在原因。

　　5、门户之见，派系纷争中毁灭了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次自救努力。

　　晚清党争贯穿始终。如果可以概略的将晚清的官僚士大夫们分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话，恐怕其复杂也是难以想象的。如顽固派本身也分为所谓的清流党人和守旧贵族等等诸多流派，洋务派内部也分为湘系、淮系等，各个派系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其间穿插了复杂的人事关系网、利益关系网。甚至各个派系内部的当权派与非当权派、中枢与地方、陆军与海军，海军内部之间也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作为清政府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和皇帝都并非很了解洋务运动的本质，所能做的仅仅是延续传统的统治手腕，利用派系间的矛盾、纷争控制政局，不使一派独大。这样做的结果国固然保证了朝局的基本稳定，但却导致了各派之间严重的不信任和对立。且太平天国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地方军阀的割据倾向，中枢也很难保证上令下达。以甲午战争为例，名为中国与日本之战，实际上只能说是日本倾全国之力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朝鲜作战，出动的只是淮军各部，东北驻军不少，却根本无人理会。威海卫作战，山东大军布置于烟台等地，距离威海为不过咫尺之遥，就是不发援军，让威海卫自生自灭。清流党人战前高喊减免军费，防止李鸿章等人权利过大，导致军备驰坏；到了紧急时刻却要高喊开战，根本不顾自己国防败坏的事实，仅仅是为了所谓的清名，实际上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中国世上从来不缺乏这种党争内耗，国家就是在这种内耗中慢慢耗尽自己的精血和力量，至于军队，或者更直接的说北洋海军，不过是这种内耗中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悲剧代表罢了。

　　1885年4月18日，李鸿章从马关回国。至天津后即称病不入京。他何尝不知这已经是自己声誉的完全毁灭！果然，清流党人们弹章纷呈，大骂其卖国。舆论压力下，清廷6月5日、16日先后将主和的孙毓汶、徐用仪开出军机处，命翁同龢、李鸿藻任总理衙门大臣。8月38日，调李鸿章入阁，任命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际上变相削去了李鸿章的军权。至此，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再次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

　　而在外交上，甲午惨败掀起了列强对中国的再一次瓜分狂潮。借“三国干涉还辽”德国、俄国先后以各种借口强占了胶州湾、旅顺口，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福建则成为了日本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均落入列强之手，这对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障碍。

　　赫德记载说：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翁同龢曾来拜访他，问他是否还有时间去做以前他所建议的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的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险恶的形势再次将中国逼向了变法改革的大门口。1898年，为新思想已经此起彼伏。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爆发。然而，慈禧立即反击，9月16日政变成功，光绪被囚于瀛台。也正是这一年，65岁的恭亲王于5月29日病故，至此，早年镇压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名臣”除李鸿章外，都已经辞世。李鸿章本人也于次年被逐广州去做两广总督。当菜市口滚落谭嗣同等“六君子”的人头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连最后一批“制度内的改革者”都容不下的大清王朝灭亡就在眼前……

还好清国奴失败了!!苍天有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