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科学管理离不开科学思维。然而，科学思维曾经获得的成功也很容易使人陷入误区，包括给一些伟大的科学家造成终身遗憾。通过遗憾，反思企业只强调部下、执行的“科学思维”，固守过去的成功，反而忽视了更高层面科学思维的误区，对于突破成长瓶颈，减少遗憾，是十分有益的。    怪罪别人不如反思自己
    1889年，托马斯·爱迪生登上了事业的巅峰。政经要人频频邀他会面；金融家们热衷于向他投资；记者们竞相报道。但是在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爱迪生黯然失色。在为世博会提供输电系统的竞标中，爱迪生败给了曾经是手下的年轻雇员尼克拉？特斯拉，不仅失去了数十万美元的订单，更让他在交流电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失之交臂。
    特斯拉比爱迪生小9岁，初到爱迪生在巴黎的公司工作时，像个怪异的乡巴佬。他甚至没有与爱迪生谋面的机会，却要设法实现爱迪生在大西洋那头想出的点子。两年后，特斯拉才来到纽约，在爱迪生手下工作。他很快成了明星雇员，负责重新设计爱迪生公司的直流发动机。工作之余，特斯拉向爱迪生阐述了如何进行交流电供电的设想以及这一供电方式将如何改变人们生活的前景。但是爱迪生对特斯拉的建议置若罔闻。爱迪生的盛名源自直流电，他完全不能想象在此之上还能做何改进。爱迪生甚至有些不耐烦，在特斯拉改进了公司无效的直流马达和发动机后，并没有按照事先承诺的数额兑现奖励。于是特斯拉愤然辞职。
    芝加哥世博会失利之后，爱迪生如果改弦更张，依然可以在交流电领域发挥优势；而他企图扼杀交流电。他为了向世人昭示交流电的危险性，动用了一切手段宣传交流电的危险。他不仅不遗余力地作动物实验，雇用中学生抓捕了很多流浪猫狗，然后用交流电当众把它们电死，血淋淋的情景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恐慌。当他听说纽约州**正在考虑用电椅行刑的时候，本来不支持死刑的他突然改变主意，利用自己的威望向州**推荐用交流电电击取代传统的死刑。试图利用交流电与杀人电椅的恐怖联想，阻止人们用它来做饭烧水。可历史的潮流不可能被他个人的好恶左右，当交流电成为电源主流后，他自己一手创建的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决定：与生产交流电设备的公司合并，“爱迪生”也从公司的名称中去掉了。
    爱迪生的遗憾是因为他太相信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而藐视部属的科学思维能力。这种现象在当前的企业管理中依然存在，老板总以为自己高明，总以为部属不会进行科学思维，缺乏科学思维的能力，那实际上是在要求部属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进行“科学思维”，否则就是大不敬。爱迪生的遗憾告诉我们，怪罪别人不如反思自己，应当尊重部属在科学思维上的“离经叛道”。反思自己也包括不能固守过去成功的经验，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爱迪生取得的成功都是在反复试验中取得的，这固然没有错，但是随着科学理论的建立，“太盲信试验的力量，对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必然会被迅速崛起的新现象、新结果所淘汰。
    高层次的科学思维更重要
    在牛顿以前，人类对天体的认识，正处于极力追求“和谐”框架到探求力的框架的转换时期。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的发现，足以用来完成转换，也就是说已经走到发现万有引力的边缘了，只要再向前迈进一步，这一历史的机会就会被他抓住。但是很可惜，他终于没有能够迈出这一步。原因是他没有摆脱天体运动的传统的观念。
    伽利略崇尚科学实验，强调推理不能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因此他并不满足于从理论上驳斥亚里士多德关于重物越重就下落得越快这一错误的理论，他登上比萨斜塔，把重量不同的球从高五十多米的塔上丢下来，让那些嘁嘁喳喳争论得没完没了的人看一看。结果，两个重量不同的球同时落地的声音，宣告物理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告诉我们，重物下落并不是它要寻找什么天然处所，而是地球上每个物体均受到一个重力的作用。伽利略的工作，为牛顿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伽利略对地面上物体的运动的思考冲破了神学框架之后，却没有能扩展到天体，没有能够用他所发现的犀利武器统一宇宙所有物体运动。实际上，德国天字学家开普勒已经指出，太阳放射出一种神秘的超距力，这种力可以推动地球及其它行星运动，还特别提到月球力可能是引起潮汐的原因。可惜伽利略不仅没有从这些杰出的见解中受到启发，反而引起他的厌恶。他曾说：“在所有思考这个值得注意的效应的伟人中，开普勒比别人更使我惊奇。尽管他旷达而敏锐，精通地球运动，他还是听信和符合月亮管辖海洋这种玄妙的性质以及这一类儿戏。”也就是说，伽利略的工作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旧理论在地球上无立足之地后，在天上对更高层次的思维还禁锢在亚里士多德的旧理论中。
    按理说，伽利略既然已经摧毁了旧框架的地上基础，也就不难继而动摇其对天上的统治，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伽利略的遗憾告诉我们，对于企业变革来说，高层次的科学思维更重要。企业家强调执行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在基层完成或者部分完成了科学管理的任务之后，还要继续完成企业高层次的变革，而后者对全局的影响更大。如果基层的科学思维基本确立之后还要继续深化，那么它就不应当是对进一步对基层施压；而是要求在高层次打破原有的“和谐”，从而与基层的科学思维相适应，形成一种“统一场”。本来，基层的科学思维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已经为高层次的科学思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当企业家“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被人为划定的禁区所禁锢时，就会功亏一篑，被别人所超越。
    不能只有“近距离”科学思维
    我们知道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然而，狭义相对论中的运动学结论和对时空性质认识，如同时性的相对性、长度收缩、时间延缓等等都可以从“洛伦兹变换”这一基本关系式直接得出。写出这一转换公式的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洛伦兹，在为相对论做出基础性贡献的时候却没能提出相对论。洛伦兹的这种遗憾告诉我们，在企业管理中突破成长瓶颈，不能只有“近距离”的科学思维。
    1899年，在洛伦兹发表的论文里，讨论了惯性系之间坐标和时间的变换问题，并得出电子与速度有关的结论。1902年，他和塞曼一起共同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0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变换公式（即洛伦兹变换）和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式，并指出光速是物体相对于以太运动速度的极限，这已经使得相对论的提出近在咫尺了。爱因斯坦并不否认这一点，在1928年2月4日荷兰哈勃姆为洛伦兹举行的葬礼上，爱因斯坦在洛伦兹墓前致词说：洛伦兹的成就“对我产生了最伟大的影响”。然而，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
    洛伦兹生前坦承：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t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我的当地时间t'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也就是说，在洛伦兹的理论中，变换所引入的量仅仅看作是数学上的辅助手段，并不包含物理学中相对论的时空观，没能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个关键。爱因斯坦与洛伦兹不同，他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立足于两条基本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着眼于修改运动、时间、空间等基本概念，重新导出洛伦兹变换，并赋予洛伦兹变换崭新的物理内容。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在科学研究中，“自由的眼光”是指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是远距离眼光与近距离探索的结合，是两者之间的自由调节和评价。在社会生活领域，所谓“自由的眼光”并非自由化，而是指突破“近距离”的利益羁绊。企业是需要赢利的，但是对于利益的追求，应当超脱自己专注的领域与所在局部的利益，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愿景。其中除了近距离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所在“体系”之外的、远距离的，当然也包括未来的利益相关者。企业要想开成一个“百年老店”，就不能局限于眼前的、当期的利益，不能把对企业窟窿的填补当作击鼓传花的游戏。当然，这并不是说眼前的、当期的、体制圈子里的利益可以置之不顾，而是说，在处理眼前的、当期的、体制圈子里的一系列两难问题时，不能只强调“近距离”的科学思维：“远距离”科学思维的缺失更值得警惕。

作者：张华强 来源：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