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看相关媒体报道和摘录的有关中国经济学家的相关言论吧：
　　　　　　
　　　　　　 之一：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之二：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王建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宏观调控开始。
　　　　　　
　　　　　　 之三：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厉以宁
　　　　　　
　　　　　　 注：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之四：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之五：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六：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厉以宁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
　　　　　　
　　　　　　 之七：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
　　　　　　
　　　　　　 之八：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之九：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张维迎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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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到底怎么了？？如此的言论连受过普通国民教育的老百姓都看得出来多么荒谬和离谱，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却大言不惭！
　　　　　　 是他们认识问题的水平太低吗？肯定不是！正如上面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所以我终于明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这些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已经背弃了良心道德，握住金钱的魔棒，钻进了利益集团的潘多拉魔盒！！如此，谁还会替广大的老百姓说话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篇文章的内容：
　　　　　　
　　　　　　 著名经济学者钟伟日前在《广州日报》上撰文指出，“经济学者没义务替老百姓说话”。钟伟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广州日报》6月26日)
　　　　　　
　　　　　　 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不错，经济学者是要“讲真话”，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应该这样。但是，“求真求实”与“替老百姓说话”是一对矛盾吗？钟伟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些逻辑混乱了。
　　　　　　
　　　　　　 经济学家的研究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因此，经济学家也应该有一颗“良心”。经济学家最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为公众谋福利”。显然，这里的公众，不是少数“有权”阶级，也不是少数“有钱”阶层，而是老百姓。按上面摘录的那些经济学家和钟伟先生的说法，其实是他们在回避矛盾，回避阶层分化和利益集团存在的现实，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在推卸本应有的“责任”？！
　　　　　　
　　　　　　 自2004年的“郎顾之争”，和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分别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评论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就备受指责，经济学家沦为“公众最排斥的群体之一”，究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学家们没有替百姓说话！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各方利益的博弈时代，普通民众是很难在各级权力平台上直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的。如果在全民呼吁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弥漫地仍是喊房价要涨，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国有资产流失合情合理，那么我们还能希望实现怎样的社会公平呢？
　　　　　　
　　　　　　　　我们唯有寄望于那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们，不要为利益集团的魔棒所惑，不要钻进利益的潘多拉魔盒，而是，能善用自己的话语权，为老百姓说话，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真正把脉并开出具有职业道德和水准的药方！！
　　　　　　
　　　　　　
　　　　　　 后记：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德马蒂诺曾忧虑地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业却没有建立起职业道德标准，这一点非常麻烦。为此，德马蒂诺借用医学和环境领域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两大原则：首先不造成伤害原则和慎重原则。
　　　　　　 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表明，经济学家不仅需要道德标准，而且，需要的是更高的道德标准：不仅要讲真话，更要以百姓的福利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