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会实现社会利益是最大化。这一假设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我们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诸多问题也都可归结为对人性的这一认识。作为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我国，如果能有类似的“经济人”思维能和西方经济学打通，那么将使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别开生面。

儒家学说在古代中华文明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即使是今天，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思维，在其学说中，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经济人”思维。《论语·里仁》中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人尽皆知的名言，君子在整个社会中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儒家所认为的“小人”，即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些人，只能用“私利”来引导，而不能奢望他们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后世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伪君子”，就是因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人性，把对少数人的要求强加到大多数人身上。

那么，是不是只有“小人”可以追求自身的利益，“君子”就不可以呢？其实不然，“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追求自利，“君子”甚至更加懂得合理的追求自身的利益，《荀子》中就提出“自爱，仁之至也”，可见儒家“仁”的核心就是首先要追求“自爱”。而且在《荀子》里面，提出“仁者爱人”的子贡在孔子眼里只是“士君子”，孔子最好的学生颜渊则认为“仁者自爱”，被孔子赞赏为：“可谓明君子矣”。“爱人”应该更值得推崇才对，为什么反倒不如“自爱”，正是这里体现了儒家的高明之处。

儒家的核心思想并不是要求人们无私奉献，“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来就是墨家的理想。《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其中“格致诚正”，属于内圣，“齐治平”，属于外王，承上启下的 “修身”才是根本，即自身的完善决定了个人成就的大小，利己是利人的前提和根本，这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自利吗？这种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由内及外的推导，这最符合人的本性。

当然，儒家的思想和西方“经济人”的假设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儒家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去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代表个人利益的“利”是会和代表社会的“义”产生冲突的，这时儒家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利不亏其义”，而不要“见利忘义”，强调通过个人的修养去实现两者的统一，这其实是最有利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并减少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在这点上，西方经济学就显得稚嫩得多，没有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出现矛盾的可能，把这一个过程假定为自动的实现，远没有儒家考虑的周全。

其次，儒家对人性的假定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成分，认为“性本善”，人的自利更多是为了追求精神层次的圆满——“仁义”，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和斯密在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出的另一种人性假定，即人都有“同情心”，具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斯密对作为最高德性的“仁爱”并不抱有太高的奢望，而更注目于以自利为中心的“谨慎”和“正义”德性。可以说，儒家所追求的境界更高，而且儒家把人既想“利己”又追求“利他”这两种本性结合起来了，不像斯密没有把对人性的两种不同假设融合在一起，使得经济学和伦理学出现分离。这也是西方文化自康德以来的通病，把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相分割，虽然二元分裂的形势避免了有限的人类理性盲目的冒险，但是这种割裂造成了人类发展的核心概念之间的矛盾与不统一，容易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而儒家则是始终坚持在对人性本善的追求上来实现人的自利，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保证经济追求和道德取向一元化的文化方向，即“义利合一”的价值取向，恰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遗憾的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儒家提出的以义为本的利己才是最好的利人的思想远比西方单纯的“经济人”假设来得高明，值得我们多加玩味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