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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湖南省真实的例子

2003年

湖南省交通厅(现交通运输厅)以17亿元的价格卖出“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收费权于瑞联实业。

五年后

2009年11月30日

湖南交通系统宣布，要以18亿元收回益常高速剩下年限的收费权。

我就很奇怪了，一条只能收费30年的高速公路，经过了5年的使用后应该贬值啊，不但没有降价，而且又涨了1个亿？

好吧，就算是湖南交通系统傻吧。

但是

中国瑞联实业“反悔”了，把这条高速的收费权转给了另一企业。

看来不是傻，还有企业出更高的价格买，是油水太大。湖南交通系统想赚个快钱17亿卖了，结果发现这高速真TNNNND赚钱啊。

数据显示：2003到2009的5年内，益常高速的收费收入就超过6.2亿元。

这里的收入不是利润。但是利润多少呢？他们不敢给出具体数字。还说亏损，亏损？钱不是贪污就是受贿了吧？

资料显示：2005年12月31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被告人湖南省高速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说明了是谁给的钱没查出来。

再看看上面湖南交通系统的赔本买卖，哈哈，原来如此啊。

本来公路是利民的服务设施，但是地方ZF和资本家都把这看作肥肉，都想来捞一笔，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存在，上下打点都要花钱，

不但高速收费过高，使得国道拥挤，而且物流成本增加，物价居高不下。最后都是老百姓买单。

这种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事情.......只能希望中央出台相关文件大力整治了，让这些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不再向纳税人要“买路钱”


以上资料来源：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1019254-1-1.html

程远:公路高收费已成多种社会丑恶之源 亟需解决（节选）

　　现在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而且每年还在以相当于其他国家总里程的速度增长。诚如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所称，“没有收费公路，就没有中国交通的现状”。但同时我们的公路收费也高得令人发指。如今，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远远背离了“公共道路”的原始教义，成为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途径与平台。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人工成本很低，但中国的许多物品价格却比发达国家贵得多。有资料披露，在中国加工的某国际品牌裤子，在美国只卖50美金，而在中国却要卖到1000多元人民币；同样，近来大家熟知的iphone和ipad，也是在中国制造，国内价格却比国外贵好几倍，除了关税因素外，物流成本则是推高物价的元凶。

　　按照常理，欧美国家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自然生活成本也比中国高很多，理应是这些国家的人到中国消费。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是中国人舍近求远大量到欧美国家消费，原因就在于同样的物品，国内价格比国外高出几倍。购买力是当今最重要的市场资源，我们一面讲要启动国内消费，一面却做着“为渊驱鱼，为丛驱鸟”的傻事，让自己的“肥水”白白流入别人的田地里。

　　最近交通部翁副部长对媒体自我表扬称：“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共撤销二级收费公路站点1723个，总里程9万公里，这其中解决了40万人过去收费和征稽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不料有网友却据此计算出，平均每个收费站点竟有232.15人之多，平均每千米公路竟有收费人员4.44人！难怪高速收费会如此之高！

　　网友计算出的结果也许不是事实，只是翁部长为了强调整顿收费取得的“巨大”成绩，没有经过周密细致的平衡计算，不小心把跷跷板弄翻了，结果弄巧成拙而已。

　　窃以为，“国道”者，顾名思义，就是国有道路，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本不该收费，取消收费，理所应当，而且这些道路的收费相对较低，公众还能够承受。真正让大家气愤的是那些动辄几十、几百，过路费比飞机票还要贵的高速公路收费。大家特别想知道这些道路到底投资了多少，收费收了多少，要收到何时为止等等。这些，有关部门一直是三缄其口，闭口不谈，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交通部说，要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同时却要延长时间，岂不是“背着抱着一般沉”吗？让人想起小时候听老辈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只鸟，主人说一天喂它三条虫，它嫌少，说不够吃；狡猾的主人变了个法儿，说三天给它九条虫，小鸟高兴得了不得。不过现在的百姓可不像小鸟那样好糊弄。

　　**的职能是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为百姓打更、执勤，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公众的利益，而不是默许利益集团长期盘剥百姓。

（作者系中国经济网汽车频道总监程远）

本文地址：http://auto.ce.cn/chengyuan/say/tt/201101/25/t20110125_20759712.shtml

腐败为何在高速公路上延伸？

据报道，从1997年到2008年，全国已有近20名交通厅长因腐败落马。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河南，在董永安之前，已有三任交通厅长身陷囹圄。其中，第二任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廉政没延伸，反而出现了前腐后继的景象，除了张昆桐，接下来的石发亮同样腐败，如今董永安也被传“双规”。

    腐败为何在高速公路上延伸？犹记得某落马的交通厅长被“双规”时，如此感慨：“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　诚然，近年来，国家加大力气重点投入“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在硕大的利益蛋糕面前，一些利欲熏心之徒按捺不住，蠢蠢欲动，手大肆乱伸。再联系到日前网友评出的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房管局长……也确实说明但凡利益聚集的岗位，确实容易孳生腐败。

    但是，需明晰的是，与其说交通厅长前腐后继是利益诱惑，不如说他们有机可乘、能够腐败。笔者认为，这具体表现在两点，一是交通厅长权力过大，一是制度无力，甚至废弛。

    先说权力过大。交通厅长往往一人扮演四种角色，即一项工程的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都由厅长一人说了算。权力的集中，就为他们创造了腐败的条件，不妨兹举数例。据报道，曾锦城时任河南省交通厅长时，有一次，一位地方官请他吃饭，曾锦城指着酒杯说：“你喝一杯，我给你增加一百万。”这位官员连喝9杯，曾锦城当场指示计划处处长为该市增加900万交通建设款。在一次检查工作中，由于某县县委书记招待热情，时任河南省交通站长的张昆桐，马上让同桌的财务处长为该县追加拨款800万。权力如此集中，运用权力如此儿戏，不出事才怪。

    再说制度废弛。按说，一项重大的公路投资，必须经过若干制度性程序，比如，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但是，时任河南交通厅长时，石发亮经常在实现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直接拍板，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相关制度一旦被荒废，制度就必然失去效力。英国思想家培根说，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大。诚哉斯言！比如，在交通投资时，国家设计了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但是制度抵不过权力的操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在招标中故意向一些投标单位泄露标底，从而实现受贿。招投标制度反倒成了官员腐败的利益通道，悲哉！
  
    此外，还得翻检监管是否到位。全国政协委员孙永福说，“任何权力，要防止其滥用和腐败，首先就要解决‘谁来监督’的问题”。应该说，现行制度设计对官员，特别是腐败多发、易发岗位的监督日趋完善，相关监管部门堪称林立，但是监管部门多，制度设计趋向于完善，并不代表监督就能到位，或达到实效。除了完善同体监督，关键是壮大异体监督，解决或丰富谁来监督的问题。

    “苹果”总是烂，是时候该检查盛苹果的“筐”了。遏制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一方面固然应该切除腐烂的“苹果”，另一方面就应该将“筐”放在阳光下晒一晒，甚至要换一换“筐”。（王石川）

中国高速公路是腐败路

蒯辙元

    近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2008年第2号审计结果公告，审计查出收费公路在违规设收费站、提高收费标准、延长收费期限、征用土地、转让经营权方面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令人触目惊心。此次国家审计署对收费公路审计调查结果，再次证实了，中国高速公路是腐败路，而且是高速腐败路。

    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突飞猛进，真可谓一日千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受益于中国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的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业已形成了较密集的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一片繁忙景气。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速度之快世界第一，总里程也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从高速公路一开始修建，中国式腐败就随之相伴而生。要想富，先修路。谁料想，修路致富，却异化成了修路致腐。高速公路建设从立项审批、投资、贷款、工程承包、工程验收，到收费经营、公司上市等各个相关环节都存在严重腐败，这在中国高速公路发展史上留下的记载，也是有目共睹的。

    前些年，因高速公路而走上腐败路，甚至高速走上腐败路的，从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厅长、副厅长、工程指挥长，到地市县负责工程招标、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的官员，因贪污受贿纷纷落马的，为数不少，其中被判极刑的也有好些。至于工程承包、分包、施工中的腐败更是比比皆是，在有的地段，平均每公里就查出一个贪腐分子，真可谓骇人听闻。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的收费经营、经营转让、公司上市，更是高速腐败、持续腐败的温床。高速公路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的高发区和重灾区。现在是到了连根清除高速公路腐败温床，消除其高发区和重灾区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应实施一次横扫高速公路腐败路的大战役，对腐败案件、腐败罪犯严查严办、彻查彻办，决不姑息，决不手软。

    就以此次国家审计署审查出的安徽省**转让含巢芜高速公路经营权，致使国有资产流失12.4亿元为例，这决不是国家审计署所认定的“经营权转让不规范”“违规压低评估价格，低价转让合肥至巢湖至芜湖高速公路，两年半后又违规高价收回”的问题。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需要纪检公安部门立案严查，到底是不规范的违规问题，还是官商勾结的贪贿腐败问题，只有还原真相，才能取信于民。

    江苏东方控股集团和香港东方公司不仅以19亿元人民币受让了安徽合巢芜高速公路经营权，而且还以合巢芜高速公路收费权作质押重复进行贷款，其中仅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一分行质押贷款就高达19.62亿元。也就是说，东方控股集团玩空手道，根本无需花自有资金一分钱就把合巢芜高速公路经营权买到手。经营两年半后又以35.8亿元高价卖回给安徽省**。安徽省**低价卖出，高价买回何止损失12.4亿元，东方控股集团巨额暴利又何止才这点钱。居中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从中获利也竟高达4000万元。这样的官商交易难道仅仅是不规范问题？难道没有黑幕交易，没有腐败问题？为什么2006年审计署对此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后，中纪委、发改委、交通部等4部委又进行了长达8个月调查却无下文？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这正印证了老百姓所说的：只反小贪不反大贪，只整低层腐败不整高层腐败？！

    与安徽合巢芜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的严重问题类似的情况尚很多，此次国家审计署还审查出山东、江苏、浙江等10省市106个收费公路经营权转让项目中，地方**越权违规审批项目64个，占项目总数60％。如上海市沪杭高速公路等12条公路发生转让权18次，其中12次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再者多达70％的公路经营权转让金，是受让方以被转让的公路作质押贷款来支付的。这些受让方私企老板几乎以零风险代价或幕后交易控制巨额公路国有资产，并从中牟取巨额暴利。这难道不是侵占鲸吞国有资产的腐败？

   高速公路腐败还表现在垄断经营、暴利经营。高速公路原本应是**向全社会、全民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应无偿供全社会、全民享用的。自1984年中央出台政策，规定高速公路以非收费公路为主，但为弥补当初**投资的不足，可适当以贷款修路的收费还贷公路为辅。然而，地方**反其道而用之，高速公路几乎都变成了收费公路为主，非收费公路为辅，并形成长期垄断性经营，大规模延长收费年限，有的长达42年或更长，大比例提高收费价格，密集增设收费站。此次国家审计署审查出辽宁、湖北等16个省市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费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个省市提高收费标准，多收通行费82亿元；北京等12个省市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超出投资成本数倍至10倍以上，成为“高价公路”。例如，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路，银行贷款7.65亿元，收费期33年多，预计总收费90亿元，为贷款的11.8倍；京石高速路北京段银行贷款5.81亿元，收费期42年，预计总收费93亿元，为银行贷款的16倍。这成了典型的“高价公路”。

    高速公路的腐败还表现在，高速公路垄断性经营变为主管部门、经营部门的特权，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收费公路管理经营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通行费收入，服务区、加油站、广告经营收入，都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开支，而且还挪用国有资金，违规多征占土地谋利。收费公路管理经营部门人员收入高得出奇的惊人，一名普通的收费员的月收入高达上万元。无怪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老研究员调查后发现，一名高中毕业后当上收费员的18岁小姑娘，居然月收入1万多元，无比感慨。这种无甚知识含量、技术含量，近于机械性工作的人员月收入，竟然远远超过科学研究人员，甚至有成就的研究员的月收入，真是不可思议。至于收费公路机构管理人员以收费权做交易也是司空见惯。仅以“特权车”“人情车”“关系车”不收通行费为例，2003年至2005年就多达8.4亿元。

    高速公路腐败连连，不一而足。

    中国高速公路腐败之风必须刹住，中国高速公路腐败温床必须铲除！为此既要严查严办、彻查彻办高速公路腐败，不管涉及任何人都必须严惩不贷，同时又要对高速公路的修建、管理、经营制度、法规、体制、机制等进行深化改革，甚至是重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不与民争利，还路于民，全部非收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