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超越

相信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隐忧在于垄断。

供给侧的大企业垄断，体现在需求侧，就是财富分配不均，两者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新冠疫情黑天鹅，让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企业利润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社会零售的恢复。

但是高价值商品的销售，看上去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汽车、通讯器材、化妆品等高端消费恢复速度，明显跑赢社会总体消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乘用车销量增速迅速反弹，9月份之后已超过2018、2019年同期

豪华车销量增速已经运行在几年来的高位，远超乘用车整体增速

房地产销售也在明显回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 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疫情恐怕会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

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团队对大量不同阶层家庭的财产状况进行了长期跟踪，他们今年8月的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明显更大，年收入在3万以下、3-5万、5-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家庭，7月份的月现金收入分别同比下降21.3%、13.9%、9.7%、8.5%和3.3%。

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是，尽管贫富分化会产生社会、政治问题，但它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有好处的。但美国多次经济危机中的实际表现，让人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每一次危机到来，美国都进行了大量放水，经济活力却不断下滑。原本，一个经济主体负债越高，风险就越大，那么它发行新债务的利率就应该越高，但是各国的国债利率恰恰相反，债务越大的国家利率越低。这说明政府印出来的钱，更多地被储蓄起来，而不是转化成有效需求。

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私人储蓄率都维持高位，投资却在下降 图片来源：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

一个看上去有点违反常识的道理是：富人比穷人更不爱花钱。

从上图明显可以看出，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私人储蓄暴增，显然，美联储放水养肥了大量富人。但是这些富人（包括大型企业）既不会把钱全部拿来消费，甚至也不愿意投资。

图片来源：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

疫情之后关于是否应该给穷人发现金的讨论中，大量观点认为穷人喜欢储蓄，所以发现金无助于刺激消费，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同样在甘犁团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国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也远高于高收入者。

图片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因此，垄断和贫富分化才是经济长期陷入需求不足危机的根本原因，富人和大企业囤积了大量社会财富，却无法转化成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个道理马克思早有论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超越。

凯恩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目标仍然是没错的，只不过各国政府开错了药方。总体的、不加区分的放水并不能真正扩大总需求，反而让垄断不断加剧。只有保证这些钱到达穷人手里，才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需求侧改革”的论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分配领域的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确实也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例如，在税收制度上，我国更多是对工资性收入收税，对富人更大的财富来源——资产转让收入的收税仍然不足。

在养老和医保制度上，我国基本完成了人口全覆盖，但是保障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卫生、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有很大提升余地。

此外，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我国由财政给予老百姓的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个百分点，大概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疫情让垄断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需求侧改革”，意义重大。若中国能就此探索出一条长期抑制贫富分化的有效途径，也将是对西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全面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