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到理性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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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有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有卷八十六即《刺客列传二十六》，每每读起，豪侠之气顿生，记得高中时候将其翻译出来，传给各个男生阅览，大家都无不从心中对列传中的专诸、豫让以及聂政等人的忠信之义钦慕向往。但是年幼，觉得豫让为报主仇，抛弃家室，吞炭变音，淋漆变容，最后还不得不为主自刭，这等凄凉的行为的源动力一定是源自忠信。而聂政为不连累家人，在刺杀韩相侠累之后，破面决眼，自屠出肠，为的是不连累家人，在抛尸街口后，他的姐姐不顾生命危险抱尸痛哭三日而死，这等悲壮行为的源动力在于忠孝，保全家庭的忠孝可能以不变的人之常情来理解。然而，忠信呢？如果不能以人性来理解，百千年之后必定令人疑惑，甚至遭人误解。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行为令陈凯歌的改编煞费苦心，因为在价值观混乱的今天，如何将程婴的行为改编得合乎理性，显得如此重要，于是，原本在忠义的历史观下程婴的行为在电影《赵氏孤儿》的改编下，成为程婴的无赖之举，被迫而为。想想看，在现代的电影院中，现代的人们坐着观看一部告诉我们程婴为了保住赵氏孤儿，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儿子惨死。首先，这在当代人价值观念中无法接受，明显是一种心理上无法接受的荒唐行为，完全不合乎理性。其次，这种行为原本也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因为她违反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反人性的。
    然而，这种价值观念是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的天赋人权，人人在生命面前平等的观念是对的，是普遍的观点；另一方面来说，仁义礼智信中，忠诚道义和专制独裁，诚实守信和违背人性总是如影相随，让人难以分辨，在这难以分辨中总是有人暗渡陈仓，裹挟民意。可不是吗?当我们明明知道在市场经济中靠的是竞争，要的是质量，拼的是服务，归根到底是为顾客服务，可是，当有人将民族大义和产品的销售混为一谈，大力宣扬时，我们往往难以用理性来判断，那是说，我们要市场要竞争，但是，我们往往又自觉不自觉的陷入了狂热的民族大义的非理性追求中。当我们明明知道**是低效率的，往往总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追求的不是高效率而是舒适的办公环境，对项目追求的不是成本收益分析，而是过分夸大自己的报酬需要，而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下，贿赂更是蔚然成风。但是，我们在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利和监督力的前提下，有时候我们又不得不低头于现实，不得不以**信任为上，无力改变，只得忍气吞声，甚至沆瀣一气。要知道，多数人是不会坚持自己理想主义情怀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当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引入我们刚刚引入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一方面，在官倒和贪腐的现实下，多数人认为这一假设是合乎常理和人性的，因为纵使历史变迁，人性是不变的，而在集体决策中，特别是涉及到**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经济人适用到**上，人们更是暗暗称是，这在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官民矛盾日益尖锐下更是展露无遗。然而，我们总是不能忽略的是一部分学界的观点，特别是以**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人并非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极具道德的。相信这种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极强的诱惑力和煽动力，但却似是而非。自私自利等同于理性经济人吗？不是。提出的理性经济人是有局限条件的，这一局限条件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下为追求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是说，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目的是将这资源用在最有用的地方，最适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建立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的，至于人是有道德的，弃生命于不顾而追求正义和忠信，会出现豫让、专诸以及聂政等人，理性经济人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只要有局限条件，理性经济人的明确确立总是不会比人有时候是理性的有时候是有道德的，或者有时候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境界的模糊性来得准确，容易辨别，不会混为一谈的好。至于人的行为选择到底如何，管理学界倒是有不少研究，有最具代表性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即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才是所有的有精神境界。这些需要的研究，西方管理学界还有赫茨伯格、弗鲁姆等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深入研究。
理性经济人假设除了局限条件的约束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是假设。如同数学解题一般，设未知数，然后在方程中将未知数解出，未知数在解题中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如果没有了它，方程无法联立，更不用说要求的数了。理性经济人也是一样，要想建立起经济学的大厦，这是基石，是公理。回想一下初中一年级的几何，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公理，怎么证明？无法证明，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总结的真理。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基础上，几何学才一步一步延伸出来。试想，如果到了我们大学本科讨论线性规划问题的时候还在争论两点之间是曲线还是直线抑或其他线最短的问题，几何学博大精深如何才能向前发展呢？同样的道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是经济学的基本公理性的问题，这已经是普遍认同了的，在我国如果还在这种基本型的问题上不断质疑纠结，经济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才能延伸呢？怎样为我们自己服务呢？
    其实，理性经济人是科学假设，至于人是理性经济人也好，是道德是崇高是大公无私是勇于献身也罢，那只是马斯洛、赫茨伯格以及弗鲁姆等心理学家的研究范畴，搁不到经济这里来。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研究人的选择行为，进而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福利经济学等问题，那是因为大家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在这个前提下，无论现实的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统一假设其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有利于自身效益的理性人。所以，无论批评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荒谬的还是不符合实际的，至少在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是把假设前提和心理理论混为一谈。
    更何况，理性经济人更加符合人性，在当前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制度亟待完善，人们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混乱的情况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一些手中握有资源力的人利用冠冕堂皇的道德裹挟民意，煽动民情，达到自身控制资源的目的。关于这些谬误，将在下次的文章中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