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和国家政策
显著减排需要投资模式的巨大变化。某些减缓情景中的政策到2100年可将大气浓度稳定在(没有超
出)430-530 ppm CO2当量区间，这些情景会使2010-2029年的年度投资流量与基线情景相比发生重
大变化(图SPM.9)。在未来20年(2010-2029年)，预估对电力供应相关的传统化石燃料技术的年度
投资会下降大约300(20-1660)亿美元(中位数：与2010年相比下降20%)，而预计对低碳电力供应
(即可再生能源、核能和采用CCS技术的发电)的年度投资会增加大约1470(310-3600)亿美元(中位
数：与2010年相比上升100%)(有限证据，中等一致性)。相比而言，目前全球每年对能源系统的
总投资额约为1.2万亿美元。此外，每年对交通、建筑和工业的增加能效投资预估增加约3360(10-
6410)亿美元(有限证据，中等一致性)，通常包括对现有设备的现代化。
气候资金的构成目前没有广泛认可的定义，但能够估算出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流。所有
目前年度资金流的预期效用旨在减少GHG净排放和/或加强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的应变能力，已公
布的对这些资金流的评估显示全球每年为3430-3850亿美元(中等信度)[文框TS.14]。其中大部分都
用于减缓。除此之外，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气候资金总额在2011年和2012年估计为每年350-490
亿美元(中等信度)。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气候资金估计每年为100-720亿美元，包括2008-
2011年每年100-370亿美元以权益和贷款形式的国外直接投资(中等信度)。 [16.2.2]
自AR4以来，国家和地方减缓计划和战略有了显著的数量增加。 2012年， 67%的全球GHG排放须遵
守国家立法或战略，而2007年为45%。然而，全球排放量与过去的趋势没有显著的差异[图1.3c]
在许多国家，这些计划和战略尚处于制定和实施的早期阶段，因而很难评估其对未来全球排放的总
体影响(中等证据，高一致性)。 [14.3.4， 14.3.5， 15.1， 15.2]
自AR4以来，更为关注旨在整合多重目标、提高协同效益和减小不利副作用的各项政策(高信度)。
各政府通常明确提及气候和行业计划及战略中的协同效益。科学文献力求评估协同效益的规模(见
SPM.4.1节)以及评估具有显著协同效益和微小不利副作用的各项政策哪些具有更大的政治可行性和
更长的持久性。 [4.8， 5.7， 6.6， 13.2， 15.2]虽然自AR4以来在决策和科学文献中得到日益关注，但
对于理解诸多相互作用的效应而言，目前的分析和实证基础仍然欠缺[1.2,3.6.3,4.2,4.8,5.7,6.6]。
行业性政策比整个经济领域的政策使用得更为广泛(中等证据、高一致性)。尽管大部分经济理论表
明，经济领域单一减缓目标的政策比行业性政策更具成本效益，但自AR4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
明，行政和政治障碍使经济领域的政策比行业性政策更难于制定和实施。后者可能更适合解决针对
某些行业的障碍或市场失灵，而且可并入到一揽子互补性政策中。 [6.3.6.5,8.10,9.10,10.10,15.2,
15.5， 15.8， 15.9]
监管方法和信息措施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通常具有环境有效性(中等证据、中等一致性)。监管方
法的实例包括能效标准；信息计划的实例包括有助于消费者做出更明智决定的标识计划。虽然通常
发现此类方法具有净社会效益，但科学文献存在的分歧是在给企业和个人带来负私人成本情况下，
此类政策可执行的程度。 [文框3.10， 15.5.5， 15.5.6] 普遍认同的是回弹效应的存在：更高的效率带
来更低的能源价格和更多的消费，但其幅度在文献中为低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