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张忠任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上的发言--论劳动价值的“期差性”<br>（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于2006年9月在福州举行）<br>（注：【】中的评论为黄焕金所作）</P>
<P>论劳动价值的“期差性”<br>及几个重要的相关理论和政策问题<br>（发言提纲）</P>
<P>日本国 岛根县立大学   张 忠 任<br><a href="mailto:zzr_2006j@yahoo.com.cn" target="_blank" >zzr_2006j@yahoo.com.cn</A></P>
<P>　　1．近年，持有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程恩富、孟捷等人，在理论上已经做出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评论：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是劳动价值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认为，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其生产率成反比。而现在，由于受“机器创造价值”观点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无形中将“价值”等同于“财富”，所以近年来“持有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的人越来越多”】</P>
<P>    2．这种观点如果从某些企业、或者某些部门来看，绝对没有问题。【“正比论”那怕从某个企业或部门，甚至那怕在任何单一个商品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生产率提高，所凝结的耗费（劳动耗费）就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说，企业、部门的商品价值（内在价值）就会下降。而它由于自己的内在价值下降而获得优势，所以会从其它企业中获得利益。而这种“超额利益”在人们看来就是一种“价值创造”的体现。】</P>
<P>    3．但是，这种观点如果从全社会来看，按照传统的理解，在理论上很难解释。我曾经说过：“价值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科学技术是价值的掘墓人,同时也是自由时间的接生婆。”这是因为，从全社会来看，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那么，无论社会劳动生产率发生什么变化，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也应该与去年相同。例如，假定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这种假定只是为了说话的方便，一般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也应该增长1倍。这多出来的部分，按照我们过去对劳动价值量的理解，是难以解释的。【“价值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商品价值越来越少，这是正确的。】</P>
<P>    4．所以，我一直反对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但是我既不能无视那么多经济学家的认真结论，也不能无视于GDP成千上万倍的增长。【GDP并不是价值衡量的一个指标，众所周知，GDP只是一种意义含糊的粗糙概念，它的“产值”意义与其说是价值，不如说是“财富的量”，如果财富量多了，利用某种价格衡量的指标，其产值就大了，于是GDP增长了。当然，如果生产率提高了，产值就会趋向下降，尽管生产率提高使财富量增大而使产值趋向上升。因为生产率提高会使价格趋向下降。比如电子产品就是一个典型，由于生产率提高很快，相同品种电子产品的价格下降很快，于是产值将会随价格的下降而减小。相同的一种商品，今年的产值为100%，有可能在明年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后，其所具有的产值只有80%了，因为它的价格下降了40%，虽然产量提高了20%。】</P>
<P>    5．在这里，认识终于可以得到深化。认识到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与去年是不同的，我将之称为劳动价值量的“期差”。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的两个单位。</P>
<P>    6．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P>
<P>    7．有了“期差”的概念，许多问题都变得容易解释了。并且，我们对于马克思的商品的价值由再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再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存在“期差”的。【马克思“再生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是指过去还未卖出去的商品，如果它想要现在出售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是由现在的生产条件所决定，即由现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如果它留到以后再出售，则它的价值由以后的生产条件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马克思的“价值决定”实际上决定于商品“卖出去”时的生产与交换条件，如果商品始终不能卖出去，则商品就没有价值，尽管它耗费了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价值论就从供求关系的决定因素转化为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因素了。既然商品的价值不决定于商品自身所凝结的劳动，那么，没有凝结着任何劳动耗费的某个物品，也具有价值。比如白拣得的黄金，它是有价值的，因为社会上正常得到的黄金由于是耗费劳动而生产的所以它们是有价值的。这又为“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打开了一个后门。因为当我利用先进机器而获得更高生产率后，我所生产的数量更大的产品，其价格仍然保持不变（产品的总价格增大了），于是“创造了更大价值”。显然，这笔更大价值是先进机器创造的，而不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于是就导致了价值量与生产率成正比的“正比论”。显然，这个思路会走向马克思价值论的反面。马克思价值论的立场仍然是“反比论”：无论生产率如何变化，相同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是相同的。这样我们才能解释，生产率提高后产品价格的下降，反之，生产率下降后产品价格会上升（在衡量价格的货币的价值保持恒定的条件下）。】</P>
<P>    8．有了“期差”的概念，也就产生了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与去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的关系问题。如果今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当以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与去年的1个单位相比较的时候，由于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实际上相当于去年的两个单位，便产生了1个单位的利益。它意味着什么？是利息吗？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分析。如果把今年0.5单位的劳动价值量等同于去年的1个单位，又似乎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P>
<P>    9．如果是今年1单位的货币与去年1单位的货币相交换，又会怎样呢？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却是年年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即使物价不变，去年借了某种货币1单位，今年还同种货币1单位，这是否公平呢？</P>
<P>10．我们不妨假定价格不变，因为我们一般很难看到消费价格指数的降低（尤其是当金本位制崩溃以后），而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却是年年不断提高的，这说明货币必然年年贬值【货币贬值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相反，货币升值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生产率提高会降低每个商品的价值，这样，就算货币币值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它也显得升值，即单位货币具有了更大的购买力】。因为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单位商品的劳动价值量必然降低，所以即便消费价格水平不变，也意味着货币的贬值。</P>
<P>11．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的劳动价值量降低而导致的货币贬值，会带来巨大的利益，由劳动价值量降低而导致的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利益，一般只会由一国的货币发行者（中央银行）取得，这种收入被称为铸币收入（seigniorage）。它应该属于全社会而不是中央银行，应该归国家财政所有，统一使用。【货币是根据社会商品的总价值量与商品的流通程度来发行货币，总价值量大，则需要发行的货币量即大，商品流通越快，所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少，反之，商品流通越凝滞，所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多。正常的货币发行是“有偿发行”，即通过贷款、国债的方式发放出去，这样，那怕是有权发行货币的权力当局，也不能“自印自花”，否则就是背后窃取公众资财的行为（通过货币贬值而窃取公众资产）。ZF通过向银行发行国债而使银行放出更多货币，这些货币是需要“回笼”的，因为银行手中的国债ZF是需要偿还的。实际上，能够新增的货币量只相当于社会因耗费新的活劳动而新增的价值量，这也是弗里德曼的观点，货币数量论者弗里德曼认为，每年新增3－5%的货币量是最合适的。另外特别应反对的是货币当局通过稀释与冲淡货币量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暗中窃取公众资财的不良行为，虽然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公众所能够承受这种窃取行为的能力更大了。】</P>
<P>12．进一步说，当某一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形成某种货币圈（例如，美元圈），在金本位制已经崩溃的当代，意味着由劳动价值量降低而导致的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铸币收入，将由货币发行国取得。但是, 至今在国际上还没有就铸币税的分享问题进行过任何讨论,当然也没有达成任何国际协议。在当代国际经济中,这虽然还是一个没有被充分注意的隐性问题,但是实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巨大的国际利益。从本国利益的角度考虑,在还没有铸币税的国际分享协议的情况下,通过构筑人民币圈来取得部分国际铸币收入,不失为一种战略。<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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