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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9
欢迎大家拍砖,首先声明,这里只放上来三篇文章,分别是理性、价值以及由此逻辑产生的对经济周期的衡量。
论经济学在东、西方适用的差异及理性路径古风堂[1]

[摘要]“利己心”与“理性”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命题,斯密将经济活动中的改善物质条件作为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在西方经济学应用上得到广泛认可。但现实生活中,改善物质条件只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即理性是改善物质条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么,除了改善物质条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究竟是什么,人们是如何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本文试图对理性的基础进行解读,并分析人们在经济行为中的理性路径及理性路径选择。

[关键词]经济学  理性   路径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至今,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其“经济自由”与“理性人”的观念,为西方社会建立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了发展思路。我国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以勇于实践创新的理念,不断进行完善与发展,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这其中,吸纳了西方经济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但是,在借鉴西方经济思想时,总会发现有许多问题,时常会看到有学者把原因归结为对西方经济思想理解的不够深入、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上,却没有真正思考西方经济学基本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

斯密认为经济运行的个体因“利己心”而使经济社会朝着发展的方向前进,这种“利己心”在经济社会中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繁荣。”①由于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较为相似,西方经济学家们天然地接受了这种“理性”,对改善自身境遇的内涵也同时接纳——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②。西普(Shaun Hargreaves-Heap)和霍里斯(Martin Hollis)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经济人理性”下了个定义③,不过批评声音一直存在,面对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想当然是”的观念下,经济学家们虽然存在质疑,却没有进一步对“改善自身境遇”是否是“理性”的基准进行深入探讨。

“改善自身境遇”究竟是什么,有哪些标准进行衡量,人们的理性又是如何做出改善境遇的判断与行动,这些才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可惜斯密只是浅显地说出了一个看上去一听就懂的道理,却没有挖掘出人们是如何判断并通过行动“改善自身境遇”,以至于哈耶克认为斯密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概念④。因此,要想深入理解人们的理性是什么,就需要跳出斯密简单的“理性”标准,深入地探究经济行为中人类理性的本源。

一、“理性”的基础

笔者认为,纯粹的“利己”并没有真正阐明理性的实质。日常生活中,“改善境遇”需要“行为”来进行,马歇尔曾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⑤研究人就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经济行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为由两个因素构成:判断与行动。“利己”或“理性”描述的实质应该是针对如何判断以及如何展开行动。判断是行动的基础,行动中夹杂着判断,但判断并不代表行动,例如中国古语中的“异想天开”、“苦思冥想”等成语,描述的是判断,但却不能代表行动。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究竟是如何判断、做哪些判断,怎样选择行为才是“理性”的基础。

经济学在东西方适用存在差异,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理性”判断的基础不一样,以致个体及群体在判断与行动上存在差异,尽管表象上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内涵却相差很大。虽然许多学者为理性添加了假设和定义,例如具有成熟的计算能力,信息不完全等等,但人们在经济行为的思考上很多时候并非想象的那样复杂,因为人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因此,笔者认为,与其探讨人们在经济判断中外围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如研究判断过程中的基本因素。这里,笔者认为人们在行动之前的判断主要由三方面因素组成:安全、时间与空间,行动也是朝着这三个因素的“最”向进行。

1、“理性”基础之一:安全

“平安是福”这句古语已经很清晰地描述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平安。安全是个体衡量一件事情做与不做的基本,在安全面前,一切对财富、地位的衡量都显得那么渺小。毕竟失去生命就意味着失去个体所有的时间与空间,但总会有人为了追求财富与地位而冒险。正因为如此,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职业往往要求特殊的回报,不知这种回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慰籍争取生命时间的价值。当然,安全不仅仅是指生命安全,还包括财产安全,一般而言,财产蕴含了个人过去耗费的时间,财产不安全意味着对过去劳动的损失,因此,财产安全也是人们判断的基准。

2、“理性”基础之二:时间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一天24小时对所有人都一样,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就短短的几十年,因此,对人类而言,时间最宝贵。经济社会中,时间具有四个特性:永恒、有限、一致、不可逆,其含义是人类的时间在可见之内是永恒的,对个体而言是有限的,所有人时间长短的衡量是一致的,时间是不可逆行的(至少以目前的技术对生物本身时间是不可逆的)。

由于时间的四个特性,人们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时间(或减少时间的消耗),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希望自己拥有的生命时间,另一个则是指可掌控的时间(包括掌控他人的时间)。但现实中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有两个方面:时间效率不一样,把握时间的能力不一样。

时间效率是指不同个体在同一时间里的产出、处理事情的多少。它基于个体的禀赋因素以及后天培养的结果,例如身体状况的差异,智商差异等等。

假设一个工人最用心工作的状态下能在一个小时里织出6条袜子,而另一个工人则只能织出5条,那么这两个工人的产出效率不一样;又例如一个管理者在最用心的状态下一个小时能处理6件事情,而另一个管理者只能处理同样的5件事情,那么这两个管理者处理事情的效率不一样。这两个例子中,前者是技巧能力的衡量,后者是信息处理能力的衡量。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很难衡量是否用心,但现代社会复杂的交换行为,常督促人们以最用心的态度去做事情,由于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衡量是否最用心,不过好在存在定价机制,使大多数人都用心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把握时间的能力是指安排时间使之在一定的目标下最优化的能力,包括安排自己时间的能力和影响他人时间的能力,这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假设在晚上6点钟后要烧水、编程序、哄小孩、写报告、跑步、和朋友联系等事情,其中一人可以快速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安排好所有事情并在晚上10点半睡觉,而另一人则完成这些事情需要到11点,那么可以说前者对自己时间的把握能力较强。

假设一个公司有10个人,在一天里要做30件事情,其中一个负责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30件事情按照10个人的能力恰当地分配并在一天之内完成,而另一个负责人则无法恰当地分配任务导致一天内无法完成所有任务,那么可以说前者影响他人时间的能力要比后者影响他人时间的能力强。

因此,时间的“理性”可以说是个体在既定的选择下衡量时间的效率、自己把控时间的能力以及随后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最优判断。而货币自出现以来,就天生具有了计量人们经济行为中时间的功能,即货币即可以衡量不同人的时间价值也可以储存过去的时间价值。

3、“理性”基础之三:空间

这里的空间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物理、物质上的空间,一方面是精神上的空间。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真正需要的物理空间可谓少之又少,但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社会,人类出生后天性就希望拥有更多。人是一种有感情、有思想的动物,并且希望自己的感情与思想得到尊重与认可,即人们不仅希望获得更多的物理空间,还希望获得更多的精神空间。

例如人们总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土地、更丰富的物质,人们也总希望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能被别人认同与接受。

在空间的获取上无论是原始人类还是现代社会的人类,都没有任何差异。然而,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获取空间的技术手段、方法上却存在极大的区别。现代人类只需要拥有更多的货币即可交换到更广的空间,而原始人类则没有这样的交换机制,但是对于空间获得的动力,在东、西方似乎没有什么差距。

4.三因素的内涵

这三个因素中,如果不考虑安全因素,影响人们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由于时间转瞬即逝,人们获取物品总是要花费时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讲:“又浪费了一天时间,什么也没有做成”,其实质含义就是这一天时间的价值没有得到空间上的体现。自然,由于时间的有限性与消耗性,交易成本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获取信息也要花费时间,因此,完全信息也是不可能在一瞬间实现的。时间消耗是一项巨大的成本,衡量经济行为如果不把时间作为限制条件,那很显然就不能够更为理性地衡量效用的多少。例如一个人挣了1个亿但用了10年,而另一个人则只用了1年,毫无疑问就体现出谁的时间价值大,但如果只看1个亿,似乎无法比较和衡量。

在获取空间上,人们都不得不考虑其中花费的时间。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用货币的量来简易衡量时间,特别是在效率上。当然,货币只是衡量时间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否则,上面的例子最后就变成货币衡量货币了。获取空间需要消耗时间,如果转化为货币来说,由于个体时间差异的原因,获取同样的空间以货币计价,花费个体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这使得不同个体总是试图在寻找符合自己时间价值的生存方式。

[1]古风堂,本名张晓昆,1979年出生,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现就职于中国证监会,曾就职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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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9 21:27:42

二、理性路径与选择

一般而言,在经济行为中,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当然更加安全,因此,经济理性路径在这三者之间进行衡量,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安全是最重要考虑的因素,除非个体天然地认为没有危险;其次,尽量获取最大的时间或空间;最后,尽量减少时间与空间的消耗。

如果把这三个规律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理性路径就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时间换取最大的空间;

2.在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空间换取最大的时间;

3.在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时间换取最大的时间;

4.在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空间换取最大的空间;

5.在安全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空间;

6.在安全的情况下,获取最大时间;

7.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时间换取最大的空间;

8.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空间换取最大的时间;

9.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时间换取最大的时间;

10.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小的空间换取最大的空间;

11.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空间;

12.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获取最大时间。

这十二种情况均为经济的理性选择路径,其中前六种可称之为风险厌恶者,后六种可称之为风险偏好者。在前六种的风险厌恶者中,第一、二、三、四种为最佳理性选择,在后六种的风险偏好者中,第十一、十二两种为较不确定选择。

前面提到的“安全”也是一种相对概念,因为这种“安全”因人而异,只要某个个体自认为“安全”就够了。由于每个人把握时间的能力不一样,可能导致理性选择不一样,但没有变的,就是追求“最”:或者是追求最安全,或者是追求获取最多时间、抑或是追求最大空间,反过来,花费最少的时间或空间。人们在日常经济行为中,已经习惯了对这三者的判断与选择。

对于人的理性来说,除了上述的十二种理性路径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理性路径:在确定不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少的时间(或、及空间)换取安全。但是,这条理性路径似乎和“经济”无关,因为这条路径常常出现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被困在深山里、被绑架等等,但其实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如果被绑架,被绑架人愿意付出自己所能付出的金钱保住生命。

对于前四种理性路径而言,是个体常用的理性选择。例如用最少的时间挣到最多的钱;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服务;总统候选人用一次演讲获得最多人的支持;用最少的物品换到最多的物品;更快的周转率等等。

后六种理性路径都可以视为现在人们所说的“风险偏好者”,之所以称之为风险偏好,是因为一个人在作出选择的时候不确定他所花费的时间是否“安全”。这里的“安全”针对不同的环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资金投入到产业里不确定回报,花时间学象棋不确定能否学会等等。下面就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在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以学钢琴为例,尽管人们不知道学习的结果如何,但总是希望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东西;以投资股票为例,人们总是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股票,以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利润;以投资实业为例,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快速获得更多的回报。

三、传统理性矛盾的融合

传统理性中,由于“理性人”对经济的执着,导致出现了“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效率”与“公正”矛盾,似乎两者是不可兼容的,但在深入分析理性的实质后,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和谐、互动的关系。

1.利他与利己的关系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着重阐述了“利他”,而在《国富论》里却以“利己”为出发点,使得前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认为斯密“没有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⑥。但如果根据这里的理性路径选择,就能够连接两个世界。

前已述及,获取最大的时间与空间并不一定是指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也可指他人的时间与空间,理性路径的第五种与第六种,就是这种情况。就拿人们常用来证明经济“理性”反例——捐款的例子来说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举国哀恸,国人纷纷解囊,抗震救灾。听上去这似乎不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利己”要求,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理性,即用自己有限的钱或物(空间)让他人获得最大的时间与空间。这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换取孩子最大的时间与空间而不计较自身耗费了多少时间与空间。应该说这两种路径是“理性”路径,也是“另类”的经济理性。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无论是“利己”的理性还是“利他”的理性,除非采取非理性路径,几乎都可以使社会总体效益提升。但是,不仅是传统的经济理论还是这里的理性选择,效益提升隐含了另外两个矛盾:公正与效率。

2.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以崇尚“自由”为主,其背后的含义是“效率”。然而,对于社会而言,特别是中国这样积淀了5000年文明的社会,完全的“自由”似乎并不能成为发展的唯一基础,即使是西方社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会毫不犹豫的关注公正。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才能被广泛接受,经济社会中,这往往体现为“市场”与“制度”的关系。

如果从个人理性路径的角度看,公正就是达到时间的平等性,这需要道德、制度进行约束。不仅如此,道德和制度另外一层较深的含义就是让人们可以轻松地获知自己行为的边界,而不用再花时间去建立公平的环境,每个参与其中的经济人都可以不假思索(不用耗费时间)地得到与对方同样的行为环境。如果没有公正的环境,效率与市场会逐渐朝着尔虞我诈的环境发展,因为逾越公正,参与其中的经济人就有很大的可能获取额外的时间效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使普通大众缺少平等的时间制度环境,从而变成了“人吃人”的社会。

个体的理性行为路径与组织的理性行为路径还存在一定区别。对于组织,其整体行为也体现为理性路径选择,但组织本身没有判断力,最终做出判断的,是组织里的个体。因此,组织里不同个体的行为影响了组织行为,且个体理性判断可能会与组织理性判断产生冲突,最常见的莫过于“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理性行为冲突了。

正因为人们选择判断路径有这么多种,才使得经济社会运行显得纷繁复杂,个体在经济行为中会因为一闪念的想法而选择不同的路径,甚至是非理性路径。好在非理性的选择总是少量的,制度与道德是约束非理性或高风险理性的重要手段,否则,社会就会变得混乱。

由于不同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所产生的个体理性判断的差异,导致东西方理性判断基础有所区别,例如东方人更加注重“礼”与“义”等富有社会责任的理性路径,从而对时间、空间、安全作出判断;西方人则倾向于“自我”的理性路径,进而对个体时间、空间进行衡量。这种基础理念的不同,导致经济学背后的实际内涵也产生的差异,因此,在适用经济学理论上,区分清楚理性的差异就成为各种政策与制度选择的重要参考。

认清经济理性的判断、衡量的内涵,对理解经济社会运行规律有重要意义。现代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概念,但难以衡量。尽管人们对时间的判断能力难以捉摸,但时间本身却可以衡量,因此,理解经济理性路径,对科学地判断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有相当的作用。笔者对经济理性的探讨,希望能够给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运行实际更紧密的结合打开一扇别样的窗户,帮助深入思考经济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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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1 07:33:03
沉下去了,很多人说没有看到,只好自己顶一下。
其实很多人愿意上这个论坛,也是我选择这个论坛的原因,因为大家都会关注他,节省了我的时间,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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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1 08:02:22
一句话说清楚,所谓理性,就是行为都有目的。
把理性定义为利己,是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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