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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0
中国评级公司如何与标普穆迪争夺话语权
事实证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在中国市场的门口徘徊近10年之后,作为先行者的惠誉至今仍然忙于结束与中诚信信用管理那并不愉快的合资姻缘。熟知整个过程的业内人士说,穆迪标普要比惠誉幸运,因为它们都没有选择设立合资公司。      穆迪现在成了介入中国市场程度最深的国际评级机构。2001年,穆迪北京办事处成立;2003年,穆迪独资的北京穆迪风险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截至今日,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只有穆迪一家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      据了解,评级行业一直都不属于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在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中,也没有关于评级业的开放时间表。那么为什么国际评级机构当时还要选择合资等曲线道路呢?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监管权归属,所以各个部门都要管,程序上的障碍使得当时独资运作打算如同海市蜃楼;其次是由于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几大评级机构都怀着先看一看的心理来寻求合作。      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独资的浪潮中,专业类的国际评级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今年年初,国际基金评级的权威机构——晨星公司把中国公司的总部设在了深圳,并在3月份首次推出了《中国基金业绩排行榜》。“经营上我们必须坚持独资,在具体的项目上可以与国内公司合作。”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基金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说。      中国评级业短暂的合资与合作历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知情人士透露,在合资和合作中,除了中外双方企业文化的严重分歧之外,安达信丑闻等事件提醒了三大评级机构,评级风险的防范成为了一个尤其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无疑都强化了三大机构的独资冲动。      另据了解,多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对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债券市场,它们并不急于通过合资等方式分食少得可怜的国企人民币债券业务。“我们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远的市场。”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说。      水浅难以养大鱼     水池里的水之所以被搅浑,往往不是因为搅水的人多,而是因为水池太小。中国评级业的困境和混乱,根源于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太小。“就算把发改委每年批准发债的十多个项目只给一家大的评级公司,从中获得的收入也不能支撑这家公司的运营。”中诚信国际副总裁何敏华女士说。      据调查,从1990年以来,中国共发行各类企业债券超过2200多亿元,大多集中在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平均下来,每年只有200亿至300亿元的债券发行,并且发行债券的企业数量一般就维持在十几家左右,这些企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一位三大评级机构的人士说,他需要经常费力地向国外的老板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市场的规模却如此之小。      1990年代初的时候,债券的发行曾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达到一个“黄金时期”。1992年的发债规模达到684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在债券市场的催生下,各种主管部门下都纷纷设立了评级公司,最多时据说达到了90多家。      转折点是1999年,国家把散落在各地人民银行机构手中的发债审批权集中到了当时的国家计委手中。审批权回收的理由就是要由国家计委对1993年实行的《企业债券条例》进行修改。由此也带来了评级行业的一次震荡和洗牌,但现在评级公司的数量依然保持在四五十家左右。      债券市场的狭小加剧了评级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评级公司纷纷压价竞争。业内的人说现在企业评级就像在招标,谁给的评级高,谁的价格低就给谁评。一位中国证监会的高管曾评价说:“中国的评级机构就像是要饭的,券商发行30亿的债券,评级机构才收费35万元。”       据调查,现在国内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寻求银行贷款的企业的评级,这一收入占到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80%左右。      赢利不足制约了中介机构的良性发展,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就是一个大问题。据了解,国外一个成熟的评级分析师拿到的薪水完全可以与中国最优秀的投行从业者媲美。“必须有好饭吃,才会有好评级机构。”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说。      但在中国,评级业的价值尚未得到市场的认可。      统一监管——中外评级机构的共识     在债券发行政策并未看到松动迹象的时候,呼吁统一的监管成了中外评级机构双方的共识。“这已经是一个需要上升到最高层面讨论的问题。”一位来自三大评级公司的人士评价说。      1999年,人民银行将发债的审批权转交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之后,逐渐出现了企业债券市场多头管理的局面。负责发债审批和企业债券法规制定的是国家发改委;负责债券利率制定的是人民银行,去年,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专门的征信管理局,这一机构将如何介入债券市场还未见分晓;负责券商发债和审批的是证监会;负责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的是保监会。知情人士透露,一直议而不决的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多次会签不过,各部门对评级业的监管权归属依然充满争议。      较大的几家中方评级机构的态度是,希望有了统一的监管机构之后,能够设立评级业的进入门槛,对于债券发行等高端业务进行评级机构资格认证,并且能对国外评级机构的参与方式有所限制。与之对应的外资机构的态度是,希望统一监管形成之后能避免注册审批手续上的繁琐,迅速在中国开展独立的业务运作。据悉,现在三大评级机构均不能在国内承接有偿的人民币债券评级业务。      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有效监管就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在关于是否需要进行评级机构的严格认证,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外评级机构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国的政策还是一片空白。(编辑:祝乃娟) “三大评级机构”地位震荡 2005年04月08日 16:55 作者: 袁铭良 关键词: 评极机构;新财富;标准普尔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地位震荡   评级机构目前的核心业务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被评定的客户向这些评估机构付费购买自己的信用等级,但使用这些评级结果的却是投资者。  袁铭良/文   2002年1月15日,出于对美国零售商Kmart公司财务状况的担忧,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Kmart的信贷评级降至“B-”,只较“CCC”高一级,并表示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倾向。同时,穆迪亦调降该股评级。此举导致了Kmart股票剧烈震荡,1月15日当天,投资者恐慌性的抛售,令 Kmart股票暴跌了13.9%,收于2.84美元。评级机构之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国际资本市场,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国际(Fitch IBCA, 2002年1月29日更名为Fitch Ratings)为代表的3大信用评级公司,一直扮演着守护投资者利益的“看门狗”角色。“穆迪”擅长主权国家评级;“标准普尔”擅长企业评级;“惠誉国际”擅长金融机构与资产证券化评级。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是促进信用评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大”尽管成立时间各不同,但业务发展均起步于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公司倒闭事件,并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发展壮大。  对于这一成长历程,中诚信国际评级公司CEO邬润扬作了形象的比喻:信用风险是一个“幽灵”,依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它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蔓延。而信用评级业和评级机构,正是作为对全球风险进行揭示和监控的ZF手段和行业约束手段的补充,才得以快速发展。    评级重要性被夸大   许多投资者发现,信用评级被ZF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监管,但这种监管模式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了以下问题:  评级机构可能会因官方的支持和认可,而去提高那些已陷入困境的借款者的信用评级,这无疑鼓励了道德风险的发生。评级结果一般包含ZF明示或隐含的担保,且大家普遍有一种观念—“机构‘大而不倒’”,这就使得评估结果对国有银行有利—它们得到的评级往往高于合理级别。  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稳定的挑战日益严重。任何商业活动和资产价格都会经历经济周期,而评级活动的参与,有可能强化这种周期的作用,使处于周期中萧条阶段的经济恢复更加缓慢和困难。危机时,萧条的经济背景会增加信用评级机构降低评定等级的可能性,而这自然会加剧经济萧条的影响,因此在设计资本充足的框架中采用评级,会扩大这些因素对市场的负面影响。  投资者把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夸大了。将评级结果用于监管,虽强化了评级业中协调好同业竞争与评级质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认为,评级机构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评级机构有时也会前后不一致,且各机构间的评级结果常有显著差异。例如在1997年对韩国的主权评级中,评级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前后并不统一;当标准普尔将南非评为投机级别时,穆迪却维持了它的投资级别;评级机构对欧盟主权货币联盟的有效性评级采取的方法也截然不同,穆迪着重税收收入和债务偿还使用同一货币,因此在1999年1月后给予欧元标价的债务以更高的国内评级,而标准普尔与惠誉正相反,强调ZF丧失了获得中央银行的帮助,为防止违约应持降低外币评级的观点。  此外,改变主权评级是否影响市场价格和信用的可用性还值得争论。三大评级公司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还未能发出警告,而在其后的降级中却过于激进和恐慌。    业务拓展引发市场公正质疑   为寻求业务的更大发展,穆迪已脱离邓白氏(Dun & Bradstreet),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评级业的另一巨头标准普尔也不甘落后,上市步伐逐步加快。纵观业界,信用评级机构正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开拓新的收入来源。  作为特殊的商业实体,评级公司的作用在于以一种准规章的形式左右全球借贷市场。如某种债券被评级机构认定为“低投资级别”,那么养老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对该债券的投资就会受到限制。可以预计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对法规制定和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有一条新规定: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将决定银行对其贷款所备有的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大小。  由于市场监管者和投资人都希望持有对公司信用质量进行合理评估的连续记录,新的竞争者很难在评级业实现突破,行业进入壁垒很高。虽然近年来惠誉通过收购IBCA、Thomson Bankwatch和 Duff & Phelps Credit Rating等小型评级机构,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穆迪和标准普尔这两家传统巨头仍统治着整个市场(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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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0 22:09:43
由于欧美大多数公司已参加到信用评级体系中,因此传统领域中的扩张潜力非常有限。穆迪和标准普尔相信,为保证评级业务持续增长,必须把触角延伸到债券评级之外,着重发展资产抵押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商业票据、银团贷款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评级。  其中最大胆的尝试莫过于风险咨询领域。2001年2月,标准普尔推出“风险解决方案”这项全新的服务。利用标普提供的各种数量模型,银行可对贷款企业进行违约风险评估。穆迪也在召集风险模型方面的专家,联合金融服务咨询公司奥利佛威曼(Oliver Wyman)共同开发风险咨询业务。标普和穆迪认为,巴塞尔委员会的其他规定(比如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信用风险模型分配其法定准备金),同样会激发该领域内业务的超常规发展。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推进风险咨询业务表示赞同,即使在评级机构内部,意见也没有达成一致。资深分析家担心,这种打着信用评级旗号提供的附加服务,最终会对公司声誉造成损害。一直以来,穆迪和标准普尔都坚持使用主观的定性判断,风险业务的反对者认为,按照一贯逻辑,评级机构不应提供这种纯数字化的分析模型。  与之竞争的风险咨询公司抱怨说,作为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可以通过对法定准备金的影响向银行施加压力。银行因此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购买这两家公司提供的风险产品,而不管其质量如何。曾经主持巴塞尔委员会关于信用评级研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Arturo Estrella说:“评级机构提供风险咨询服务会造成利益上的冲突,但它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这种冲突视而不见。”标准普尔总裁Leo O'Neill也承认,必须创立一定的监管机制以抑制冲突的产生。他表示:“如果意识到存在某种利益上的冲突,我们将重新调整相关的组织系统。”   穆迪去年秋天开始实施的“评级估计服务(RAS)”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项服务的内容是,公司在以75000欧元为代价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正在执行的某项特殊业务(例如股票回购计划或股权认购计划)的信用级别。如公司对评级机构的建议性评估并不满意,还可在另行支付25000欧元后,重获新的评级。标准普尔也开展了被称为“评级估价服务(RES)”的类似业务。但惠誉却不打算跟随他人的步伐,其CEO Robin Monro-Davis表示:“我们也曾考虑执行类似计划,但发现其中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如果你已对某家公司作出了AAA级的评定,则日后很难改变你的看法。”当前,穆迪和标准普尔正在达成某种共识,即无论受评公司执行何种可能会导致风险的计划,评级机构在对该公司的级别进行调整时,总是倾向于持保守的态度。  穆迪和标准普尔对是否向公司提供评级建议的问题非常敏感。标普RES负责人Tony Assender说,提供这种服务将会降低机构的独立性。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决定运作一项计划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评级机构,但其实个中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一旦推出一项计划,标准普尔的分析师必须和公司人员进行商讨,以确定最终的评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包装,公司的意愿也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评级机构的工作中。  类似的新型服务拉近了评级机构和客户之间的距离。穆迪的资料显示,其大约36%的收入来源于这种 “关系型”客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信用评级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掌握了大量企业违约的信息。在提供信用风险管理服务方面,有谁能够比他们更驾轻就熟呢?RAS和RES的提供对公司及投资银行来说,具有非常巨大的商业价值。以前,投资者对项目的信用级别或公司未来的融资成本只能做主观猜测,现在则可花钱买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了。  但不管怎样,评级机构目前的核心业务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被其评定的客户付钱购买自己的信用等级,但使用这些评级结果的却是投资者。迄今为止,评级机构在协调这项冲突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是政府怀疑穆迪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曾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最终,穆迪没有遭受罚款,事情不了了之。但为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度发生,穆迪和标准普尔都力图在向客户推销其服务时,尽量表现出和蔼的态度,而非进行威胁恐吓。山里人 发表于 2009-2-24 04:32 AM 背景资料:中国评级业  中国信用评级业:期盼春天    1987年,国家对企业债券实行统一管理,中国资信评估业开始兴起。1988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非银行系统的地方性资信评估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1992年, 建行信达信托、中国证券业协会等—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联合组建了中国最大的资信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  此后,全国陆续建立了90多家资信评估机构。经过几年的市场淘汰,目前还有50多家,不过规模较大、能在全国开展业务的只有4家:中诚信国际(1999年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与惠誉国际等合资成立)、大公国际(1999年与穆迪合作)、上海远东和深圳鹏元。此外还有几家虽也具有在全国开展债券评级资格,但实际业务仍没走出所在区域的机构,如福建省资信评级委员会(现为联合资信评估公司)、辽宁省资信评估公司、长城资信评估公司、云南资信评估事务所等。  目前,信用评级业的管理部门是人民银行,但只有个别评级公司在该部门登记。《证券法》规定,服务于证券的评级机构应由证监会管理,证监会也在制订评级机构的管理办法,讨论稿已经出台。国务院明确表示,评级机构不是一般的企业,应实行严格的准入、限量和管理制度。因此将来能在全国范围内从事评级服务,且真正能在竞争中发展良好的机构不会超过2-3家。  至于国外信用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不会明确反对,但原则上不同意进入—主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信用建设、信用评级等涉及公众利益领域,政府要考虑独立性。  企业债券评级历来是资信评估业的主营业务,但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与整个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1987年-2001年,中国累计发行的企业债券才2000多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发债额仅300多亿。这对于9家被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进行信用评级的公司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二的收费标准,分摊下来每家公司业务量平均只有数百万。加上“中诚信”垄断了大部分市场,其余各家的经营更为艰难。而“中诚信”即便是做到了行业之最, 2000年仍旧亏损300万元。规模位居第二的“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1999年与美国穆迪结为战略联盟,其经营状况目前也相当拮据。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来约束和保护评级公司,尤其是在评级收费和对评级公司的监管方面还没有专门的规定。据悉,评级公司收取的评级费用和券商拿的承销费用相比,少得可怜。2001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发行债券,“中诚信”的评级费收了不到40万元,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承销费用却有数千万元之高。  为此,中诚信国际CEO邬润扬和大公国际总裁关建中不约而同地呼吁,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规范评级行业。例如要求发债企业接受至少两家评级公司评级、连续评级以及将评级结果与利率挂钩等等。只有把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建立联系起来,才会让中国的信用评级与国际接轨。  个人信用评级业务在中国开展得较企业评级要晚得多。2000年7月,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率先展开了个人金融的信用调查和评级服务,主要向商业银行提供相关信息。当前,此项业务仍处在起步阶段。 (详见《新财富》2002年03月号) 山里人 发表于 2009-2-24 04:34 AM 记者采访慧誉国际(F itch)主席迪拉沙里和中诚信CEO邬润扬随着股市中一个个“地雷”爆炸,有关“信用”的话题高涨起来,与之相关的一个行业 ———信用评级业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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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0 22:09:50
这一行业作为揭示资本市场风险,为以投资者为主体的各个社会层面提供服务的专业性社会机构,已日益成为ZF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主要助手。在风险全球化与风险控制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其价值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信用评估业在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此,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慧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F itch)主席迪拉沙里和其在华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CEO邬润扬。 中国评级业是个初生的婴儿 据介绍,信用评级业的主要业务是企业债券评级。在国外资本市场,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旗鼓相当,甚至债券还要超过股票。但是我国债券融资仅占百分之零点零几,去年发行的企业债券不足170个亿,评级公司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随着业务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过大浪淘沙,当初人民银行批准的评级机构有9家,而如今还在广泛开展业务的只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上海远东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两三家公司。 而且国内企业普遍还未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很多企业到国际上融资时,没有国际上著名的评级机构的评级,其融资成本提高了将近上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峡工程。此外,银行作为信用评级的主要对象,我国的商业银行还并未充分认识到信用评级的作用。许多商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百姓对中央ZF的信任之上。 可见,信用评估业在我国经过10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是“襁褓中的婴儿”,仍有一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邬润扬认为中国评级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评级机构虽然都与ZF进行了“脱钩?,但评级行业“混业经营?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评级活动的独立性;评估指标体系比较混乱;评级业务范围狭窄;立法滞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评估结果利用效率比例低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一些特殊行业管理松弛所导致的数据失真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评级活动的客观性。评级主要根据的是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评级对象能否适应外部环境和发挥内在优势最终都集中在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因此财务因素分析在评级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上,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表现象非常严重,必然影响着评级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状况难以适应融入国际经济体的需要。其中,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是最大的问题。有关数据表明,我国企业间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5%,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这一比例仅为0.25%至0.5%。尽管上海已有数百人率先拥有资信公司作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但与我国近13 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可以说,我国的个人信用仍然是一片“盲区”。 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评级业在处理好内部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行业的发展趋势,才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特别是网络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更加融为一体,这为全球各地区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和机会,同时,也使国际范围内的金融风险呈现全球化的趋势。信用风险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在全球蔓延和扩展。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已经不再把防范金融风险看成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事情了。 迪拉沙里指出,全球评级事业发展的趋势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信用评级活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国际著名评级机构不再仅仅局限于在本土开展业务,而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且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评级机构努力实现在评级技术、公司管理等方面与所在国家和地区实行对接。在过去的几年中,标准普尔、穆迪等国际性的大公司开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评级业务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统一。目前金融机构评级、债券评级成为许多评级机构共同的业务范围,许多评级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各自富有极强竞争力的专业特色。 三是评级活动艺术化与科学化的统一。随着统计学、会计学、逻辑学以及模糊数学的研究成果在评级业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评级业务越来越呈现“科学?的色彩。 他同时认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发展态势决定着中国信用评级业必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 出路何在 站在入世的门槛上不禁要思考一下:中国评级业如何才能跟得上金融风险日益加剧的需要呢?有医治中国评级业的灵丹妙药吗? 迪拉沙里认为,中国的评级业要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信用评级体系要在“三个结合”上做文章: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先进评级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结合。 其次,要尊重评级规律,建立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依靠专业技术和内部管理来保证其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它不应该受到ZF、企事业单位和被评级对象的干预。ZF的作用限定在这样几个方面比较适中:一是规定信用评级的“准入?条件,严格规定评级机构的资格;二是在经过严格选择的情况下,由ZF认可一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用于资本市场的管理,是促进评级行业发展的重要方法。三是对评级机构也要实施“退出机制?。 此外,ZF积极支持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工作。今后评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主管部门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信用评级。银行在资本运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公开进行评级将对它们产生压力,促使银行运作的规范,对百姓负责;尽快出台《债券管理办法》。因为企业债券评级也是信用评级的主体业务;有关ZF部门要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加强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的建设。 最后,评级机构之间要加强协作,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评级行业是目前国内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小的行业,从业人数少、机构杂、主管机构不明确、缺乏行业管理体系是这个行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评级机构要加强合作,共同就规范行业秩序、完善评级技术体系、提高评级业务水平、加强行业自律以及加强与ZF机构之间的沟通等方面进行磋商,共同维护和培育这个特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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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业作为揭示资本市场风险,为以投资者为主体的各个社会层面提供服务的专业性社会机构,已日益成为ZF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主要助手。在风险全球化与风险控制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其价值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信用评估业在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此,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慧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F itch)主席迪拉沙里和其在华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CEO邬润扬。 中国评级业是个初生的婴儿 据介绍,信用评级业的主要业务是企业债券评级。在国外资本市场,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旗鼓相当,甚至债券还要超过股票。但是我国债券融资仅占百分之零点零几,去年发行的企业债券不足170个亿,评级公司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随着业务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过大浪淘沙,当初人民银行批准的评级机构有9家,而如今还在广泛开展业务的只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上海远东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两三家公司。 而且国内企业普遍还未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很多企业到国际上融资时,没有国际上著名的评级机构的评级,其融资成本提高了将近上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峡工程。此外,银行作为信用评级的主要对象,我国的商业银行还并未充分认识到信用评级的作用。许多商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百姓对中央ZF的信任之上。 可见,信用评估业在我国经过10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是“襁褓中的婴儿”,仍有一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邬润扬认为中国评级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评级机构虽然都与ZF进行了“脱钩?,但评级行业“混业经营?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评级活动的独立性;评估指标体系比较混乱;评级业务范围狭窄;立法滞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评估结果利用效率比例低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一些特殊行业管理松弛所导致的数据失真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评级活动的客观性。评级主要根据的是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评级对象能否适应外部环境和发挥内在优势最终都集中在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因此财务因素分析在评级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上,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表现象非常严重,必然影响着评级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状况难以适应融入国际经济体的需要。其中,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是最大的问题。有关数据表明,我国企业间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5%,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这一比例仅为0.25%至0.5%。尽管上海已有数百人率先拥有资信公司作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但与我国近13 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可以说,我国的个人信用仍然是一片“盲区”。 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评级业在处理好内部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行业的发展趋势,才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特别是网络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更加融为一体,这为全球各地区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和机会,同时,也使国际范围内的金融风险呈现全球化的趋势。信用风险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在全球蔓延和扩展。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已经不再把防范金融风险看成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事情了。 迪拉沙里指出,全球评级事业发展的趋势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信用评级活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国际著名评级机构不再仅仅局限于在本土开展业务,而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且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评级机构努力实现在评级技术、公司管理等方面与所在国家和地区实行对接。在过去的几年中,标准普尔、穆迪等国际性的大公司开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评级业务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统一。目前金融机构评级、债券评级成为许多评级机构共同的业务范围,许多评级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各自富有极强竞争力的专业特色。 三是评级活动艺术化与科学化的统一。随着统计学、会计学、逻辑学以及模糊数学的研究成果在评级业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评级业务越来越呈现“科学?的色彩。 他同时认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发展态势决定着中国信用评级业必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 出路何在 站在入世的门槛上不禁要思考一下:中国评级业如何才能跟得上金融风险日益加剧的需要呢?有医治中国评级业的灵丹妙药吗? 迪拉沙里认为,中国的评级业要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信用评级体系要在“三个结合”上做文章: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先进评级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结合。 其次,要尊重评级规律,建立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依靠专业技术和内部管理来保证其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它不应该受到ZF、企事业单位和被评级对象的干预。ZF的作用限定在这样几个方面比较适中:一是规定信用评级的“准入?条件,严格规定评级机构的资格;二是在经过严格选择的情况下,由ZF认可一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用于资本市场的管理,是促进评级行业发展的重要方法。三是对评级机构也要实施“退出机制?。 此外,ZF积极支持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工作。今后评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主管部门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信用评级。银行在资本运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公开进行评级将对它们产生压力,促使银行运作的规范,对百姓负责;尽快出台《债券管理办法》。因为企业债券评级也是信用评级的主体业务;有关ZF部门要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加强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的建设。 最后,评级机构之间要加强协作,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评级行业是目前国内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小的行业,从业人数少、机构杂、主管机构不明确、缺乏行业管理体系是这个行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评级机构要加强合作,共同就规范行业秩序、完善评级技术体系、提高评级业务水平、加强行业自律以及加强与ZF机构之间的沟通等方面进行磋商,共同维护和培育这个特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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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0 22:13:18
这一行业作为揭示资本市场风险,为以投资者为主体的各个社会层面提供服务的专业性社会机构,已日益成为ZF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主要助手。在风险全球化与风险控制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其价值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信用评估业在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此,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慧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F itch)主席迪拉沙里和其在华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CEO邬润扬。 中国评级业是个初生的婴儿 据介绍,信用评级业的主要业务是企业债券评级。在国外资本市场,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旗鼓相当,甚至债券还要超过股票。但是我国债券融资仅占百分之零点零几,去年发行的企业债券不足170个亿,评级公司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随着业务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过大浪淘沙,当初人民银行批准的评级机构有9家,而如今还在广泛开展业务的只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上海远东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两三家公司。 而且国内企业普遍还未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很多企业到国际上融资时,没有国际上著名的评级机构的评级,其融资成本提高了将近上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峡工程。此外,银行作为信用评级的主要对象,我国的商业银行还并未充分认识到信用评级的作用。许多商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百姓对中央ZF的信任之上。 可见,信用评估业在我国经过10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是“襁褓中的婴儿”,仍有一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邬润扬认为中国评级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评级机构虽然都与ZF进行了“脱钩?,但评级行业“混业经营?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评级活动的独立性;评估指标体系比较混乱;评级业务范围狭窄;立法滞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评估结果利用效率比例低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一些特殊行业管理松弛所导致的数据失真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评级活动的客观性。评级主要根据的是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评级对象能否适应外部环境和发挥内在优势最终都集中在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因此财务因素分析在评级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上,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表现象非常严重,必然影响着评级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状况难以适应融入国际经济体的需要。其中,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是最大的问题。有关数据表明,我国企业间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5%,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这一比例仅为0.25%至0.5%。尽管上海已有数百人率先拥有资信公司作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但与我国近13 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可以说,我国的个人信用仍然是一片“盲区”。 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评级业在处理好内部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行业的发展趋势,才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特别是网络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更加融为一体,这为全球各地区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和机会,同时,也使国际范围内的金融风险呈现全球化的趋势。信用风险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在全球蔓延和扩展。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已经不再把防范金融风险看成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事情了。 迪拉沙里指出,全球评级事业发展的趋势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信用评级活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国际著名评级机构不再仅仅局限于在本土开展业务,而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且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评级机构努力实现在评级技术、公司管理等方面与所在国家和地区实行对接。在过去的几年中,标准普尔、穆迪等国际性的大公司开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评级业务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统一。目前金融机构评级、债券评级成为许多评级机构共同的业务范围,许多评级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各自富有极强竞争力的专业特色。 三是评级活动艺术化与科学化的统一。随着统计学、会计学、逻辑学以及模糊数学的研究成果在评级业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评级业务越来越呈现“科学?的色彩。 他同时认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发展态势决定着中国信用评级业必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 出路何在 站在入世的门槛上不禁要思考一下:中国评级业如何才能跟得上金融风险日益加剧的需要呢?有医治中国评级业的灵丹妙药吗? 迪拉沙里认为,中国的评级业要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信用评级体系要在“三个结合”上做文章: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先进评级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结合。 其次,要尊重评级规律,建立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依靠专业技术和内部管理来保证其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它不应该受到ZF、企事业单位和被评级对象的干预。ZF的作用限定在这样几个方面比较适中:一是规定信用评级的“准入?条件,严格规定评级机构的资格;二是在经过严格选择的情况下,由ZF认可一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用于资本市场的管理,是促进评级行业发展的重要方法。三是对评级机构也要实施“退出机制?。 此外,ZF积极支持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工作。今后评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主管部门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信用评级。银行在资本运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公开进行评级将对它们产生压力,促使银行运作的规范,对百姓负责;尽快出台《债券管理办法》。因为企业债券评级也是信用评级的主体业务;有关ZF部门要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加强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的建设。 最后,评级机构之间要加强协作,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评级行业是目前国内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小的行业,从业人数少、机构杂、主管机构不明确、缺乏行业管理体系是这个行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评级机构要加强合作,共同就规范行业秩序、完善评级技术体系、提高评级业务水平、加强行业自律以及加强与ZF机构之间的沟通等方面进行磋商,共同维护和培育这个特殊行业。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财经时事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from^^uid=96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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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难,这种评级行业关键看市场认可度,特别是团队的专业分析能力很重要。就靠大公?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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