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情势的分析上升到宏观层面，那么左和右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其实左和右的问题用国际标准看不很复杂，世界上大多数的两党制国家，基本上都是一左一右：左派一般主张平等，主张国家干预，主张大ZF；右派一般主张自由，主张市场竞争，主张小ZF。各国基本上都是左右两党轮流执政，这几年向右走几步，过几年再向左转一点，社会在左左右右中保持微妙的平衡，不至于偏离正确的航线。

乍看上去，中国似乎也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最近两位领导隔空论战，立场鲜明，单从这个现象看，我党的党内民主算是有成绩的。

可中国左和右的问题又特别纠结。每次和一些朋友聊天，很多时候陷入这样的苦恼：大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既一致又不一致，总是纠纠缠缠，难以说清。比如腐败问题，比如社会不公问题，大家都深恶痛绝，可给出的药方却完全不同，甚至大家的语言体系都各不相同，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我一直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天看到熊培云在书中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底线，我心想，这大概就是问题的所在吧。

我们看其他国家的左右两派，尽管政见各有不同，但都尊重和遵守一些共同的底线，使得各自的对话基本保持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不至于产生“鸡同鸭讲”的现象。在我看来，这些底线有以下三项（当然也可能有四项、五项，不同的总结方法有不同的结论）：

一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任何人和组织的侵犯，比如财产权，我家的房子不能别人说拆就给拆了；比如嘴巴和耳朵的自由，不能你不爱听就不允许我说话，不能你爱听的就强迫我也必须爱听。

二是民主选举投票制度。任何人和组织都不能未经授权就随随便便就说自己的意志是“人民的呼声”，也不能随随便便说自己是“人民的选择”,就算曾经是，人民的选择权也不能只有一次。

三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国家发生了大事情，普通人都有知道的权利，你不能捂着盖着不让我知道真相，也不能总是忽悠我说是老天爷的错（比如雷电什么的）；不能出了事情只向领导汇报不向民众通报，也不能几个人在小黑屋里面一商量就把事情办了（想起前不久在堪培拉参观澳大利亚的议会大厦，其参众两院日常开会完全对外开放，民众和游客可随时参观，聆听政见，甚至可以用鼓掌和嘘声表示支持和反对）。

在以上几条底线的基础上，左和右的不同政见与分歧就可以在技术层面加以解决。可惜的是，以上这几条底线在中国都很难被遵守，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具体问题无法被具体分析，左右之争被掺入太多其他性质的内容（如爱国与卖国之类），所以只能是对方支持的我反对，对方反对的我赞成。于是许多治理问题被浑水摸鱼为民间问题，体制矛盾被偷换概念为阶层矛盾，权力得以在民众与民众的对立与冲突中渔翁得利。

以国际标准来看，我对自己是左是右其实还不太确定，你问我更喜欢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我的答案也许是奥巴马。可是，在左右问题特别纠结的中国，在反对继续改革甚至主张回到过去的人面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离底线更近一些的人站在一起。

当然有更聪明的处理方式，比如熊培云提出的“上下”视角。抛弃左右的立场，换一种眼光看，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上下问题，是权力对权利的倾轧问题。前不久微博上对动车事件的种种质疑与批评，正是民间声音和个体权利对以铁道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高高在上”“眼睛向上看”“政绩为上”“漠视个体”“漠视生命”等治理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抗。这种反抗，跟做蛋糕和分蛋糕可没有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