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投资与人民币汇率

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汇率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决定因素及贸易带来的诸方面影响；二是依托于贸易理论新进展对组织、契约与贸易之间关系进行的探究；三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效应分析；四是对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方面，东南大学邱斌和尹威发现制造业出口总体上存在本土市场效应；细分贸易模式后的分析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中显著存在,在加工贸易中不显著。[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学锋和熊平建立二元边际框架，认为无论在多边层次还是在双边层次,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很小。[2]天津财经大学施炳展进一步在三元边际框架下发现中国出口产品数量增长速度最快,广度增长速度次之,，而价格对出口增长几乎没有贡献。[3]中山大学鲁晓东和武汉大学赵奇伟认为，中国出口处于低效率状态,说明其所受的人为贸易阻力较大,随着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善,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4]

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决定因素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张杰等发现,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激励了本土企业的出口，而外资企业出口并不受到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外资企业利用了中国迅速成长的本土市场需求空间，可能会制约本土市场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5]中国人民大学张杰等指出，无论东、中、西部，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行业出口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各不相同。[6]南开大学黄玖立和冼国明指出，由于资金供给的偏向性,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信贷相对密集的地区出口优势较弱,但FDI能够有效缓解这一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出口。[7]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学者们结合最新理论和现实热点，从生产率、环境、集聚等多个领域进行探讨。特别是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方面，学者们还存在争议。中南财经政法学院李小平和卢现祥认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2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2排放量,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8]厦门大学彭水军和刘安平认为，整体而言,中国的出口品比进口品更"清洁",参与国际贸易对中国污染减排是有利的,从而"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9]但也存在相反的观点，根据张友国的计算结果,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碳的净输出国，贸易含碳量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贸易规模的增长带来的。[10]南开大学党玉婷认为，通过对外贸易我国正在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11]

组织、契约与贸易成为近年来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内学者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针对中国的研究。山东大学刘庆林等人认为，中国参与生产分割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效果在不同贸易形式及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12]中国人民大学张杰等人认为外包条件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并不必然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条件制约了外包与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13]南开大学文东伟和冼国明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但增长迅速，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增长迅速，高于几乎全部其他国家和地区。[14]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认为，国际服务和实物外包与能源利用效率呈"U"型关系,国际外包达到一定水平后将会对能源利用效率产生正面的作用,并且对不同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从长期看,国际外包对提高制造业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正向作用,这意味着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国际外包活动。[15]

南开大学李坤望和厦门大学王永进认为，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较强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产品。[16] 南开大学盛丹和厦门大学王永进的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进行FDI，契约执行效率对地区FDI分布差异具有显著影响。[17]浙江财经学院茹玉骢等的研究也表明，包括合约实施效率在内的制度环境改善是地区外资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前提。[18]

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生产率、收入分配和环境的效应，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南开大学张宇认为，外资依存度的提高会因"收入漏出"效应导致东道国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但FDI的技术溢出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不利影响。[19]武汉科技学院王滨认为，FDI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横向和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为正,且在统计上均非常显著。[20]湖南商学院傅元海等人指出，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正面作用，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能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但小于技术转移产生的作用。[21]宁波大学钟昌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中国产生地区内溢出,也产生地区间溢出,外资在某一地区的投资不仅刺激和提升了本地区生产率绩效,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其它地区生产率的改进。[22] 南开大学邵敏和黄玖立认为，1998年至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23]浙江工商大学许冰提出了路径收敛设计建模方法，认为缩小东中西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首先在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改变国内资本从挤出到挤入效应,而不在于其所引发的技术效应。[24]中南大学颜伟和湖南商学院刘冬荣证明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拉大中国地区差距、强化二元经济特征、加剧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失衡。[25]南开大学包群等论证了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的一般情形下,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环境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其中外商投资的部门流向具有重要作用。[26]

2010年，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汇率对贸易及产业发展的影响，二是分析汇率变动并探究决定机制。在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及产业的影响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尧成等人认为贸易收支弹性理论在我国基本成立,而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我国贸易差额存在明显但有修正的J曲线效应。[27]对外经贸大学孙华妤和潘红宇则未发现名义汇率与贸易差额有正向关系,指出中国ZF无法依靠"操纵人民币汇率",令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28]山东大学韩青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并未显著影响了出口需求,但却显著抑制了中国的出口供给。[29]深圳大学胡东梅等人认为，汇制改革对部分出口厂商的定价行为确实产生了影响，边际成本和汇率变化是影响出口价格的重要因素，但两者对不同商品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别。[30]湖南大学胡宗义和刘亦文认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各行业进出口量的增长具有缩小效应,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依然会使制造业各行业产值有所上升。[3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存在非对称性，贬值对进口价格存在较高的传递效应,而升值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小，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幅越大,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越大。[32]

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决定机制方面，福州大学的黄志刚和陈晓杰认为，将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幅度限制由0.3%扩大至0.5%是合理的、必要的， 0.5%的日波幅限制就是近似的现阶段的汇率波动弹性空间,即现阶段将汇率日波动幅度限制在0.5%的水平基本合理、够用,汇率的弹性良好。[33]福州大学林斌认为，中央银行干预的信号效应在缓慢增强而资产流动效应则逐渐弱化，在其考察期内央行干预的资产存货效应并未发挥出资产组合分析法提出的稳定汇率的作用,但其效力有逐步体现的趋势。[34]中央财经大学黄昌利指出，1994年以来,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对外贸易持续失衡、ZF支出上升是正向影响实际有效汇率的决定因素;而相对于美国的中国货币供求状况则起着负向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失调程度近年来趋弱,但在2008年之后一度出现"高估"。[35]浙江工商大学曹伟和西南财经大学倪克勤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总体呈现动态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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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斌、尹威：《中国制造业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2] 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3] 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4] 鲁晓东、赵奇伟：《中国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5]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6] 张杰、李勇、刘志彪：《制度对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层面4分位行业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7] 黄玖立、冼国明：《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

[8] 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排放》，《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9] 彭水军、刘安平：《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

[10]张友国，《国际贸易含碳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11]党玉婷：《中国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全球视角下投入产出技术矩阵的环境赤字测算》，《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12] 刘庆林、高越、韩军伟：《国际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3] 张杰、李勇、刘志彪：《外包与技术转移:基于发展中国家异质性模仿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14] 文东伟、冼国明：《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与出口增长》，《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

[15] 干春晖、贺书锋、汪丽：《中国制造业国际外包与能源利用效率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16] 李坤望、王永进：《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4期

[17] 盛丹、王永进：《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18] 茹玉骢、金祥荣、张利风：《合约实施效率、外资产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

[19] 张宇：《空间经济视角下的外资依赖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20] 王滨：《FDI技术溢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1999～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1] 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22]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23] 邵敏、黄玖立：《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24]许冰：《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产出效应——基于路径收敛设计的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5] 颜伟、刘冬荣：《外商直接投资加剧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

[26] 包群、陈媛媛、宋立刚：《外商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吗?》，《世界经济》2010年第1期

[27] 刘尧成、周继忠、徐晓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28] 孙华妤、潘红宇：《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可能与现实》，《世界经济》2010年第10期

[29] 韩青，《汇率波动与国际贸易量的不确定性关系——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

[30] 胡冬梅、郑尊信、潘世明：《汇率传递与出口商品价格决定:基于深圳港2000～2008年高度分解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6期

[31] 胡宗义、刘亦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动态CGE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32] 曹伟、倪克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基于非对称性视角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

[33] 黄志刚、陈晓杰：《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空间评估》，《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34]林斌：《中央银行最优干预下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于信号效应、资产流动效应和资产存货效应的动态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8期

[35] 黄昌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决定:1994～2009》，《金融研究》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