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包括产业结构）领域的新进展

2010年，高校经济学界对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的成因和影响；二是技术创新与演化；三是市场结构与ZF管制；四是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产业集聚的成因和影响一直是理论界近几年来讨论的热点。复旦大学的范剑勇和谢强强尝试从本地市场效应解释产业集聚的成因，并在经验上证实了这种效应的存在。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在产业集聚的同时，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会扩大，从而进一步指出，通过给予沿海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公平、公正的对待，沿海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可以协调发展。[①]中山大学王珺和杨本建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视角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发现：在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周围不易形成集群；而在出资人控制的企业周围更容易形成集群。[②]香港大学的陆毅和李冬娅以及浙江大学方琦璐和陈熹运用中国数据实证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规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分解发现，相较于企业数量，企业规模能带来更大的集聚效应。[③]南开大学的王永进、李坤望和盛丹考察了契约制度对产业集聚影响的微观机制，发现契约制度对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④]

技术创新与演化问题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暨南大学的王然、汕头大学的燕波和暨南大学的邓伟根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技术渠道产生的 FDI 前向关联效应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不同，其中基于研发外溢的FDI前向关联显著提高了下游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基于技术升级的 FDI 前向关联的作用则并不明显；FDI后向关联不利于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清晰的产权制度会进一步强化 FDI 前向关联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会削弱FDI 后向关联产生的负面影响。[⑤]西安理工大学的杨屹和薛惠娟研究发现：投入能力、 配置能力、支撑能力及产出能力对不同区域产业的影响有明显差异，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各项能力的均衡匹配。[⑥]东南大学徐康宁和冯伟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从而形成内生化的产业升级道路。[⑦]江西财经大学的卢福财和华东交通大学的罗瑞荣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第二产业人力资源是第二产业产业内分工高度的直接影响原因；其中，人力资源质量因子对产业内分工高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源数量因子对产业内分工高度具有负向影响。[⑧]浙江大学的黄先海和杨高举研究发现：199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高，但是仍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并且传统的出口总额统计法下，总过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被高估。[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曲玥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但是在短期和阶段性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吸纳人口就业仍有重要作用。[⑩]

对市场结构与ZF管制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易靖韬和赵锦兰利用调查数据发现图书出版产业市场结构、战略、行为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出版企业的资源质量、创新行为、 产品决策等因素显著影响其最终市场绩效;而出版企业的资源规模以及出版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壁垒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对其市场绩效的影响程度则很弱。[11]山东大学的杨蕙馨和山东经济学院的冯文娜研究发现合作性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垄断程度的提高，这种组织形式对不同市场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12]南开大学邵全权实证研究了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对寿险产业组织的影响，发现:我国寿险市场已经开始进入有序竞争；以 FD I衡量的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寿险公司的竞争行为正相关,与市场份额、绩效正相关,但影响程度正在弱化；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和寿险公司竞争活动、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体现为替代关系。[13]厦门大学王永进和南开大学盛丹考察了ZF管制影响行业出口依存度的微观机制和作用渠道，发现ZF管制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 外商投资则缓解了ZF管制带来的制度扭曲, 并充当了内资企业 “保护伞”, 从而促进了制度依赖型行业出口依存度的上升。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是行业出口依存度的重要解释因素。另外,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的改善也有利于提高产业出口依存度, 但显著性不高。[14]

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也是2011年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得李春顶发现在中国出口企业中,存在“生产率悖论”，，其生产率均值普遍低于内销型企业，并从加工贸易企业大量存在这一角度给予了解释。[15]中山大学的张公嵬和梁琦通过对制造业TFP研究发现出口和集聚的相互作用削弱了对TFP增长的影响，但是出口显著促进了TFP增长，集聚对TFP也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是制造业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影响因素。[16]南京大学的叶蓁研究发现“出口干中学效应”通过市场规模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另外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间产权制度安排、集聚效应的差异也是导致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的原因之一,“出口干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7]

[①]范剑勇、谢强强：《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王珺、杨本建：《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产业集群的形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③] 陆毅、李冬娅、方琦璐、陈熹：《产业集聚与企业规模——来自中国的证据》，《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

[④] 王永进、李坤望、盛丹：《契约制度与产业集聚_基于中国的理论及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0年第1期。

[⑤] 王然、燕波、邓伟根：《FDI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机制_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1期。

[⑥] 杨屹、薛惠娟：《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性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1期。

[⑦] 徐康宁、冯伟：《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内生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1期。

[⑧]卢福财、罗瑞荣：《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高度与人力资源的关系——以中国第二产业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

[⑨] 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_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

[⑩] 曲玥：《制造业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分析_基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6期。

[11] 易靖韬、赵锦兰：《图书出版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财贸经济》，2010年第5期

[12] 杨蕙馨、冯文娜：《合作性竞争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基于全球汽车产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13] 邵全权：《开放程度、竞争行为对中国寿险业产业组织的影响》，《产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4] 王永进，盛丹：《ZF管制_外商投资与我国行业出口依存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5] 李春顶：《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

[16] 张公嵬、梁琦：《出口、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2期。

[17] 叶蓁：《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财贸经济》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