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开放增长经验显示，在大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成长阶段，经济增长过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这使得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产出增长转换为用实际购买力衡量国内总收入（GDI）时，有所减少——因此，从贸易条件和福利损益角度看，增长过快并不划算。一国贸易条件指该国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率。如特定年份一国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下降即贸易条件恶化，则表示一国需要出口更多产出品才能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与上年同样数量外国物品，或者出口与去年相同数量物品仅能交换到较少量外国商品——这意味着一国国民福利相对损失；反之，特定时期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则表示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改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2009年外，2001-2010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23%，年均下降约两个百分点。同时，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涨落关联，即增长偏快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在开放成长特定阶段，贸易条件不利变化难以完全避免；但通过提高总需求管理水平减少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则是可以并且应当谋求的改进。
贸易条件不利变动，导致直接和隐含福利损失。从数字来看，最高为2010年8000多亿元，其次2008年达到4800多亿元；从损失占GDP比例最高值来看，2010年最高位2.2%，其次为2004年1.6%。过去十年福利影响占GDP比例损益相抵之后，累计损失9.46%。
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中国2008年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超过3个百分点国民总收入损失，十年累计损失近9个百分点国民总收入。
由于度量技术和数据来源方面原因，福利影响年度变动结果有相当差异。不过二者结果均显示：过去近十年来，贸易条件变动造成中国经济总量年均接近1%的福利损失。
也就是说，由于贸易条件不利变动，每年国内产出增长近一个百分点，被动转移给国外贸易伙伴。
上述贸易条件不利变动中大部分趋势性因素，可能与中国特定阶段经济增长特点有关：大国快速追赶阶段，不同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推动这些部门国际相对竞争力提升，对这些具有比较优势部门出口品价格构成抑制性压力。
另一方面，快速追赶伴随城市化工业化高速推进，推高各类原料、能源等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增量大国”需求快速扩张，与这些部门产出供给短中期弹性较小，以及某些大宗商品供应方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相结合，客观上构成推高进口价格较快增长的合力作用。
由此，过去十多年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增长速度差异呈现“喇叭口”形状，派生出中国现阶段贸易条件不利变动的基本轨迹。贸易条件朝不利方向变动，可谓“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大国开放成长特定阶段难以回避的困难。当然，由于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中国“劳动要素贸易条件”实际大幅改进，说明选择开放发展道路对中国根本有利。
从宏观经济分析角度而言，需要重视贸易条件变动同时与总需求涨落因素有关。观察中国宏观周期与贸易条件变动关系，可以发现国内宏观经济过度扩张，会对贸易条件恶化发挥推波助澜作用。货币与总需求扩张派生实体经济扩张并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大国效应推动价格上涨和贸易条件恶化。
就“货币扩张—实体经济扩张—进口数量增长—国外商品价格上升—中国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变动”传导链条而言，除个别环节统计证据显著度不高，绝大部分传导机制都存在相当程度经验证据支持。我们把上述货币和总需求扩张通过传导效应导致自我不利的福利影响，称作大国开放经济的“飞去来器效应”。
上述结果具有常识性政策含义：经济增长是好事，但是应管好货币，防止总需求过度扩张。即便在封闭小国假设下，过度扩张也会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收入分配等方面消极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开放大国，过度扩张还会通过贸易条件变动，从而导致国民福利不必要损失。
目前，中国宏观形势特点在于，早先超强刺激政策后果的宏调政策正在产生效果。入夏以来重要宏观数据走势出现分化。在外部经济联系方面，宏调政策阶段性结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从年初负值回升到6、7月分别为260亿美元和278以美元相对高位。
顺差额近来较快回升，主要原因应是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后进口数量回落，可能也与经济放缓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导致贸易条件对我有利变动有关。实施宏调政策治理通胀，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也伴随一定程度国际收入转移对我有利变动。
对宏观形势和政策而言，无疑应主要立足总供求、通胀等基本变量状态和走势加以评判；同时，对中国这样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也需适当考虑本文讨论的“增长过快不划算”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