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等
两大部类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不算服务业，第一部类就是重工业，第二部类就是轻工业。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相等。劳动价值等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在不发生价值转形的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不发生变化，所以只要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相等，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必然相等。下面做个证明。

价值转形只能发生在两大部类的内部。举例说，A商品的产量过高，超过市场需求，价格就低了，所以它的剩余价值就转移了；B商品的产量过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价格就高了，所以它就接受了A商品转移的剩余价值。价值转形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投资，它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按照价值转形理论，转形前后的总剩余价值不发生变化。

两大部类之间有交易。第二部类用自己的剩余价值交换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第二部类减少自己的剩余价值，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也相等减少。如果发生价值转形，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要相应增加。第一部类减少和增加的都是一个值，它的价格并不发生变化，说明价值转形根本没有发生。

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劳动力价值）相等，剩余价值也必然相等。于是，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必然相等。

2、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相等
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在公式中，资本有机构成等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两大部类的价值，除了可变资本创造的，其它统统都是不变资本转移来的。此时，剩余价值其实就是不变资本。

这里采用马克思经典的价值公式，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并且假定剩余价值全部转化成投资。切记不能用另外一个价值公式，W=C+V+M。后者存在时间的重复计算，只能用于一些特定的场合。

既然不变资本就是剩余价值，那么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即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必然相等。

3、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等于静态投资回收期的2倍
既然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所以在工业技术的发展早期，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肯定很低，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也肯定很低。这个时候，第一部类要按照较低的剩余价值率，分配两大部类的生产资料。我们假设，这个生产资料就是设备。这样，第一部类分配到的设备就很少，第二部类分配到的设备就很多。

设备就是生产能力。分到较少设备的工厂，产量的增长率就低，分到较多设备的工厂，产量的增长率就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第二部类跑得比第一部类快。第二部类跑得越快，它要求第一部类为它提供的设备就越多。但是，由于第一部类跑得慢，导致第二部类的设备供应的缺口越来越大。表面上看，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足够了，但是第一部类无法提供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对等的劳动力价值。

这样，第二部类跑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停顿下来，等待第一部类的脚步。跑得快的背后，是它们的资本利润率（收益率）高，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由资本利润率较高的第二部类领跑，然后再由资本利润率较低的第一部类接棒。第二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先高后低，是优先投资的对象；第一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先低后高，是下一轮的投资对象。

当第一部类开始投资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开始扩张，呈现出一种投资旺盛的景象；当第二部类开始投资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开始停顿，呈现出一种投资萧条的景象。此时，经济呈现出一种高潮和低潮交替的周期性波动。从上一次的低潮到下一次的低潮，要经过第二部类和第一部类两轮的投资周期。这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静态投资回收期的2倍。在19世纪，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10年，它说明19世纪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5年。也就是说，19世纪的资本利润率要略高于我们今天的资本利润率。

4、剩余价值率必须是100%
生产效率总归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资本有机构成也是越来越高的。当资本有机构成达到100%的时候，第一部类要平分设备给两大部类，所以两大部类呈现均衡增长的势头。直到资本有机构成大大高于100%的时候，一种新型的经济危机出现。这种新型的经济危机，就是肇始于美国的那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无论是深度和广度，它都是传统的经济危机无法比拟的。在这之前，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平稳过渡了五十年。

传统的经济危机，没有产能过剩，只有周期性的波动，它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并不大。当资本有机构成大于100%的时候，第一部类跑得越来越快，第二部类就跟不上了。整个社会的产能提升的幅度，要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增长幅度。这个时候，就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产品过剩。那么给劳动者提高工资可不可行呢？不可行，你给劳动者提高工资，但是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变化，第一部类始终还是要比第二部类跑的快。

这个时候，凯恩斯就给美国ZF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扩大ZF的公共开支。既然你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过剩了，那么ZF用债务或者其它的方式，把这些过剩的产品买下来不就可以了吗？虽然凯恩斯并没有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机理，但是这个政策确实解决了当时存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实要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要采用凯恩斯的建议，而且凯恩斯的建议也不是最好的建议。首先，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必须保证100%，两大部类才可能平分设备，才能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其次，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相等的，所以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也必然是100%。

第二部类效率提高后，操作第一部类提供的全部设备的一半，就要不了那么多人了，我们需要把第二部类节省下来的劳动力，转移到那些不需要这些设备的部门中去，简单说，就是转移到服务部门去。我们把第二部类分成轻工业和服务业。由于技术进步，轻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一直不断提高。但是，只要这些节省下来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第二部类的劳动力就没有流失，它的剩余价值率依然可以维持在100%。

马克思曾经说过，服务业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服务业的价值来源于制造业的剩余价值，其实就是指制造业的效率提高之后，节省的劳动力价值就变成了制造业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了。我们把历年的这个新剩余价值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服务业的价值。随着现代的科技的发展，轻工业无论如何都跟不上重工业的脚步，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些不需要使用设备的服务业转移。

5、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平均设备制造周期的2倍
假设只有两种设备，重工业设备和轻工业设备。重工业的设备能生产重工业和轻工业两种设备。再假设每台设备只由1个工人操作，这个工人需要用现有的设备，把他需要制造的该设备的每个零部件加工出来，然后再组装成新设备。每生产2台设备，重工业只能留一台，这样重工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2台设备的制造周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其实就是重工业的1台设备平均要花6年的时间，才能再生产出来两台设备。除了设备，重工业还要盖厂房。1个设备工人能用6年的时间生产2台设备，说明留给建筑工人的建筑工期就是6年。这6年的时间内，建筑工人必须同时完成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厂房建设。每当1台设备生产出来的时候，厂房也比须同期交工。这样，厂房的建设工期就是3年。

有没有办法压缩静态投资回收期呢？有，我们可以把比较复杂的设备，分解成较为简单的设备，每个人只操作一台较为简单的设备，所以它的制造周期就缩短了。仅仅压缩设备的制造周期是不够的，厂房的建设周期也要压缩。然而，关键的设备，在技术的限制下，很难做结构的进一步简化。既然关键设备的制造周期压缩不到每台3年以下，其它设备的压缩意义也就不大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压缩静态投资回收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当一个国家失去人口红利的时候，6年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再意味着这个国家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用6年的时间进行了新一轮的产品更新换代。即用6年的时间，把全部的旧设备换成新设备。何以见得产品5年换一代就一定比6年换一代，更加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