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人的假设出发，我不会给地铁里需要帮助的人让座，因为根据我效用最大化函数的要求，我不可能让自己在漫漫的上下班途中忍着疲劳、辛苦，背着大包，站立一个小时，这不符合理论人的要求，任何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也不会这么做，看我周边和我一样坐在座位上的乘客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一旁的年青人低着头，忙碌着打着手机，另外一旁的乘客在假装小憩，对刚上来抱孩子的妇女视而不见。

        我本来不会给那位女士让座，因为我是一位理性的人，假如把乘坐地铁看成消费的话，我会尽量选择舒适而实现自己的效用。但是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座位让给了那位需要帮助的女士，而且我身上还背着大包，手中还拿着书本。

       我至于这么做，不是经济学中的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在乘坐地铁消费的函数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消费函数，这个消费函数则是利他的消费函数，我能理解那位女士不能得到座位的苦衷，因为我也曾经像她一样带着孩子乘坐过公交车和地铁，这使我能完全体会到没有座位带来的不便，而且，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也有责任承担这一位任务，虽然不见得我的思想境界有多高深，可是在通往大学城的地铁上，如果一个大学老师不去让座的话，那么其他的更可能不会，这两种约束使我的利他消费函数成为了现实和可能，在这个消费函数中，我也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那就是当我让出座位的同时收到谢谢的那一瞬间的满足，还有在地铁中站立时对周围人群的藐视，在此刻，我还是一位理性的消费者。

       至于周围的人为什么没有让座，可能是让座的行让没有使他们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毕竟能体会到带孩子那位女士的困难，除了耳听目视之外，更多还是要亲身躬行，还有做到让座还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无论是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还是来自于社会的惯例习俗，都需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因此，如果大家都习惯了把让座当成效应最大化的消费，还需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当然，如果这种为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约定的惯例，那么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会进步很多。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两种消费行为没有一定关系的基础之上，如果把两种效应联系在一起，即如果让座的效用的收益小于乘坐座位的收益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实在太疲劳，贡献出座位让我有太多的损失，即使我的行业获得肯定和赞扬也不能弥补我失去座位的损失，那么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