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看法都比较经典.

但是,这种修复“纽拉特船”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啊?照这样的速度也许还没等所有的问题修复完呢,这条船也许就已经沉默了啊

制度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可以分别探讨：

我倒是觉得中国的制度总量来说已经够多的了，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党和国家的照顾而制定许许多多的法律、规章、制度、条例等。有人说：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后果更严重。这在现阶段有所体现。所以中国目前最需要完善的是制度的实施机制，也就是怎么解决执法难的老大难问题。

另外，我窃认为中国仍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在正式规则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非正式规则就大行其道，也就是所谓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我个人觉得我国的很多制度本身其实是可以的，也是比较完备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或者即使执行也是选择性执行，所以导致对制度的质疑。其实我们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一种让制度得到有效执行的环境，或者说是制度平台

经常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以政代法，以权代法的显现还很普遍。在行政权力大于立法权利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困境。能指望制度权利有效解决行政权利吗？

中国缺乏法制的传统吗？

处在系统中的同类结构是要解决系统本身的问题，似乎还有很多路要走。

我们期望更大的解决问题的空间，除了制度我们还有什么呢？

结论：制度缺失，而且是结构性缺失

观点：

就像四楼（红色蟑螂）说的，我国的制度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和政治体制转型相结合的渐进式过程。

制度的有效性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制度会有失效的时候；或者在某一时刻存在着一些无效的制度。

在这些情况下，就应该进行制度改变、调整或者变革。

就我国来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似乎一直在做的经济制度的调整，政治制度的调整呢？两者的调整速度或者频率哪个快呢？（保证政治稳定是部分原因）我想大家都清楚。所以，这就势必导致了制度的结构性缺失。有很好的例子，经过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敢提出政治制度改革？？

由于学识有限，我提不出解决方法。还得继续学习。

制度的实施在人，有好的制度，人不执行也无可奈何。现在，有法不依的现象也不少见。即使建立了监督制度，监督者不行使监督权利，又当如何？

什么叫中国？什么叫制度？什么叫缺失？具体是哪类具体的经济现象呢？老实说，能把握这样“大”问题的人有几个呢，我们把握得了吗？这样的空谈，只能得出泛泛，无用的结论。

这一点正是说明了，制度永远都处于“欠缺”状态，永远都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足够”。

以经典的囚徒困境来说，制度也许正是大家想实现增进集体福利的“理性选择”而诞生的。有两种方式促成囚徒困境的突破，1是长期反复的博弈之后，人们形成攻守同盟的信用信念，进而成为非正式规则；2是“黑手党”组织的出现，提供正式的约束制度，改变博弈的支付结构。然而，由于这两种方式都是依赖于第三方的力量，短期利益毕竟也是利益，违背攻守同盟仍然可能被选择。但是，上述两类制度的出现，的确降低了囚徒困境发生的可能性，因为其增加了背信弃义的成本。

制度永远不可能完备且完美。因为，一则制定、执行本身需要成本，社会可以说要不惜代价的打击犯罪，但社会不会真的不惜代价的打击犯罪。二则制度试图扭转的造成集体福利损失的行为选择，其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制度成本的存在，必然影响其对自我实施动机的约束力度。但，除了诉诸于不断完善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而就我国的情况，所谓“好的法制，好的监督制度”不能执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这些制度本身尚且不能被定义为“好”。司法尚不独立，何谈“好”呢。

我记得几年前关于赖昌兴是否该被遣返回国的司法辩论中，我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公开承诺不会判赖死刑。而这个政府承诺，却使得司法辩论近乎陷入困境，因为对方质疑1、政府怎么可以承诺是否该被判死刑，这是法院的职责，不是政府的；2、如果政府的承诺可信，司法就不是独立的，审判还能公允吗。如果政府的承诺不可信，政府做出承诺的意义何在；3、嫌疑人尚且未进行审理，政府怎么就能说及是否要判处死刑的问题，即使是法院委托政府进行这样的承诺（可以委托吗）。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制距离“好”还很远。

经常的，我们用制度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制度问题，总感觉道理昭昭，可实际上却糊里糊涂，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宪法定位为制度的最高点，那么就是高点到低点转换的不完全。宪法是功能性的，我们经常这样说“。。的目地”“。。功能”“为了。。。”。宪法的实现是结构性的。这就需要我们一个功能与结构的转换，换句化说，实现的法律是能够解释宪法的。因而，制度的重新组织定向就是中国制度问题的关键之一。

会的，道理很简单，当制度不再是稀缺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无所不在，但有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喘不过气的时候，比如我们身体不太好。